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修建前，毛主席亲自奠基，周恩来：位置定下了吗

一九五八年五月一日清晨，天安门广场的天空泛起鱼肚白，灰瓦红墙在曦光里显出温润的光泽。几十万名群众自发赶来，只为见证一桩大事——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将揭去最后的面纱。锣鼓声、唢呐声此起彼伏，鲜花与旗帜构成了绵延数里的海洋。当红绸滑落，花岗岩巨碑通体泛着微光，八个金灿灿的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赫然映入眼帘。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有人摘下帽子高举过头，也有人默默抬头，眼眶发热。可是，若把时间拨回九年前，这块石碑最初如何选址、如何奠基、如何设计，却是一段不为所有人所熟知的曲折故事。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北平城灯火通明，政协第一届全会已进行到最后的议程。会场内外人声鼎沸，委员们辗转于讨论与表决之间。白天通过的那一纸“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只用了一刻钟便得全票赞成，却把随后的工务部门难住了：碑要建在何处？ 第二天就是九月三十日，不仅要举行奠基仪式，而且还要在各界面前拿出一个能服众的位置。选址小组那夜连草图都画了好几版，桌上满是圈圈叉叉，却迟迟定不下来。

凌晨时分，临时办公的灯还亮着。周恩来披着风衣走进屋里，落座就开门见山：“位置定下了吗？”据在场的北京建设局副局长赵鹏飞后来回忆，大家面面相觑。东单？八宝山？中轴线？众说纷纭。周恩来粗略翻了几页草图，又抬头望向窗外依稀可见的天安门城楼：“还是得让它站在全国人民的视线正中。”

天安门，这座明清以来的帝都正门，见证无数风云。对新生的共和国而言，这里更承载了“五四”呐喊、“一二·九”怒吼直至“三大战役”凯歌的历史积淀。放眼世界，几乎人人知道天安门，那就让纪念碑与城楼并立，让后人抬头便想到牺牲者——周恩来的思路，很快获得毛泽东、朱德等人认同。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下午，天安门广场上灯火将起未起，天边残阳把城墙镀成金红色。广场中轴线稍偏北处，四根木桩围起一小块空地，奠基石静静卧在中央。毛泽东率领政协代表乘车抵达，他迈下车，接过铁锨，在奠基石前铲下第一锹土。铁锨入地的那一瞬，全场寂静。朱德、刘少奇、宋庆龄、郭沫若等人随后排队铲土，场面庄重又简朴。有人悄悄数过，这位七十六岁的老人一生只为这一处建筑动手奠基，可见分量之重。

奠基石落地后，真正的难题才刚开始：碑体怎么设计？谁来书碑题？谁写碑文？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很快贴出征集公告：欢迎全国建筑师、雕塑家、工程师拿出方案。通知一出，信封如雪片飞来。不到两年，案头已堆起一百八十余份草图。有的提议做成方锥，有的喜欢群雕，有人甚至想把碑身掏空做展览馆，争论声不绝于耳。

设计专家组坐在一起审图，人多嘴杂。林徽因爽朗一句：“任何雕像都比不过八个大字震撼。”一锤定音，雕像方案被弃用，方向改为传统碑式，做“单体高耸、正面宣示”。梁思成身体抱恙，却拄着拐杖勉力上阵。他坚持三点：第一，台基要宽阔，群众能登；第二，碑身要挺拔，刚中带柔；第三，高度不能压过正阳门，也不能矮于天安门城楼。最后算法敲定：三七点九四米，一拳不多，一寸不少。

模型做出来了，摆哪儿？毛泽东批示干脆利落：“放到广场上让老百姓选。” 一九五一年国庆，三座尺缩模型静静陈列在奠基处，群众从长安街鱼贯而入，围观、拍照、指指点点。短短三天，统计表上清楚显示，梁思成方案得票最高——沉稳、端庄、易认。

碑身有了，下一个焦点落在文字。毛泽东早在通过决议那天夜里，就写了三段简短碑文，开头一句“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掷地有声。题词则更为简洁，“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字。问题来了，这八个字写了两稿：一稿略浑厚，一稿略俊逸。起初设计组想“拼字取优”，被书法家拒绝。最后决定保留第二稿，一气呵成的劲道完整保留。

碑文需行书还是颜体？彭真提议：“周总理的颜楷最合。”众人赞成。周恩来日程排得满满，但一口答应。此后近一个月，他每天黎明即起，在灯下伏案书写，屋里常飘着浓茶香。四十余幅完稿摊满桌面，他却仍不自满。一天，周恩来捧着厚厚一摞纸找到雕塑家刘开渠，笑问：“挑得出可用的没有？”刘开渠端详许久，选中其中一幅，并解释：“笔力稳，感情沉。”周恩来轻轻点头，把其他稿件收起，未再提及。

雕刻是技术活，也是细活。总参谋部测绘局把八个字放大到三米多高，字边毛刺密布。刘开渠用半尺长的狼毫蘸墨，一笔一画补线，确保与原笔迹无缝衔接。魏长青带领石工依样“打沙”，花岗岩皮被喷凿成“阴文”，笔画深达两厘米。镏金工艺接力跟上，金箔一层层贴覆，需做到肉眼看不出接缝。石工中有人感慨：“刻错一笔，可是往外削不了半毫米啊。”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三日，六十吨重的碑心石从福建运抵前门西站。朱德总司令到站台迎接，军乐队奏起《大刀进行曲》。装运时，工人将粗钢管垒成轨道，数百名解放军战士汗流浃背地滚动巨石，才一点点挪到广场中央。那年冬天的风格外硬，工地却昼夜有灯火，豆大的焊花像星星乱蹦。

碑体上部完成后，新的难题又来了——朝向。按照惯例，建筑应“坐北朝南”。梁思成初稿确实如此，可到了一九五四年国庆彩排，周恩来登楼俯瞰，突然皱眉：“群众从长安街进广场，看不到正面字。”旋即拍板：“掉头。”三十七米高的巨基若干天内被整体旋转一百八十度，成了全国唯一“坐南朝北”的碑。工程师回忆：“那几夜几乎没睡，生怕一推倾斜。”

位置也在调整。原先奠基点偏北，梁思成担心压缩前场空间，提出南移。赵冬日带人测量多次，最终把基坑往南一点八米定桩。这才形成如今南北居中、东西对称的格局，与之后修建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遥相呼应。

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碑心石吊装。陈志德吹响哨子，钢缆绷紧，数百吨吊车发出低沉轰鸣。石块缓缓升起，众人屏息。有人暗暗捏汗，万一偏差一厘米，整个工程要返工。十分钟后，巨石稳稳落槽，哨声再起，掌声与锣鼓交织。陈志德当场抹泪：“终于压在地上了。”

伴随外壁雕刻同步进行的，还有北面、南面浮雕的主题甄选。从虎门销烟到五四运动，从南昌起义到渡江战役，十幅历史场景凝结在石上。雕塑家们常常围着泥胎模型反复推敲线条与人物动作，有时为了一个袖口褶皱，整夜不眠推翻重来。刘开渠留下手稿：“不是做给今天看的，是做给百年、千年看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二日，工程正式收尾。毛泽东收到报告，只批了一句：“很好。”简单两个字，让施工队心里亮堂。九年心血，就此化作广场中央的巨大石构。毛泽东没有再亲自来现场，但他在书房窗前望向西北时，能看见那座灰白色方塔的顶端闪着阳光。

五月一日那天，朱德、彭真、聂荣臻、陈毅等人步入月台，跟领袖一起向烈士默哀三分钟。军号随后吹响，人群中传来低低的合唱：“前进！前进！前进！”几位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握拳举到肩头，眼含热泪。

此后几十年，天安门广场经历了无数重大时刻，国庆阅兵、迎接外国元首、万人合唱《东方红》……而那块花岗岩碑始终岿然不动。岁月在它身上留下些许风霜，金字却依旧明亮。每到清明或九月三十日，人们手捧白花，沿台基缓步而上，视线在碑文和浮雕之间往返，仿佛穿梭在百年风雷之中。有人在心里默念，也有人低声说：“您们看，我们没有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