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年耿飚写信向中央反映一情况，李先念看后对他说，你胆子真不小

1969年11月下旬的地拉那气温已降至零度，耿飚却急得额头冒汗。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当晚再次递来厚厚一摞“援助清单”，项目多到连译员都念不完。

不到三个月前，他刚向霍查递交国书，按惯例，新任大使本该多谈友谊、少谈分歧。可阿方开口就要万吨钢材、万吨化肥，还添上一句：“你们有的，我们都应该有。”这股理所当然的劲儿，让久经沙场的耿飚也暗暗皱眉。

如果只是数量大，他还勉强能消化，可许多要求显然脱离本国现实：全国只有十几万农民，却要建年产二十万吨的化肥厂；沿海冬季极少下大雪，却非要仿造中国东北的滑雪部队。耿飚心里直嘀咕，“这不是要面子都不要票子吗？”

第二天一早，他和夫人赵兰香顶着寒风，驱车赶往德林河上游的“毛泽东”水电站工地。那里工人稀稀拉拉，机械多半闲置，堆场里竟散落着未启封的中国援助设备。陪同的阿方官员却拍胸脯保证：“我们会提前两年完工。”耿飚随口应和，心里却浮出一句老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回程途中，他让司机靠边停车，蹲在路旁农田里翻看化肥袋。袋口敞开，白花花的颗粒随风流失。“每公顷四百公斤，他们居然还嫌少。”想到国内农民盯着配给指标发愁，他的火气越窜越高。

夜里灯下，他摊开稿纸，写下十九页密密麻麻的报告，开头只有一句话：“情况不写清，误国误人。”随后列出数据、照片、亲眼所见的浪费现象，又分析阿方索求背后的心理——把兄弟情谊当成取之不尽的“提款机”。

他犹豫过，毕竟两国当时关系正处“蜜月期”，可事实摆在眼前：若不踩刹车，最后受损的只能是中国。通宵写罢，他揉了揉泛红的眼睛，对秘书说：“寄，北京。”

几周后，周恩来把信呈送毛泽东；乔冠华批注：“此信直言无讳，宜加审慎研究。”李先念率代表团抵阿前，边看边摇头，回国后见到耿飚，第一句话就是那句半嗔半赞的：“耿飚，你胆子真不小！”

李先念不是不知内情，他只是缺少一个合适的切口。耿飚这封信恰如扳手，替中央拧紧了松动的螺丝。毛主席阅后批示：“讲真话，好大使。”短短六个字，为耿飚压阵。

决定迅速落地。自1970年起，新的援助项目必须逐项论证，阿方重复索要的非急需物资一律缓批。几年后，随着形势变化，对阿援助节奏最终在1978年完全收回。

有人奇怪：一个战将何以敢在外交前线“拆台”？答案藏在他的经历。1944年，他护送“迪克西使团”纵马太行；1950年，他听从周总理调令，成了我国首任驻瑞典大使；1956年，他又把巴基斯坦当作第二故乡。一路摸爬滚打，他见识过战争的残酷，也尝过友谊的甘甜，深知“援外不是施舍，而是等价互尊”。

驻瑞典时，一位军官问他带过多少兵，他随口说“十几万”，对方立正敬礼。那份淡然，其实源于自信：论打仗，他是百战名将；论谈判，他深得周恩来耳提面命，“先讲原则，再寻余地”。

也正因如此，1969年的那封信并非国与国关系的终点，而是一剂清醒剂。中国对外援助此后逐渐走向制度化、计划化，既体现真诚，又考虑自身承受力。耿飚在阿尔巴尼亚的“冒险一笔”，恰好成为这一转折的注脚。

1971年，他调回国内，后任总参副部长、国防工业领导小组副组长，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身份变了，说真话的劲头没变。老部下曾揶揄他：“首长，您还是外交那一套？”耿飚摆手：“打仗讲实情，做外交更要讲实情，离了这四个字，全乱套。”

1988年，美国“迪克西使团”老兵到北京找他，那本厚厚的影集里夹着两人的合影。隔着四十多年，昔日的护送任务已成佳话。耿飚翻到扉页时笑了：“友谊要真诚，援助也一样。”

1992年冬，他在广州休养，闲谈起当年地拉那夜写信的经历，只说了一句轻飘飘的话：“其实没什么大不了，把事说明白就行。”可是，正是那份“说明白”，让国家避免了更多无谓的付出，也让“耿飚”二字，与中国外交史紧紧绑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