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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击败两大元帅联手,还对主席口出狂言,朱德:请将不如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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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一心发动内战,先是围攻中原解放区,后来又在北方多地制造摩擦。

作为应对之策,毛主席深谋远虑,决定采取一些反制措施,比如让晋察冀军区承担夺取“三路四城”的重要任务。

所谓“三路”,即平汉路北段、同蒲路和正太路;而“四城”则是大同、太原、石门和保定。

这些地方都是战略要地,只要解放军将其占领,便能在华北取得战略主动权。



一开始,毛主席打算发动平汉战役,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考虑到北方几大解放区中,晋冀鲁豫的刘邓大军另有任务,山东解放军主力已经开赴东北,只有晋绥解放区可以给予支援,而平汉路有敌军20多个师防守,反观大同则防守相对薄弱,只有阎锡山部守军1.9万余人,便决定先弱后强,先打大同。

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最终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决定先打大同,再打平汉路。

不久,贺龙率晋绥军区主力尽出,切断了大同与太原的联系,大同被彻底孤立,先取大同的战略就更具合理性了。

然而,这一次两大元帅联手,却没能拿下大同,主要是因为傅作义横插了一杠。

01

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反动思想严重,抗战一结束就积极响应蒋介石发动内战,对我军严加防范并主动制造摩擦。

大同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它依山傍水、易守难攻,阎锡山为了防守这里,修建了高达12米的城墙,并修建了高中低三层堡垒,高墙之上有子母碉,墙上则有很多枪眼,城墙内外大小碉堡林立,用交通壕相连接,而且城池外围还铺设了铁丝网、壕沟和拒马等障碍物,并埋设了大量地雷。



战前,无论是聂荣臻还是贺龙,都认为大同会很轻易拿下,因为两大军区一共出动了10多个团的兵力,并且张宗逊、罗瑞卿和杨成武这些名将都上场了。

然而,从1946年7月20日至26日,两大军区花了七天时间都没能拿下大同。

没能拿下大同的原因,首先是两大军区没协调好,缺乏统一领导,在进攻大同时各打各的,毫无章法可言;其次是太过轻敌了,张宗逊就明确指出,大家都以为大同是孤城,敌军兵力少且建制不全,拿下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军区领导都在研究如何打平汉路。

大同迟迟拿不下,毛主席感到很着急,接连发电报询问聂荣臻,“大同为何没拿下,是谁在指挥,要是拿不下,你们考虑后果了吗?”

8月2日,聂荣臻在阳高举行会议,与会人员以晋察冀军区为主,晋绥军区只有张宗逊参加。

这是一次动员会,几乎没人认为大同拿不下,会议决定“十天做战争准备,十天扫清大同外围”,由张宗逊担任大同战役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杨成武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政委。

不过,张宗逊在会上提出,傅作义可能从归绥出兵东援大同,到那时就危险了。

但是,大家都认为大同不是傅作义的防区,且傅作义与阎锡山有矛盾,不可能救援大同;即便傅作义救援大同,兵力也不会太多,完全可以“围点打援”。



所以,阳高会议对傅作义东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最后恰恰就败在这一点上。

为了扫清大同外围,两大军区都补充了兵力,攻城部队增加到9个旅30个团,到8月6日也只是占领了外围几个据点,敌军损失不大,作战结果没有达到预期。

在接下来的近郊作战中,效果依然不太好,进度太慢了,攻城部队只得暂时停止进攻。

实际上,前线部队打得很苦,因为敌人防守十分严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较大伤亡,但在“取胜只是时间问题”的战争氛围下,没人敢向上级报告困难。

02

8月14日,经过一周时间准备,解放军向大同发起全面进攻,两大军区联手,将大同外围所有据点全部拔出,共歼灭5000余人。

接下来便是更加困难的攻城战了,敌人依仗高墙和密集火力点,屡次打退解放军进攻。

在城郊夺控要点作战中,解放军存在很多不足,比如对出城内出援的敌军,解放军没有集中兵力将其围歼,而是单纯进行拦截、阻击。

当时,敌人发起了数次疯狂反扑,比如敌骑兵第五师、保安大队和交警大队各一部,在4辆坦克和十几门大炮的掩护下出城重夺城北战略要点,给城北部队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但城北部队只是将其击退,没有切断其后路,然后围而歼之。

攻城部队见大同城池坚固,逐渐产生了退缩心理,为避免损失,这才没有全力发起进攻,而是以稳住现有阵地为主,这便给了敌人可乘之机。



8月25日,敌暂编28师2800余人在5架飞机和7辆坦克的掩护下,向城南要点南大店、周家店发起反扑,城南部队不趁机集中部队将其围歼,却只是依托阵地防守,但敌人火力很猛,最终冲入解我军阵地,双方爆发激烈的白刃战,虽然敌人最终被击退,但我军损失也很大。

8月28日,敌人兵又分三路对南大店、周家店发起反扑,这是一次更加难得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机会,最终还是被攻城部队错过,依然只是组织兵力将敌人击退。

如此,攻城部队便陷入一个恶性循环,攻又攻不进城内,又不能消灭出城的敌军,随着时间的流逝,全军将士都感到疲劳,思想开始出现松懈,拿下大同就更难了。

正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没有一鼓作气拿下大同,而是屡次错失良机,便为最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鉴于大同久攻不下,攻城前线指挥部决定,准备以“坑道爆破配合炮火轰击”的方式,再次向大同发起全面进攻。

为此,攻城部队停止进攻做战争准备,从后方调离火炮和弹药到前线,同时进行坑道作业。



就在攻城部队磨刀霍霍的时候,傅作义却出其不意地向卓资山发起猛烈进攻,打了晋绥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怎么回事?

03

早在晋察冀、晋绥军区开始向大同发起进攻的时候,蒋介石见解放军总兵力有20多万人,担心大同不保,便决定让傅作义出兵援助。

但是,让傅作义帮阎锡山解围,不给点好处,这事儿有点难办。

所以,蒋介石想了个办法,他下令将大同划给傅作义管辖,并许诺日后将张家口也给傅作义。

傅作义对大同和张家口垂涎已久,得了蒋介石的许诺之后,当即决定救援大同。

事实上,解放军不但对傅作义救不救大同存在误判,还对傅作义的兵力及机动性存在误判。

为了救援大同,傅作义出动了嫡系35军三个师、暂编第三军两个师以及三个骑兵纵队,总兵力达到3万余人,分三路大军向集宁发起进攻,打算先救援大同,然后相机夺取张家口。

为了快速救援大同,傅作义以骑兵作为先导,并用卡车运输士兵,在聂荣臻、贺龙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以风驰电掣的速度抵达卓资山。



当时,镇守卓资山的是晋绥军区独立第一旅,兵力处在绝对劣势,在遭受突然进攻后,只坚持了八小时就丢失卓资山。

卓资山刚遭受进攻时,大同前线指挥部就得知了消息,便决定暂停进攻大同,先挥师北上消灭傅作义部,于是只留下一个纵队监视大同守军,其余部队迅速北上。

但是,形势变化太快,傅作义只花了几个小时就拿下卓资山。

这时候,中央军委判断,傅作义接下来可能有三种动作,一是待在卓资山观望战局,二是沿着公路直驱大同解围,三是全力进攻集宁,以取得战略优势。

集宁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是平绥线的战略要地,只要占有这里,既能南下大同控制晋北,也能北上张家口控制察哈尔。

简而言之,国共双方无论谁想占领大同和张家口,集宁都势在必得,否则将陷入战略被动。

卓资山丢失后,聂荣臻与贺龙商议,决定派兵增援集宁,以加强集宁的防守。

毛主席也下达指示,“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放弃集宁,否则按军法处置!”

然而,傅作义十分狡猾,拿下卓资山后,他竟然让三个整编师在董其武的率领下秘密行军,成功骗过我军侦察员,在援军抵达之前向集宁发起进攻。



聂荣臻、贺龙得知消息后大惊失色,连忙下令部队火速行军,到9月10日用25个团的兵力将董其武三个师包围。

董其武部虽然人数少,但武器装备精良,所以并未落下风,几天后傅作义派三个师增援,对解放军进行反包围,双方爆发激战,董其武部虽然被消灭一万多人,但解放军却不得不撤围,不久集宁便丢失了。

集宁丢失后,傅作义得以从容救援大同,聂荣臻、贺龙迫于无奈,只得下令大军撤走,夺取“三路四城”战略的第一战,就此遭遇滑铁卢。

04

傅作义夺取集宁后,晋察冀军区首府张家口也暴露在枪口之下,形势极其不利。

反观傅作义,在击败聂荣臻、贺龙联手后,感到非常得意,竟在《奋斗日报》上发表了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电》:

延安广播且已宣布本战区国军被你们完全包围,完全击溃完全歼灭,但次日的事证明,被包围被击溃被歼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

傅作义口出狂言,极尽嘲讽之能事,聂荣臻和贺龙则无地自容,认为这次输得太惨痛。



而傅作义的疯狂并未结束,他很快便向张家口发起进攻,晋察冀军区还没从阴影中走出,结果再次败北,不得不从张家口紧急撤退。

战后,傅作义又疯狂叫嚣,说什么“这不是军事的胜利,是人民意志的胜利”。

朱德见晋察冀军区陷入颓势,知道自己是时候出手了,他找到毛主席说明情况,毛主席便派他到晋察冀军区视察工作,以解决军事上的问题。

朱德作为全军总司令,看问题自然入木三分,所谓“骄兵必败,哀兵必胜”,傅作义要当骄兵,那就让他去当,但晋察冀军区毕竟当哀兵。

于是,朱德下令将《致毛泽东的公开电》印发全军,并作出指示:请将不如激将。

朱德的意思是,要让晋察冀军区看到自身不足,充分发挥将士的主观能动性,一起想办法对付傅作义,不要活在自责、失落当中,要用失败来激励自己。

朱德还指出,晋察冀军区的主要问题在于机动灵活性不如傅作义部,傅作义下了血本购买了大量美式坦克和卡车,加快了行军速度,也加强了火力,使其总能占据先机、屡次击败我们。



当然了,我军没有那么“阔绰”,搞不到坦克和汽车,但进行一次整军,适当提高机动性,并有针对性地布置战术,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为此,朱德决定恢复野战军编制,成立晋察冀野战军,以杨成武为司令员,这么做的好处是,既能将军区和野战军分开,杜绝扯皮,又能让野战军不受限于区域,变得更加机动灵活。

同时,朱德还主导成立晋察冀野战军后勤保障体系,物资供应、军工生产、交通运输、补充新兵和训练俘虏等工作,由后勤司令统一指挥,尽最大可能保障野战军作战。

在战术上,朱德也提出了三点想法,首先是集中兵力主动作战,而不是被动受限于敌人;其次是打敌人的侧背,坚决包围歼灭敌人;最后是利用有利地形消灭敌人,用地形弥补装备的不足。

经过一段时间整军,晋察冀部队得以脱胎换骨,傅作义很快就发现华北出现了一支“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部队。

而晋察冀部队的机动性和军事素质提升之后,被动挨打的就变成傅作义了。

1947年6月,晋察冀野战军发起青沧战役,傅作义部损失惨重,而此时距离朱德到晋察冀不过三个月。



此后,晋察冀部队再接再厉,在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中连续击败傅作义,北平以南的傅作义部队被一扫而空,只能龟缩在北平、天津、张家口等大城市。

骄傲的傅作义到这时终于低下了头,他却无计可施,直至在平津战役中率部起义。

聂荣臻、贺龙两大元帅败给傅作义,教训虽然惨痛,但经验也是宝贵的,毛主席、朱德以此为契机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大力推行整军运动,逐渐发展出五大野战军,靠着这五大野战军,我们最终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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