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毛岸英回韶山，杨开慧的母亲一个劲问：爸爸呢？弟弟呢？

1950年5月的一个闷热午后，长沙清水塘老屋的门再次被推开。院中竹影摇晃，向振熙已九旬，拄着拐杖却依旧习惯守着那条青石板路。二十多年，她几乎天天站在门口，盼望三个外孙的身影能突然出现。那天，久别重逢真的发生，率先踏进门槛的是身着军装、眉眼坚定的毛岸英。

老人愣住几秒才回过神，抖着手摸上他的脸：“岸英？真是岸英？”短暂确认后，泪水顺着皱纹滑落。院里只有知了声，气氛却压得人说不出话。老人忽然抓紧外孙的手，略显急促地追问：“爸爸呢？弟弟呢？”这一连串问题，让刚从京城赶来的毛岸英胸口猛地一紧，他只得柔声回答：“爸爸身体挺好，岸青在北京养病。”寥寥数语，已拼尽全力。

向振熙的执念并非一时冲动。从1930年杨开慧就义到长沙解放，她在丧女与失联的双重痛苦中熬过十四个春秋。邻里常见她披星戴月去板仓祖坟烧纸，又在灯下给外孙缝补旧衣，仿佛孩子下一刻就能推门而入。有人劝她看开些，她摇头，轻声一句：“孩子们得回来。”

追溯更早，1890年代的平江，向振熙与杨昌济成婚，琴瑟和鸣也饱尝坎坷。丈夫十年东瀛求学，她肩挑家事独自教养儿女。洪灾那年，她把仅剩的稻谷捧给难民；板仓的孤寡老人咳喘难安，她吩咐五岁的杨开慧送柴米。善意就这样被孩子记住，又在后来白色恐怖里化作宁死不屈的勇气。

1920年，杨昌济病逝，北京寒风里刚成亲的毛泽东和杨开慧扶柩南归。向振熙一边料理葬礼，一边替年轻夫妇挡下闲言。清水塘的夜晚，她常点一盏煤油灯，为女儿守着那支秘密电台。长沙城外枪声骤紧时，她又带着三个外孙辗转躲避。艰难岁月锻出了这位湘嫂子看似柔弱实则铁骨的性子。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于刑场高呼“革命必胜”后倒下。向振熙听到噩耗，当即昏厥。她强忍悲痛把三个孩子秘密送往上海，却很快失去联络。毛岸英带着弟弟流落租界街头，一度靠捡煤渣充饥。阴差阳错，他们被地下党转送苏联，直到抗战末期才再与父亲取得联系。

抗战胜利，解放战争又起。长沙易手几度，向振熙搬了又搬，只守着女婿寄来的那封“开慧之死，百身莫赎”。1949年夏，她在街头听到喇叭里播报“北平和平解放”，回到屋里抚摸信纸，嘴里轻轻念：“润之成功了，孩子们该能回家了。”

然而新中国建立后，麻烦并未远去。大量“亲戚求助”涌向北京，连带一些陌生名目。毛泽东担心滑向“人情关”，更怕伤了乡亲情谊，犯难之际，毛岸英主动请求回乡，“把情况解释清楚，也看看外婆。”父子商议一夜，次日便定下行程。

长沙的重逢虽短，却包含太多压抑与思念。毛岸英陪向振熙坐在堂前，慢慢讲起父亲的工作、自己当翻译随军入朝准备、弟弟的恢复。老人听得很认真，偶尔低头抹泪，又怕外孙看见，忙转身整理茶杯。临别前，她把一只缝了又缝的小布包塞进岸英行囊，“外婆没啥值钱东西，就几双你娘给你绣的鞋垫，别嫌旧。”岸英咬紧牙关，郑重敬了军礼。

六周后，朝鲜半岛战火骤燃。11月25日清晨，长津湖上空升起的浓烟，带走了年仅28岁的毛岸英。噩耗送到中南海，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儿子为国尽忠，这是理所应当。”消息被层层缓冲才传到长沙。有人劝暂且不告诉老人，但向振熙还是在冬夜听闻。她没哭，只让侄子扶她坐下，盯着门外黑夜自言自语：“大孙也走了……”

1960年，毛岸青遵父嘱托带着贺礼回长沙为外婆祝寿。那天板仓鞭炮声连成一片，老寿星却提起岸英，问一句“他什么时候回来吃团圆饭？”岸青的眼圈当场就红了。两年后，向振熙安然辞世。送殡当日，乡亲挤满山道。简易灵车前，杨开慧的墓碑已重新粉刷，碑座处新镌两个字——“同穴”。毛泽东从外地赶不回，只寄去五百元稿费，并附手书：“一家人，无人是客。”

有人感慨，向振熙的一生，几乎把晚清、民国、新中国三段大风浪都走了遍。她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却用极平实的方式守住了一个革命家庭的火种。偶尔有人问，向振熙究竟图什么？答案其实很简单：盼子女平安，盼国家安定。至于个人福祉，她从未列入心事。

如今站在清水塘旧址，仍能看到那扇木门，门槛已磨得光滑。熟悉这一段往事的老人说，门口位置正对湘江，方便看人影。或许，这就是一个母亲最朴素的坚持：眼睛要向那条归途，心也要向那条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