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毛主席南巡，同丁盛谈及全国形势：你不要做“吴下阿蒙”

一九五九年三月的西藏高原，雪线压得很低，夜里冷风像刀子。临时搭起的指挥所里，丁盛一边咳嗽，一边摊开地图，额头的汗却顺着脸颊往下淌。身旁参谋忍不住劝他歇一会儿，他抬头笑道：“山不动，我怎敢动？”正是在这次平叛作战里，毛主席记住了这位出身于江西于都的少将。十二年后，两人在长沙重逢，才有那句意味深长的“不要做吴下阿蒙”。

长沙的夏夜闷热，蝉声聒噪。八月二十八日，毛主席坐在旅舍的小客厅里，随行人员轻声走动，唯恐惊扰思索。丁盛一进门，行了军礼，先报广州军区整训与对越、对港方向的备战情况。毛主席点点头，忽地问：“人家都说你征战多年，书读得少，你自己怎么想？”丁盛愣了愣，只得直言：“主席，我认字不多，外文更是看不懂。”这时，老人家微微前倾身子：“不能再当吴下阿蒙。战争讲枪，也讲笔；将来打的，可能是脑子里的仗。”

这一番话，听来像是耳提面命，也像是一纸更长远的动员令。丁盛彼时五十八岁，血压常年不稳，可他明白，今晚得到的提醒，分量不比当年授衔时那枚将星轻。后来他常对身边人说：“当兵容易，做将不难，难的是脑子别停在昨天。”

回想丁盛的来路，确实并非书香门第。少年放牛，青年闹革命，他在红军里从“打旗兵”干起。长征翻雪山、过草地时，他背包里唯一的“奢侈品”是一截粉笔。夜里能休息，别人围火烤衣，他就在地上写字，一横一竖，全凭记忆。正因这股韧劲，后来在陕北红军大学，他从士兵学员一路跃至教导员，不到二十五岁就站在讲台上给新兵讲游击战。

抗战爆发，他随一二〇师南下冀中，先管政工，后带尖刀连。有人说政委打不好仗，他偏要证明：笔杆子也能握枪。三块石、神头岭几次夜袭，他摸黑带着侦察排切开日军侧翼，炮声一响，旅部电台里传来陈赓的夸奖：“丁小子，够胆。”这种从战壕里打出来的信任，为他日后转行做纯粹军事指挥官铺了路。

一九四九年，衡宝前线。桂系小诸葛白崇禧把四个师扔在了丁盛面前，切断了回路。电台里传来林总急促的声音：“自己看着办，别等命令。”丁盛沉吟片刻，把警卫连叫过来：“告诉弟兄们，不打出去就回不去了。”随即他反其道而行，先拔掉了制高点，硬是把对方的冲锋线搅成一团麻。三昼夜苦战后，国民党第七军副军长举着白旗出山，林彪在战报上批了句：“勇在前，谋在心，可嘉。”

新中国成立后，丁盛的履历像拉链一样拉得极长：朝鲜的零下三十度里指挥第五十四军顶住美军钢铁洪流；回国后守东海，赶上台海局势紧张，他照样昼夜备战；再到西南、西北，平叛、筑路、建机场，一刻没闲着。可就在这期间，他的病根落下，心脏时不时给他“警报”。

时间来到一九六二年，中印边境炮火骤起。高原缺氧，让许多南方兵两腿发软，丁盛却泰然自若；多年前的高原翻山经验，此刻成了最珍贵的财富。他大胆采用穿插迂回，前突后截，十一小时拔下瓦弄主峰。外国记者咋舌：“他们打仗像拉二胡，一松一紧，转眼就上了高台。”此役之后，印军被迫后撤，边境暂归平静。

战功辉煌，却偏偏只有少将肩章。有人替他鸣不平，他挥手打断：“大功靠集体，军衔就是块布，能当帽子戴？”毛主席知道他的脾气，多次提醒：“将军，别忘了学习。我们的对手在变。”南巡那回，主席更是直接点破：“现在科技飞起来了，你还停在步枪加大刀，不行。”丁盛红着脸，回去便托人弄来英文教材，“啃不动，也得啃”，成了营区里年纪最大的夜读者。

一九七三年底，八大军区首次对调。会议间隙，毛主席握住丁盛的手，声音微哑：“南京那边水网多，你过去正合适。身子要紧，别熬夜了。”这次调动，被外界解读为重用，他却对副官笑道：“还得从头学，长江防务跟高原完全两码事。”到任后，他天天泡在部队工厂和船坞，摸型号、问细节，凡事要亲眼见、亲手试。江苏沿江多淤泥，他硬是督着兵站建了数十个固定码头，小艇能随时出动，这在当时是创举。

七十年代后半，丁盛渐渐淡出前线。南京的老街窄巷里，常能看见一位背微驼的老人，提着菜篮，与老街坊讨价还价。认识他的人敬一声“丁老”，不认识的只当是一位普通大爷。有人劝他搬去干部休养所，他摇头：“楼上楼下住电梯房，见不到市井烟火，不舒服。”每到黄昏，他把军功章锁进抽屉，拄竹杖去秦淮河畔下象棋，闲笑“这盘才不打仗”。

一九九九年秋，病榻前，他轻声吩咐儿女：“别浪费钱，简单点。”军中旧友赶来，老兵们围着床沿立正敬礼，屋里一时只有皮靴撞地的“笃笃”声。有人哽咽，他却眯眼示意：“别哭，棋还没下完呢。”清晨，他在安详中合上了双眼，终年八十六岁。根据遗愿，骨灰洒在南京城外的梅花山风口，他说那儿清静，离老部队也近。

丁盛一生，打过沂蒙山的伏击，也熬过鸭绿江边的零下严寒；执掌三大军区，又在夜灯下笨拙地描红字母。毛主席那句“不要做吴下阿蒙”，像一根长鞭，始终驱策着这位旧时放牛娃在学与战的道路上向前奔跑。烽火散去，人声归于平淡，但这段传奇仍在军史中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