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茅盾先生诞辰130周年：茅盾与中捷文学交流

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有四封中国著名作家于20世纪50年代写给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普实克的信件，四封信的写信人分别为丁玲（1951年10月）、茅盾（1954年1月7日）、田间（1954年10月）与萧三（1952年7月15日），前三封为1982年普实克夫人奥丽加·普实科娃通过中国驻捷使馆转交。信件由外交部信使带回国交给中国作家协会，随后被转交到中国现代文学馆永久收藏。另外一封萧三致普实克的信则为萧三妻子叶华捐赠。四封信中茅盾写给普实克的为公函，信纸上有“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公用笺”字样。

捷克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Jaroslav Prusek 1906.9.14—1980.4.7）是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代第一位著名汉学家，他精通汉语，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50年代一直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和茅盾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结识了，茅盾称他“对中捷文化交流有巨大的贡献”（茅盾：《1959年10月25日致普实克信》，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38卷书信二集》）。

普实克不但自己热爱中国和中国的新文学，还积极带领学生致力于建设“布拉格学派”，在他不懈、出色的努力下，20世纪60年代捷克汉学成为世界汉学的重要分支。在这个过程中，普实克及其弟子与中国新文学作家积极交流、不断译介他们的作品，这四封书信犹如普实克建设布拉格学派这个学术重镇中洒落的几滴晶莹汗珠：茅盾感谢普实克赠送捷文版《鲁迅》；丁玲在信中感谢他寄来的捷文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萧三感谢普实克翻译他的诗歌，感谢他邀请自己去捷克社会科学院讲学（在萧三写作这封信后三个月多一点，海外唯一一家以鲁迅命名的图书馆——布拉格的鲁迅图书馆就正式开放了）。因工作关系，萧三曾长期在布拉格工作，笔者推测他因此和普实克相熟，故在信的结尾有“耑此即祝，您和尊夫人健康”字样；诗人田间则就普实克赠给他《毛泽东与中国新文学》表示感谢，并托人带去自己的短诗一册、照片两幅。普实克对学术研究的专注以及与中国作家们的亲切交往在这些书信中变得真实可感。

茅盾曾说要对普实克所做的“宝贵工作表示崇高的敬意”（茅盾：《1959年10月25日致普实克信》，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38卷书信二集》），这些宝贵工作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32年普实克来中国留学。1932年到1934年，他在中国待了近三年，接受了中国文化的熏陶。除了茅盾之外，他还结识了鲁迅、郭沫若、冰心、郑振铎等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后在1936年，他与人合译了鲁迅的《呐喊》为捷克文（1937年由布拉格人民文化出版社出版），鲁迅给他提供了照片和自序，并请冯雪峰专门撰写评论《鲁迅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给捷克译者写的几句话》来介绍这本小说。鲁迅认为中国与捷克斯洛伐克共通的地方在于“都曾经走过苦难的道路，现在还在走——一面寻求着光明。”（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这种共通性奠定了普实克与中国文学界交往的精神底色，他与中国左翼作家共同分享着一种要为民族命运顽强抗战的精神。

茅盾致普实克的公函（1954年1月7日），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1940年普实克写作的《中国——我的姐妹》出版了，正如书名所提示的，“中国在普实克的感知中不是异己，也非幻梦，而是一个与自身密切相关、需要不断去体认和关注的存在。”（唐利群：《我热爱这个国家——读雅罗斯拉夫·普实克〈中国——我的姐妹〉》，《国际汉学》）在1961至1963年间与美国汉学家夏志清的论争事件，也可以看出普实克对于中国左翼文学富有情怀的解读与他对中国深切的同情与理解、热情与体贴。

除了同为被欺辱的民族而天然建立起的亲近感，这种理解与体贴也离不开普实克与中国左翼作家们在人际交往中确立的情感联系。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行中，普实克通过跟沈从文的接触详细了解过丁玲，他认为丁玲是一位看重理想胜过生命的作家。后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是在普实克的关心下由奥古斯丁·巴拉特翻译为捷克文。信中丁玲提到她送给普实克近作一本，应是1951年6月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欧行散记》，里面最后一篇题为《保卫和平，争取和平！——旅捷日记》，讲述她1949年访捷见闻。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作家文库中有一本普实克写作的《解放中国的文学及其人民的传统》一书，这本书1953年出版，是签名本，由丁玲捐赠。1955年后，丁玲陷入人生低谷。根据周遵南的回忆，普实克曾委托自己的学生罗沃斯娜、米列娜等人打听丁玲的下落和联系方式，托他们向丁玲转达自己的问候和关切。（陈越：《普实克百年诞辰学术座谈会侧记》）

1949年中国和平代表团访问捷克斯洛伐克令中国作家与普实克的交谊更加深切。中国和平代表团团长是郭沫若，茅盾和丁玲是成员。普实克亲自陪同并担任翻译，长时间的面对面接触令普实克与后来成为新中国文化界执牛耳的代表团成员们结下了深厚情谊。（北塔：《“信”者“信史”也——茅盾书信研究》）捷克于1949年10月6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是欧洲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国家之一，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与新中国均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这种信仰和友谊的分享可在田间信中写的“敬爱的同志，这里我恳切地祝福你的健康和愉快”话语中瞥见端倪。这种友好状态一直持续到1968年，这几乎与茅盾担任文化部长（1949—1964）的时期重合。

普实克敬仰茅盾，他可以说是茅盾研究的拓荒者，认为茅盾是“当代中国最好的小说家”（[斯洛伐克]马立安·高利克：《茅盾与我》，万树玉译，《茅盾研究（第七辑）》）。1939年到1940年他翻译了《子夜》，只不过由于纳粹审查当时未能出版，1950年才以《暮色》为题由斯沃伯达出版社推出。在序言中，普实克写道：“我们可以说，除了中国现代最伟大作家鲁迅的现在已成为经典的这部作品，《子夜》是二次大战前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同上，第276页）

1950年12月至翌年2月，普实克率领捷克斯洛伐克文化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访问，此行受到了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等人的接见。回国时，“他带去了27000册中文图书”（朱伟华、王龙德：《捷克和斯洛伐克汉学的摇篮》，《世界著名学府查理大学》），正是此次访问的购书成为普实克于1952年10月24日在捷克科学东方研究所建设“鲁迅图书馆”得以开放的基础。1952年普实克调任布拉格东方研究所任所长，茅盾署名沈雁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的身份给普实克写信，感谢他赠送捷文版《鲁迅》一书。

1956年普实克再次率捷克斯洛伐克科学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并签订了第一个中捷科学文化协定。这个协定中有支持翻译和介绍中国新文学作品的计划。1957年普实克用捷文发表《茅盾的文学道路》，专门介绍茅盾的文学成就；1959年普实克的学生吴何翻译了茅盾的《腐蚀》，在后记中普实克称茅盾为“当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茅盾则回信给普实克：“请代我向吴何J.Vochala同志致意，由于他辛勤的劳动，使我的作品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读者们见面”（茅盾：《1959年10月25日致普实克信》，钟桂松主编，《茅盾全集第38卷书信二集》）；后来，普实克还介绍自己的学生到中国留学，其中加立克（又译高利克）选择以茅盾为研究对象。在一篇访谈中，加立克曾幸福地回忆：“我大概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得到茅盾本人指点、研究他作品的外国学生。”（杨治宜：《中国情铸五十秋——汉学家高利克访谈录》；杨慧玲，《文明互鉴 世界著名汉学家访谈录》）1960年1月底到2月初，普实克又率团来到中国，签订了第二个中捷科学文化协定。此行普实克还访问了苏州、无锡、杭州、绍兴等地。

在20世纪5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国家，于外交层面意义重大。当时在文化部长沈雁冰的引领下，中捷文学交流颇为频繁，这些珍贵的书信见证了这些交流。当然这也与普实克个人的努力分不开，他主张抒情与史诗的交汇构成文学发展的动力，并着重指出五四新文学和中国古典传统存在历史关联。他觉得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的历史功绩，并非主要体现在表达深刻思想，而是创造出更适宜展现现代社会生活及现代人感情思绪的新艺术形式。这些引人深思的独特看法，源于普实克对中国的同情式理解，而这种理解正是建立在他与中国作家因历史机缘而进行的频繁且深入的交往基础之上。

这批书信档案真切书写了红色中国对国外汉学家的感召力，也为20世纪50年代中捷两国的友谊立此存证，为我们还原当时的历史语境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丰富了诸多历史细节。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