河北
参考来源：《胡兰成_百度百科》《今生今世》《梁漱溟往来书信集》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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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19日清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雾气还未散去。一艘名为"汉阳"的货轮悄然离港，船头指向东北方向，目的地是日本横滨。
船舱深处的货物堆里，藏着一个戴礼帽的中年男子。他蜷缩在狭小的空间中，身上只穿着一件旧长衫，手腕上还戴着一枚金戒指。这是他身上最值钱的东西了。
男子叫胡兰成，原名胡积蕊，浙江绍兴嵊县人，今年44岁。这个名字，在1945年之前曾经响彻上海滩，但现在听到这个名字的人，恐怕都恨不得离他远远的。
半年前的3月，胡兰成还在温州的瓯海中学当教员，每月拿着微薄的薪水，过着小心翼翼的日子。
那时候，他化名张嘉仪，字玉川，没人知道这个斯文的教书先生，就是曾经在汪精卫政权里担任宣传部副部长的大汉奸。
3月初，他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信是学者梁漱溟寄来的，字里行间透着北京的消息。
这封信让胡兰成看到了一线希望——如果能搭上梁漱溟这条线，说不定真能在北京谋个差事，光明正大地重新做人。
带着这样的念想，他离开了藏身五年的温州，经杭州到上海。原本计划在上海停留几天后就北上，没想到在上海的几天经历，让他彻底改变了主意。
他看透了一件事，一件关乎生死的事。于是他掉头南下，经广州逃往香港，最终踏上这艘偷渡的货船，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土地。
船在海上颠簸前行。胡兰成闭着眼睛，脑海中不断回放着这半年来的经历。从满怀希望到心灰意冷，从准备北上到仓皇南逃，这短短半年，他经历了人生最大的转折。
【一】温州五年的隐居岁月
要说这段逃亡的起点，还得从1945年说起。
那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遍全国。举国上下一片欢腾，鞭炮声、锣鼓声响彻云霄。老百姓走上街头庆祝，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
可是对胡兰成来说，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他当时在武汉汉口办《大楚报》，听到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跑。他很清楚自己这几年干的事，够枪毙好几回了。
胡兰成祖籍浙江绍兴嵊县，年轻时在燕京大学旁听过课程，擅长写作。1937年，他在《柳州日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引起汪精卫的注意。
上海沦陷后，他到香港的《南华日报》任职主笔。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府，胡兰成被陈璧君推荐，成为汪精卫的侍从秘书。
1940年，伪政府正式成立，胡兰成担任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
他写过很多为日本侵略辩护的文章，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那篇《战难，和亦不易》，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鼓吹投降。这些文章给他带来了荣华富贵，也给他钉上了汉奸的标签。
日本投降后，胡兰成开始了逃亡生涯。他先从武汉回到上海，藏在虹口日本侨民家中。9月22日，他离开上海逃往浙江，经杭州到绍兴，又转到诸暨乡间的斯家躲藏。
斯家的主人斯颂德是胡兰成在惠兰中学读书时的同窗，两人关系不错。
不过斯颂德已经去世了，家里还有一位姨太太叫范秀美。范秀美是个寡妇，为人精明能干，把家里的小旅馆经营得有声有色。
胡兰成在斯家躲了一段时间，范秀美看出这个读书人不简单，就提出送他去自己的娘家温州避难。1945年12月，两人从诸暨出发，一路翻山越岭。
从诸暨到温州有五百多里路，那时候交通不便，只能步行。一路上要经过很多山区，还要躲避国民政府的检查站。
长亭短亭，晓行暮宿。两个人并肩走在山路上，范秀美在前面带路，胡兰成跟在后面。走了十几天，到了丽水，离温州城只有一百多里了。
在丽水的小旅店里，两人住在同一间房。孤男寡女，相处日久，自然生出了情愫。胡兰成后来在《今生今世》里写道，这是因为感激，男女之间的感激，最终只能以身相许。
就这样，到温州之前，两人已经结为夫妇。到了温州，范秀美把胡兰成安排在自己娘家的小旅馆里住下。对外说是外地来避难的亲戚，名叫张嘉仪。
在温州的头一年，胡兰成深居简出，很少外出。他每天待在旅馆的阁楼里写作，有时候去附近的图书馆看书。
饿了就让范秀美送饭上来，从不在外面的饭馆吃饭。晚上也不敢点灯太晚，怕引起邻居注意。
1946年，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算汉奸运动。很多汪伪政权的人员被抓捕审判，一些高级官员被判处死刑。胡兰成听到这些消息，更是战战兢兢，连门都不敢出。
不过人总不能一直这样躲着。1946年下半年，胡兰成开始尝试在温州建立一些社会关系。
他常去温州的图书馆看书，有一次在《温州日报》上看到一首署名"刘景晨"的五言旧诗，觉得很有意境。他也和了一首诗，投稿到报社，很快就刊登出来了。
这首诗引起了刘景晨的注意。刘景晨是温州的文化名人，前清时当过县令，后来在厦门大学当过教授。
民国时期很多官员都是他的学生，在温州很有威望。他看到有人能和自己的诗，而且和得不错，就很想认识这个人。
后来报纸上登了刘景晨举办书画展的消息，胡兰成专门去了展览现场。在那里，他第一次见到了这位白须飘飘的老先生。两人聊了几句，很是投机。
过了几天，胡兰成备了一份薄礼，登门拜访刘景晨。老先生住在温州城里的一座老宅子里，院子里种着几棵梅树。胡兰成进门后，恭恭敬敬地向老先生行礼，称呼他为刘先生。
刘景晨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觉得他谈吐不俗，见识广博。
两人从诗词聊到历史，从历史聊到时局，相谈甚欢。胡兰成很会说话，几句话就说到老先生心坎里去了。临走时，刘景晨还送了他一幅字。
这幅字胡兰成拿回去裱好挂在房间里，就像护身符一样。在温州，有刘景晨这样的名人认可，等于有了一层保护。
过了一段时间，刘景晨主动提出，可以介绍他去温州中学教书。
胡兰成装作为难的样子，说自己的学历证明在战乱中丢失了，恐怕不够资格。刘景晨摆摆手说，这不是问题，浙江教育厅长是我的学生，我去说一声就行。
就这样，1946年底，胡兰成进入温州中学，成为一名国文教员。他教的是高中的国文课，每周有十几节课。学生们都觉得这位张老师讲课很有意思，古文讲得透彻，作文也批改得认真。
白天教书，晚上写作。在温州的这几年，胡兰成完成了好几部作品。
他写了《武汉记》，记录自己在武汉办报的经历；写了《山河岁月》，回顾中国历史和文化。这些文章都是用繁体字写在稿纸上，一笔一画，工工整整。
1947年，胡兰成开始用化名"张玉川"给北京的学者梁漱溟写信。
梁漱溟当时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是著名的新儒家代表人物，社会地位很高。胡兰成在信中与梁漱溟讨论佛学和文化问题，字里行间显示出深厚的学养。
梁漱溟看了他的信，觉得这个"张玉川"很有见地，就回信与他探讨。两人就这样开始了通信往来。
胡兰成在信中时不时透露出想找个教职的意思，说自己在温州教书，收入微薄，生活艰难，希望能有机会到更好的地方发展。
梁漱溟对他的学问很赞赏，但对于介绍工作的事，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不过胡兰成并不气馁，继续保持通信，等待机会。
1949年，国内局势发生巨大变化。11月，重庆解放，梁漱溟接到邀请前往北京。12月底，梁漱溟离开重庆，1950年1月抵达北京，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这个消息传到温州，胡兰成心里一动。梁漱溟去了北京，身份地位更高了，如果能通过他在北京谋个差事，那自己就能摆脱汉奸的阴影，重新做人了。
【二】梁漱溟的来信与北上的念头
1950年初，温州的冬天格外寒冷。瓯海中学的一学期结束了，期末考试已经完成，学生们都放假回家了。
胡兰成还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这是一间不大的房间，靠窗放着一张书桌，桌上堆满了书籍和稿纸。墙上挂着刘景晨送的那幅字，字写的是"静以修身"四个大字。
1月底的一天，胡兰成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梁漱溟从北京寄来的信，还附带了一些书籍。
信不长，主要是说自己已经到北京工作了，北京的情况如何如何，现在正在参加各种会议，了解新的形势。
梁漱溟在信中提到，北京现在很需要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有学问、懂文化的知识分子。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建设，希望各地的知识分子都能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胡兰成反复读这封信，觉得字里行间透着机会。梁漱溟说北京需要人才，是不是暗示自己也可以去北京发展？虽然信里没有明说，但他觉得这是个信号。
第二天，胡兰成就给梁漱溟回信。他在信中说，听说北京现在很好，很想去看看。然后话锋一转，写道："先生在京如有学校方面或其他职业可以介绍，晚可即时来京。"
这话说得很直白了，就是问梁漱溟能不能给他介绍工作。写完这封信，胡兰成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梁漱溟会怎么回复。
等回信的这段时间，胡兰成每天都去学校的传达室问，有没有自己的信件。传达室的老师都觉得奇怪，这位张老师怎么这么着急等信。
2月中旬，梁漱溟的回信来了。胡兰成拿到信，手都有点发抖。他回到房间，关上门，坐在书桌前，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
信里梁漱溟的态度比较模糊。他说北京确实在进行建设，各方面都需要人才。但是具体能不能安排工作，他没有说死。信的最后一句是：如有机会，自当相告。
这句话让胡兰成看到了希望。"如有机会，自当相告"，这不就是说还有可能吗？他把这句话理解为梁漱溟在为他留意机会，只是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位置。
就在这个时候，学校突然通知他，下学期不再续聘。校长找他谈话，说得很委婉，说学校要调整师资，他的课程下学期由其他老师来上。
胡兰成心里明白，这是被辞退了。虽然校长没有明说原因，但他猜测可能是有人查到了他的真实身份。温州毕竟是个小地方，他在这里住了五年，知道他底细的人越来越多。
被学校辞退，对胡兰成来说反而是个契机。反正在温州也待不下去了，不如趁这个机会去北京碰碰运气。
梁漱溟虽然没有明确答应给他找工作，但至少没有拒绝。而且去北京还可以见见世面，了解一下新政权的情况。
胡兰成开始收拾行李。他没有多少东西，几件换洗衣服，一些书籍和手稿，还有那幅刘景晨送的字。他把字卷起来，用布包好，准备带在路上。
临行前，他去见了范秀美。范秀美听说他要去北京，很是担心。
她劝他不要去，说现在外面到处在抓汉奸，他出去太危险了。胡兰成安慰她说，自己不会有事的，有梁漱溟这样的大人物照应，应该没问题。
范秀美拿不定主意，只好给他准备了一些路费。她从床底下的木箱里翻出一些银元和纸币，都是这几年攒下来的。胡兰成推辞了几次，最后还是收下了。
3月初的一个早晨，胡兰成提着一只小皮箱，离开了温州。他先坐船到杭州，打算在杭州停留几天，拜访一些故人，然后再北上。
【三】杭州上海的见闻
轮船在瓯江上行驶，两岸是连绵的青山。胡兰成站在船舷边，看着渐渐远去的温州城，心里百感交集。
这个藏身五年的地方，给了他庇护，也让他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现在要离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回来。
船行了一天一夜，到了杭州。杭州的三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西湖边的柳树发出新芽，游人如织。胡兰成下了船，找了家便宜的客栈住下。
在杭州，他要办几件事。一是去见范秀美，范秀美在温州还有个同姓的姐妹住在杭州；二是拜访马一浮，马一浮是国学大师，见他可以为自己增加一些文化人的身份；三是去浙江大学看望夏承焘，夏承焘是词学专家，两人之前有过书信往来。
第一站，胡兰成先去见了范秀美的那位姐妹，姓斯，大家都叫她斯太太。斯太太住在杭州城里的一条小巷子里，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
见到胡兰成，斯太太很客气，留他吃了顿饭。饭桌上，胡兰成说自己要去北京发展，斯太太连连点头，说读书人就该到大城市去。
吃完饭，胡兰成提出要去拜访马一浮。斯太太说，马一浮先生住在城西的蒋庄，路有点远，要走一个多小时。胡兰成说不怕远，一定要去拜访。
第二天上午，胡兰成带着一份礼物，步行去蒋庄。蒋庄是一座幽静的园林，里面种满了竹子和梅花。马一浮住在园子深处的一座小楼里，楼前有个池塘，池塘里养着几尾金鱼。
胡兰成在门口通报姓名，说是从温州来的张玉川，仰慕先生已久，特来拜访。仆人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出来说，先生请进。
马一浮当时已经70岁了，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他坐在书房里，面前摆着一本《四书》。看到胡兰成进来，他点点头示意坐下。
两人客套了几句，马一浮问他是做什么的。胡兰成说自己在温州教书，教国文。马一浮又问他读过哪些书，胡兰成一一作答，从《诗经》说到宋明理学，显示出扎实的国学功底。
马一浮听了，微微点头，说年轻人有学问是好事。不过他话不多，谈了半个多小时就说自己要休息了。胡兰成知趣地告辞，临走时马一浮送了他一本自己写的书。
从蒋庄出来，胡兰成心里有些失望。他本来想通过拜访马一浮建立联系，以后好有个照应，没想到马一浮只是礼节性地接待了他，并没有深交的意思。
第三天，胡兰成去浙江大学找夏承焘。夏承焘是词学研究的权威，在学术界很有地位。两人之前通过信，夏承焘对"张玉川"的学问颇有好感。
见面后，夏承焘很热情，请他在办公室坐下，还让学生泡了茶。两人聊起词学，又谈到时局。聊着聊着，胡兰成提到自己准备去北京发展。
夏承焘听了，眉头微微一皱，问他去北京做什么。胡兰成说，梁漱溟先生在北京，可能会给自己安排个教职。他还说自己有时候会去大学做学术演讲什么的。
夏承焘听了这话，心里起了疑心。他对这个"张玉川"其实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在温州教书，文章写得不错。现在听他说要去北京当官，还要做学术演讲，觉得有些吹嘘的成分。
回去后，夏承焘在日记里写道：今日张嘉仪来访，言去北京，有职位云云。又称月写六千字可养家，时去大学讲学。不知所写所讲是何种学术也？
这段日记，透露出夏承焘对胡兰成的怀疑。一个在温州教中学的老师，怎么可能到北京去做学术演讲？这话说得太不靠谱了。
在杭州待了三天，胡兰成继续前往上海。从杭州到上海，坐火车只要几个小时。火车沿着铁路线前行，窗外的景色从山区变成平原，从农田变成工厂。
到上海时是下午。胡兰成提着皮箱走出火车站，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恍惚。
上海还是那个上海，黄浦江边的轮船汽笛声，南京路上的人流，外滩的高楼大厦，一切都没有变。但又好像什么都变了。
街道两边张贴着很多标语，内容都是关于建设新中国、清除反革命分子之类的。马路上巡逻的人比以前多了很多，不时有人查验行人的证件。整个城市的气氛，比五年前他离开时紧张了许多。
胡兰成拦了辆黄包车，报了个地址。黄包车夫拉着车，穿过一条条弄堂，最后停在一座老洋房门前。这里是熊剑东的家。
熊剑东是胡兰成在汪伪政权时期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不过熊剑东已经去世了，家里只有熊太太。胡兰成按响门铃，熊太太开门看到他，愣了一下，然后赶紧把他让进屋。
进屋后，熊太太告诉他，上海这段时间在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抓了不少人。她劝胡兰成不要在上海久留，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胡兰成说自己准备去北京，有梁漱溟照应应该没问题。熊太太摇摇头，说现在形势这么紧张，去北京也不一定安全。
安顿下来后，胡兰成想去找张爱玲。他和张爱玲1944年结婚，后来因为他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张爱玲在1947年写信提出分手。
虽然已经分手三年了，但胡兰成还是想去见见她，说不定能重归于好。
爱丁顿公寓在静安寺附近，是一栋六层楼的西式建筑。胡兰成走到楼下，抬头看着六楼的窗户。那里曾经是他和张爱玲的家，他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短暂的美好时光。
他上楼走到门前，敲了敲门。没有人应答。他又敲了几次，还是没有动静。隔壁的邻居探出头来，告诉他这家人已经搬走了，搬去哪里不知道。
胡兰成站在紧闭的房门前，心里五味杂陈。张爱玲走了，连个招呼都没打。他们之间的缘分，彻底结束了。
回到熊家，已经是傍晚时分。熊太太做了几个简单的菜，两人坐下来吃饭。吃饭时，有人敲门。熊太太去开门，进来一个中年男子，正是邹平凡。
邹平凡也是汪伪政权的旧人，曾担任过第29军军长。日本投降后，他向重庆方面投降，后来又逃到上海。看到胡兰成，邹平凡很高兴，两人坐下来聊了很久。
聊着聊着，话题转到了前途问题。邹平凡说，现在国内形势对他们这些人很不利，继续留在上海迟早会出事。他建议胡兰成一起想办法离开。
胡兰成说自己原本打算去北京，但现在看上海的情况，去北京恐怕也不安全。邹平凡说，不如去香港，从香港可以想办法去台湾或者其他地方。
这个提议让胡兰成心动了。在上海的这几天，他已经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抓捕反革命分子的新闻，街上到处是检查站。像他这样的汉奸，一旦被查出来，肯定死路一条。
梁漱溟虽然在北京，但梁漱溟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一旦身份暴露，梁漱溟也保不住他，说不定还会划清界限。
在上海的第四天晚上，胡兰成躺在熊家的客房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传来巡夜人的脚步声，一下一下，像敲在心上。
他脑子里反复回想着这几天的见闻。杭州的马一浮对他爱答不理，夏承焘在背后怀疑他吹牛。上海街头到处是标语，到处是检查站。
报纸上每天都在报道镇压反革命的消息，那些被抓的人里面，有不少是汪伪政权的旧人。
躺在床上，胡兰成感到一阵冷汗从背上冒出来。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一件让他毛骨悚然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