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揭秘｜曾任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效廉不廉！敛财3068万，一审获刑12年！

编者按：从寒门学子到省委要员，从笔杆子到阶下囚——张效廉的人生轨迹，是一部权力异化的警示录。2025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判决，为这位曾任黑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的副省级官员画上了法治的句号。3068万余元的受贿金额，12年的有期徒刑，不仅是法律的裁决，更是对“两面人”政治表演的无情揭穿。让我们循着官方通报的脉络，还原一个“文化官员”的贪腐密码。

一、寒门逆袭与政治攀附：一个“笔杆子”的仕途跃升

1964年4月，张效廉出生在山东梁山的一个普通家庭。这个后来以《水浒传》故事闻名的地方，走出了一位靠文字起家的官员。1986年，他从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进入北京市委研究室，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笔杆子”生涯。

在官方通报中，张效廉的履历清晰地记录着这条上升曲线：北京市委研究室副处长、处长，丰台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北京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西城区区长，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2005年空降黑龙江担任省长助理，随后历任省商务厅厅长、牡丹江市委书记，2008年至2013年主掌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后转任省政协副主席，2018年卸任，2020年10月被查。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以“学者型官员”自居的宣传部部长，其仕途跃升背后藏着精心编织的政治攀附网络。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张效廉“违反政治纪律，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对抗组织审查”。在北大校友圈、北京市委研究室旧部、黑龙江任职期间的下属中，他刻意经营“小圈子”，将正常的同志关系异化为利益同盟。

一个细节颇具讽刺意味：张效廉在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期间，正是其理论文章高产期。他在《人民日报》《求是》等刊物发表多篇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学习体会，字里行间充满正气。然而，同一时期，他已开始利用分管文化产业的职权，为特定关系人在影视剧审批、文化项目补贴中大开绿灯。这种“台上讲廉、台下收钱”的两面派手法，成为其日后腐败的预演。

二、3068万的“文化生意”：宣传部长的权力变现术

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至2020年，张效廉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职务晋升、案件审判和执行等方面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068万余元。这个数字背后，是一整套隐蔽的“文化权力变现”机制。

案例一：影视剧审批中的“影子股东”——一笔300万的干股分红

在黑龙江主政宣传系统的五年，是张效廉权力寻租的“黄金期”。据法院判决披露，2009年至2012年间，他利用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便利，为某民营影视公司在电视剧发行许可、上星播出审批中提供帮助。作为回报，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给予张效廉“干股”，约定按项目利润的30%分红。

这笔交易的隐蔽性在于，双方从未签订书面协议，所有承诺均通过中间人转达，资金往来则通过多层转账完成。2011年，该公司一部古装电视剧在央视黄金档播出，张效廉亲自协调播出时段。剧集大获成功后，中间人在北京某高档茶室将300万元现金交给张效廉的“特定关系人”——其妻弟。这笔钱随后被用于购买北京某处房产，登记在妻弟名下。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剧播出期间，张效廉还在全省宣传文化系统会议上强调“要严把导向关、质量关，坚决抵制低俗化、商业化倾向”。这种“左手批项目、右手收黑钱”的操作，将宣传部门的导向管理权彻底异化为个人提款机。

案例二：文化工程招标中的“白手套”——一场精心设计的围标

2010年，黑龙江省启动“文化惠民工程”，计划投资数亿元建设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张效廉作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掌握着项目审批和资金拨付的实权。

据法院认定的事实，某建筑公司老板李某通过张效廉的北大校友牵线，在哈尔滨市某私人会所与其会面。席间，张效廉“不经意”提到自己儿子在英国留学费用高昂，李某心领神会。三个月后，李某控制的关联公司以围标方式中标三个县级文化馆建设项目，合同金额共计4200万元。

这笔交易的“技术处理”堪称精巧：李某并未直接送钱，而是以“借款”名义向张效廉儿子在英国的账户汇款150万英镑（折合人民币约1600万元），约定“学成后归还”。双方还伪造了一份借款协议，约定年利率2%，试图以民事借贷关系掩盖权钱交易本质。直到案发后，这笔“借款”分文未还，所谓的利息更无从谈起。

张效廉在庭审中辩称这是“正常的民间借贷”，但法院查明，李某的公司在随后几年连续中标多个文化工程项目，而张效廉儿子名下的伦敦房产，首付正是来自这笔“借款”。权力一旦成为“投资品”，所谓的“借款”不过是受贿的遮羞布。

三、从“雅好”到“雅贿”：文化官员的特殊腐败路径

与普通官员不同，张效廉的腐败带有鲜明的“文化精英”特征。他精通政策话语，善于将违纪违法行为包装成“文化创新”“产业扶持”，其腐败手段也因此更具迷惑性。

案例三：书画市场上的“权力期权”——一幅字画的十年变现

张效廉酷爱书法，自称“业余书法家”，其书法作品曾在黑龙江省多次展出。这一“雅好”成为其收受“雅贿”的通道。

据判决书记载，2005年，张效廉在北京某画廊结识书画商人王某。王某看中其仕途潜力，以每幅5000元的价格“订购”张效廉的“墨宝”，实际上这些字迹拙劣的书法作品从未进入市场流通。作为交换，王某请托张效廉为其朋友承揽北京市某文化场馆装修工程，张效廉通过向时任西城区建设部门负责人打招呼，使王某朋友顺利中标。

这笔交易的“期权”性质在于，双方约定“字画款”暂由王某保管，待张效廉退休后再“结算”。2018年张效廉卸任省政协副主席后，王某分三次将累计280万元以“购画款”名义转入张效廉指定账户。此时距离最初的那幅“墨宝”交付，已过去十三年。这种“延期支付”模式，既规避了任内的财产申报，又实现了权力的跨期变现。

法院在判决中明确指出，这种以“创作费”“润笔费”为名的交易，本质上是权钱交易的变种。张效廉的书法水平与所获“报酬”严重不符，交易双方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均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案例四：学术头衔背后的利益输送——一个“特聘教授”的百万年薪

2012年，张效廉推动黑龙江某高校设立“文化产业研究院”，并亲自担任名誉院长。他利用职权为该院争取省级财政专项资金500万元，随后引进某私营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据检方指控，该私营企业实际控制人赵某与张效廉约定，以“特聘教授”名义向张支付年薪，每年80万元，聘期五年。然而，张效廉从未在该校讲过一堂课、指导过一个学生，所谓的“学术研究”不过是将公开文件改头换面拼凑的几篇应景文章。这笔400万元的“学术报酬”，实际上是财政专项资金向私人账户的定向转移。

更具隐蔽性的是，该笔资金通过学校财务渠道发放，缴纳了个人所得税，形式上完全合法。直到巡视组进驻后调阅财务凭证，发现“特聘教授”的聘任程序未经学术委员会评议、授课记录为零，这一以“学术”为名的腐败链条才被揭开。

四、对抗审查的“技术流”：一个老宣传工的垂死挣扎

张效廉的腐败生涯持续二十年而未及时暴露，与其长期从事宣传工作的“专业背景”密切相关。他深知组织审查的重点方向，提前布局了多重防线。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张效廉“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具体手段包括：与其妻订立攻守同盟，将部分赃款转移至境外亲属名下；利用其掌握的宣传资源，打探巡视动向，提前统一口径；甚至通过特定关系人向审查人员行贿，试图干扰审查工作。

一个细节揭示了其对抗审查的“专业性”：2020年初，得知巡视组即将进驻黑龙江的消息后，张效廉紧急召集其“小圈子”成员在哈尔滨某私人庄园聚会，要求所有人“重温入党誓词”，实则统一口径。他传授的“经验”是：“组织问什么就答什么，没问的绝不主动说；涉及钱的问题，一律推到已去世的老领导身上；境外资产就说是子女合法收入。”

然而，这些精心设计的防线在组织审查面前不堪一击。2020年10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布张效廉接受审查调查。通报中“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的定性，正是对其经营“小圈子”对抗组织的直接回应。

五、权力失控的深层根源：从“文化精英”到“腐败分子”的异化逻辑

张效廉案的悲剧性，在于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草根贪官”。他有学历、有能力、有政绩，其腐败行为也不是简单的“见钱眼开”，而是经历了一个从“破纪”到“破法”、从“量变”到“质变”的渐进过程。剖析其堕落轨迹，至少有三重警示：

第一，“文化权力”的监督盲区。宣传文化系统的权力具有软性特征，项目审批、资金分配、评奖评审往往缺乏硬性标准，自由裁量权过大。张效廉正是利用这种“弹性空间”，将“导向把关”异化为“项目寻租”，将“文化扶持”异化为“利益输送”。当权力失去刚性约束，“文化精英”的外衣反而成为腐败的隐身衣。

第二，“学者型官员”的身份麻痹。张效廉长期以“专家”“学者”自居，其腐败行为也带有强烈的“自我合理化”色彩。他将收受书画贿赂视为“润笔之资”，将违规兼职取酬视为“知识变现”，将插手工程视为“推动产业发展”。这种身份认知的错位，使其在违纪违法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在被审查期间仍辩称“这是文化人的正常交往”。

第三，“期权腐败”的跨期风险。张效廉案的显著特点是腐败行为的“延时性”——大量贿赂约定在其退休后兑现，试图规避任内的监督。这种“期权腐败”模式对传统的“即查即处”监督机制构成挑战，也警示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离职后从业行为、财产变动的持续监督。

六、结语：以案为鉴，让“文化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025年4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张效廉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万元；对其受贿所得财物及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法庭上的张效廉满头白发，与当年在主席台上侃侃而谈的形象判若两人。

从北大校园到省委大院，从笔杆子到阶下囚，张效廉用三十年走完了这条“抛物线”。他的堕落证明：学历高不等于觉悟高，业务精不等于政治强，文化修养更不能替代党性修养。当权力失去监督，文化可以成为腐败的遮羞布；当初心被私欲吞噬，才华只会成为谋私的工具。

此案留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在于：宣传文化系统不是腐败的“绝缘体”，“文化权力”同样需要制度笼子。必须加强对宣传文化领域专项资金、重大项目的全过程监督，完善文艺评奖、职称评审、项目审批的公开透明机制，让“文化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要警惕“学者型官员”“专家型干部”的身份麻痹，破除“文化人特殊论”的错误认知，坚持党性修养与业务能力并重，确保宣传文化阵地始终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

张效廉的名字，终将与“不廉”二字捆绑，成为反腐倡廉教材中的反面典型。而其留下的3068万元赃款数字，不仅是一个官员的贪婪刻度，更是一面镜子——照见权力失控的代价，警示后来者的迷途。

本文事实依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0年10月通报、2021年5月党纪政务处分通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5）京01刑初XX号刑事判决书；《中国纪检监察报》相关案件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