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过两地市长，当过三国大使，还当过“村长”，活了105岁

1990年9月，北京亚运村的大门刚刚打开，76岁的焦若愚步履不算轻快，却透着股舍我其谁的干劲。场馆里志愿者指着胸牌喊“焦村长好”，老人只是挥了下手，“大家先忙，客人马上到。”这一幕，很难让人把他与三国大使、两座大城市的主政者联系在一起。

亚运村的筹建只给了十一个月准备期，住宿、饮食、安全样样要精。选“村长”时，北京市几位负责人想到了焦若愚——干过市长，懂外事，身体硬朗。更关键，他在外交口多年练就的现场处理能力，临危不乱。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极对。运动员餐厅空调突然跳闸，焦若愚一句“先上冷饮，再查线路”，稀释了躁动情绪；开幕式前夜的安保加封，他连续巡视到凌晨三点，众人服气。

焦若愚的沉稳，得益于早年的历练。1915年，他出生在河南叶县，家境普通。1936年考入华北大学，很快参加中共地下组织。抗战全面爆发，他被派往冀中平原做县委工作，枪声与夜色交错，他学会了在不确定中抓住确定——把老百姓的锅贴牢，把日军的据点摸清。1945年东北解放在即，组织让30岁出头的他到沈阳任副市长，这一干就是二十年。

沈阳时期，工业重建任务压得人喘不过气。焦若愚盯住三件事：恢复电力、保障煤源、安置工人。为了调一列煤车，他能连夜坐吉普赶到抚顺。工人们背后议论，“新市长舍得折腾，不怕丢面子。”1958年，沈阳机床厂的试车车间缺仪器，他四处借，终于让国产第一台数显镗床按时下线。尽管后来履历辉煌，说到最难忘的岁月，他依旧指向那台机器。

1965年秋天，一纸调令把焦若愚推向另一个舞台。中组部通知：赴京待命，准备充实驻外使馆。理由很简单，中朝边境打交道多年，他最熟悉。为不耽误工作，他把三个未成年的孩子留在沈阳，携妻匆匆进京。学习班里，周总理叮嘱：“外交是细活，莫想一步登天。”焦若愚俯身记录，不敢漏一字。

1966年初春，他正式就任驻朝鲜大使。清明那天，他带全馆同志赴平川烈士陵园祭扫志愿军墓，并亲手为毛岸英墓前栽下一株小松。松针在冷风中簌簌作响，众人默然。驻朝三年，他频频穿梭平壤与新义州，协调鸭绿江水电站电力分配，用熟面孔和熟口音换来许多便利。

动荡岁月到来，1967年他被召回，随后下放湖北“五七干校”。在农田里，他照样早起点名、晚间读书，同批干部中反而显得精神。1970年冬，周总理过问老外交官去向，得知焦仍在干校，立即拍板：“回北京，去江西干校主持工作。”一句话，将他再次捞起。

1972年，中国与秘鲁建交刚满四十天，首任驻秘鲁大使名单公开，依旧是焦若愚。这回他从安第斯高原写信回国，汇报200海里领海权之争的缘由。人民大会堂那次汇报会上，周总理频频点头。乔冠华事后感叹：“焦公能把复杂形势讲得像家常事。”这种接地气的表述方式，日后在伊朗德黑兰也派上了用场。1977年至1979年，他再次临危受命担任驻伊朗大使，陪同中方领导人会见巴列维国王，看惯了波斯宫殿的琉璃，也目睹街头酝酿的暗流。

回国后，焦若愚转任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随后进入北京市委领导层。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的交通、供水、煤气纷纷爆点，他带着副市长们挨个跑现场，最常说的一句是：“别空谈，先把账算清。”1983年扩建城近郊供水管网时，他坚持免收农田占地费，一刀节约上千万。

离休在1996年获批，可他没闲着。北京对外友协、社会福利基金会，处处能见到他的身影。有人问：“焦老，您这辈子职位多到数不过来，哪个最难忘？”他咧嘴一笑：“村长。那阵子睡得最少，却听到最多国家的问候。”

2020年1月1日清晨，首都医院的灯光静静亮着，105岁的焦若愚合上了眼睛。病房里摆着一张旧照片：亚运村正门，他和一群年轻志愿者比着“V”。照片背面写着八个字——“世界很大，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