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47年8月18日，重庆瓢泼过一阵急雨。薄雾未散，菜市口却已人声鼎沸。一个佝偻的灰衣老头挤进人群，眨眼功夫不见了踪影；而街角麻将馆内，军统看守卢照春正摸着“发财”，此刻才拍脑门：人呢？
倒回两天。16日清晨，白公馆戒备森严。院墙上机枪口亮着油光，岗哨来回踱步，连野猫都被吓得不敢出声。上午九点，一辆墨绿色吉普车停下，沈醉下车，脚跟敲在青石板上，清脆得让人心里发紧。副官刚要开门，他已抬手示意：不必通报，直接进去看看。
监区走廊阴暗潮湿，墙壁斑驳。一个须发蓬乱、口中呢喃的“疯子”迎面晃来。就在擦肩的一瞬，那双暗含锋芒的眼睛闪过一丝光亮。沈醉倏地停步，侧头盯住他：“这人是谁？”狱警回答：“老病号，疯了十几年。”沈醉轻声，却不容置疑：“不对，锁起来。”
他判断的依据极简单——眼神。多年的特务生涯练就了他分辨“恐惧”“麻木”与“信念”的本领。疯狂者的眸子往往浑浊，这双却像寒星。“案底？”沈醉翻档案，却只见“韩姓，不明来历，疑神智失常”几行潦草字迹。
事情的主角韩子栋，山东阳谷人，1908年生。家贫，读书靠在本县书局点灯誊写糊口。店堂角落里摆着几册进步书报，他边抄账边偷瞄，竟与马克思、列宁撞了个满怀。1929年，他在济南秘密加入共产党，旋即南下南京潜伏。
1932年，他奉命渗透军统前身的特工总部，靠一口流利日语与无害的笑，迅速成了档案室的小头目。两年内，他送出数十份绝密文件，破获多起搜捕行动。1934年秋，交通站被破，韩子栋露出马脚，连夜北窜未果，于徐州车站被捕。
鞭子、老虎凳、灌辣椒水，折腾三个月，供词仍是一片空白。军统上峰恼羞成怒，对他下了“无限期关押”指令。其后，南京、汉口、贵阳，辗转牢房四易。到1946年7月，他与几十名政治犯被押至重庆沙坪坝白公馆。
白公馆山腰而建，外表是公馆，内里却是黑牢。韩子栋和狱友暗地盘算，若要突围，最好分头而行。可铁门森严，挖洞行不通。琢磨多日，他忽然想起《三国》里的“装疯”典故，心生一计：装傻。
从那天起，他扔掉筷子，改用手抓饭；狂笑、嚎哭、绕着操场跑圈，不顾风雨。有时蹲在墙角，自言自语哼鲁西小曲。特务们看得头皮发麻，干脆给他开了绿灯：疯子嘛，省心。
装疯不等于胡闹。借着放风的自由，他用碎肥皂在鞋底划出狱室平面；趁倒垃圾时，他默记岗哨换班时刻；夜深人静，他数守卫枪声里的暗号。十三年铁窗生活，把他磨成了一架忍耐的机器。
16日的意外对视，差点把全盘计划毁掉。回到牢房，他撕下鞋底的肥皂模板，塞进厕所水缸，默默念叨：不能败在最后一步。果然，晚餐后特务来拖人，审讯室灯火通明。沈醉一句“你真疯？”炸雷般落下。韩子栋嘴角挂笑，目光散漫地望向屋顶，喃喃：“大老爷给我糖吃……”演得入骨。电刑、竹签都省了，沈醉看不透，又无确凿证据，午夜前只好丢下一句“送回去”。
好处立显。连沈醉都查不出问题，其他看守便更加放松。于是18日，轮到“疯子”陪同买菜。山城小道曲折，卢照春牌瘾难耐，见熟人喊局，便把镣铐钥匙揣怀，叮嘱：“别乱跑。”他哪里想得到，这位看似痴傻的老囚已勘测路线多时，转身便钻入茶馆后门，又穿过两户人家的后院，滑进下半城的麻石台阶，消失在雾气里。
监狱当晚如锅沸腾。沈醉传令“限期破案”，封锁码头、火车站。然而山高水阔，韩子栋早已借一条小船顺嘉陵江而下。白天藏于舱板，夜里撑篙，换渡多次。45天后，他在江苏扬子江畔找到接头人，重归华东局。审干结论只有八字：“意志坚定，品行无瑕。”
1949年后，他被调入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门，做起最熟悉的机要工作。彼时，他四十一岁，须发已半白，常笑称自己“提前交了青春学费”。十七年后，风云突变，他被指“可疑叛徒”。有人拿出当年沈醉的怀疑做文章。令人意外的是，身陷囹圄已久、此时同样蒙冤的沈醉，给有关方面写下亲笔证明：“韩子栋非我部人，其脱逃并未受我指使。”一句话，救人于水火。
1978年春，调查组终认定韩子栋清白，他才得以重返工作岗位。晚年，他伏案写回忆录，记下狱中十四载：“人能杀我肉身，不能夺我信仰。”字迹凌乱，却句句滚烫。
1992年冬，老人在北京病逝，终年八十四岁。整理遗物时，儿女在一只旧皮鞋底发现淡淡划痕——那是早已风干的皂划，模糊线条仍能看出白公馆那座阴森建筑的轮廓。十几厘米的鞋底，曾装下一位共产党人走出黑暗的全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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