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遵义会议过后，毛主席的性格、修养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转变？

1938年冬，延安的窑洞里灯火未熄，毛主席放下手中文件，慢慢饮了一口从西北军工厂送来的苦茶。警卫员发现，眼前这位领袖的神情，与三年前已经大不相同。

井冈山老部下回忆，那几年毛主席说话放轻了声调，目光却更坚毅；开会时，他常让同志先讲完，再用铅笔在稿纸上圈出要点，然后不急不躁地回应。

这份沉着来自哪里？必须把时间拨回1935年1月，贵州遵义。那是一场关乎生死的会议，也是毛泽东个性蜕变的拐点。此前，他的倔烈脾气几乎将自己逼到边缘。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出生在湘潭农家，父严母慈。父亲的家法与外婆家的溺爱构成鲜明反差，挨揍、顶嘴、跳水塘，这些儿时片段让他学会硬碰硬。

1927到1934，他的“硬”遇上了党内复杂局势。八七会议后被批评，龙岩扩大会议丢掉红四军书记，宁都会议又被撤职，只能远离前线，心中难平。

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踏上二万五千里征途，八万多人出发，只剩三万。血的代价提醒他：再好的战略，也得靠集体支持才能落地。

跋涉在乌蒙山时，他常独自踱步思考。张闻天悄声问：“要不要立刻争？”毛只答七字：“先活下去，再议。”那夜篝火跳动，他把锋芒尽收。

遵义会议召开，周恩来、张闻天将主动权推向他。他却先说：“我有过错，也有责任。”一句自我批评，出乎与会者意料，顽强战士第一次示弱。

权力归来，并未让他旧性复燃。长征后半程，毛主席经常在马背上提问：“彭老总，你看此地能否设伏？”低位发问，比命令更能团结将帅。

抵达陕北后，他坚持每日互助学习。白天钻机要，夜里读《资治通鉴》《联共党史》，并手抄《论持久战》初稿。修养来自书卷，也来自自省。

1936年西安事变落幕后，中央开会讨论张学良善后。毛主席反复提醒：“先求团结，再议是非。”语言平和，却句句在理，既守原则又留余地。

贺子珍后来总结，遵义的那盏煤油灯既照亮了中国革命，也映出了毛泽东心性的另一面；从此，沉着与宽阔成为他的新名片，这种转变影响深远。

1942年延安整风，他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会场里，他让每个人大胆谈问题，轮到自己，也把长征中几次错判坦率摆出，风气顿时变了。

这种自我更新并非一蹴而就，却在战火与挫败中层层沉淀。性格磨去了棱角，原则却更加坚定，正如他常哼的旧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