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载学术深耕，剖开清代地方善举的复杂面向！

"不负桑梓"，既是清代绅商的自我期许，也是传统中国地方治理的精神内核。近日，由大学问出品、上海交通大学张佩国教授所著的新书《不负桑梓》，从历史人类学视野出发，剖开清代地方善举的复杂面向，揭示出官方与民间力量的博弈与共生。

书中，作者拒绝将慈善简化为道德实践，而是将其视为社会权力运作与文化秩序建构的核心场域。通过梳理方志、碑刻、文集等一手史料，他生动再现了绅商群体凭借财富与人脉构建民间救助网络的过程，更探讨了善举背后贡赋制与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缠绕关系。

从徽州茶商的公济局到南翔镇的 "争河夺堂" 案，从善堂款产的官民博弈到绅董的徭役优免，一个个微观个案串联起清代地方治理的宏大图景。作者提出的 "绅权二重支配" 理论，为理解传统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

自 序

文 | 张佩国

如果从1995年9月在南京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算起，我大概花了20年时间持续研究乡村地权，其间对地权分配、“土改”、宅基地纠纷、林权改革、坟山风水、庙产诉讼、村学公产等地权的诸种经验形态，做了系列研究。

问题意识也在既有积累基础上逐步推进与以往相关经典研究的学术对话。围绕问题意识，也写过几篇文献综述，比如关于民间法秩序、“共有地”的制度发明，等等，总的还是在特定的学术脉络里贯穿自己的问题意识，提出并从正面论述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不是完全被以往的研究牵着鼻子走。

文献综述是为了一项经验研究而做的，不是为了综述而综述，即使是文献综述，也要按照黄宗智教授所说的，“在经验与理论之间不断地来回穿梭”，以提炼出对中国实践富有解释力的问题意识。比如关于宅基地的研究，就是根据档案材料和田野调查提出问题的。这项研究主要用的是宅基地纠纷的司法卷宗，无论是当事人还是法官，都可能面临诉讼实践中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冲突与协调，这个关系是法律多元。针对宅基地纠纷的研究议题，我写了一篇关于国家法和民间法互动的文献综述。

接着做林权研究，又写了一篇《民间法秩序的法律人类学解读》。“民间法秩序”的提法，比国家法、民间法的多元互动，更具有整体性，它不完全是一个民间的事情，而是国家法内在于民间法当中，甚至非纠纷的日常生活中，蕴涵着对国家权力的应对。我一位好朋友，青岛大学的杜靖教授前些年批评我，“你的地权研究老是讲利益之争，‘没文化’”。其实，我在宅基地纠纷的研究中，已涉及民间道德的问题，包括“土改”的研究和关于20世纪50年代乡村犯罪问题的研究，都涉及意识形态，只不过没有形成一个针对意识形态象征的问题聚焦点。

后来“走出乡村”，转向明清时期地方善举的研究，寻求自我突破，老是缠绕在乡村社区论的路径，把村庄作为研究单位，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但是在“经验研究”层面，地方善举又称“地方公产”，实际上我关于清代至民国时期善堂运营的研究，是以往乡村“公产”研究的自然延续。善堂当然与乡村公产在经验上有所不同，是市镇发展的产物。所以，善堂研究是市镇研究，但不完全是一个市镇的社区研究，而是以区域体系为研究单位的，主要借用施坚雅（William Skinner）的“区系论”。从问题意识看，办一个善堂，总是由地方上有威望的士绅出面，不完全是一个民间的行为，因为各类善堂不一样，从明末清初到民国时期，在相对长的时间段内有所变化。这与王朝国家的整个统治秩序有关，实际上就要“回到马克思”，放到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脉络中去解释。

近年来和葛希芝（Hill Gates）教授有比较密切的学术交流，她的China’s Motor中译本（《中国“马达”：“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历经波折，最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我的这项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说有一点私心的话，就是要在中国学界推介她的“二重生产方式”理论。她这本书的副标题—“小资本主义”一千年（960—1949），探讨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机制问题（这是一个历史动力学问题）。总之，她提出的概念是一个贡赋制的生产方式和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相互融合的问题。贡赋制生产方式不完全是国家意义上的赋役制度，和父权制有关，实际上不仅仅是赋役制度，也是对民间资源的整体榨取方式。用贡赋制生产方式，更凸显一种“历史的整体性”，可能比刘志伟教授提出的“贡赋经济”概念更具有解释力。

有意思的是，1993年葛希芝教授提交叶显恩教授主编的《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论文集的《中国的二重生产方式》中译文，就是由刘志伟老师翻译的。马克思讲的贡赋制生产方式，不完全是针对中国经验的，他说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贡赋制生产方式是由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明确提出的。

实际上，一个社会当中的生产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新马克思主义中“依附论”的代表人物，埃及的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提出主要的生产方式有七种，每一个社会中，外围的几种生产方式，围绕着其中一个主要的生产方式，构成社会的整体。

葛希芝教授讲的中国的“贡赋制生产方式”，就像一棵大树，“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像藤条一样缠绕着贡赋制的大树，两者相互纠缠，须臾不可分割。我最近几年发表的几篇文章，包括《传统中国福利实践的社会逻辑》《清代绅权的二重支配》，均受到葛希芝教授这些概念和观点的启发，并与其进行讨论。

具体到生产方式，过去接受斯大林的教条：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二者的辩证关系构成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甚至等同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

这种理解不是等于把生产方式仅仅赋予经济层面的意义了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是整体的。

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亚细亚生产方式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从来没讲过！东方社会的生产方式，共同体的权力实际上是皇权，或者颠倒的世界观通过宗教形式赋予皇权以正当性，大概类似于韦伯的“正当性”，这不就是意识形态吗？所以生产方式是包含意识形态的，就是一个整体。我把民间意识形态的象征支配称为历史本体论的解释，这是方法论的定位。

自我概括的话，我首先是一个实践论者。如果我们走出逻辑实证主义，其实就没有所谓客观真理或社会事实让我们去还原它。

所谓社会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也好，“文化转向”也好，其实是说，社会本身就包括自身的建构和解释。当然，这个社会建构不能按象征主义的那一套解释。

首先它是实践的，在实践基础上建构的。回到历史本体论角度的解释，过去关于善堂的研究、妇女贞节的研究，汗牛充栋，但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实际上是没有一个彻底解释。

历史本体论最终要做一个彻底的解释，就是想寻找一个系统性的、本质性的、整体性的历史动力学解释。当然，人类学“本体论转向”和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解释的脉络不一样，但在知识论上是可以做比较的。有的学者听到我说的所谓历史或社会的“本质规定”，就说我是本质主义者。

本质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象征主义更具有唯心主义倾向，这是在社会生物学脉络中提出来的。

如果社会性是预先规定的，那么人还有没有实践的能动性和主体性？很显然，我是建构主义的实践论者，不是象征主义者，更不是本质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整体社会科学，或者说是历史社会科学。任何社会科学，都要处理历时性和共时性问题，或者说是时间和结构的关系。“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能说柯林伍德和克罗齐只是历史学家，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哲学家。

不是说什么学科都要还原为历史，而是说要有一个历史的维度。这个维度不是线性的，而是“复线”的历史。比如在兰克史学的政治编年史中，历史就是一个事件。而布罗代尔认为，事件是转瞬即逝的“尘埃”，长时段历史，就是要研究背后结构性的东西。

事件史当然也有一个结构性问题，怎么去处理事件，怎么去处理时间流变背后的结构性问题？不一定理解什么都要往历史上靠，要处理人的主体性，处理群体的结群方式，都要面临一个变迁和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关系就是结构和变迁的关系。任何人文社会科学都要处理这个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就是历史维度，用马克思的话讲，要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创造历史。

但是人们怎么创造历史？是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创造的。当然这个给定的历史条件不是过去“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历史创造”。译者把克斯汀·海斯翠普编的《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中的making history翻译为“历史制作”，其实本来翻译成“历史创造”更合适。“历史制作”给人一种转向历史书写、历史记忆的错觉，但这些都还是要以实践为基础的，没有实践可能会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所以，作为“历史社会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当然也是一种“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

“不负桑梓”，是清代绅商从事地方善举的自我表达，亦是官府对士绅“报效朝廷”的政治期待。我这项研究，期望对明清以来围绕地方善举实践所形成的“国家转型”进行历史人类学解释，只能说“初心”是对得起自己的学术良知。但即使是再个性化的学术研究，在“不发表即死亡”的时代，也是一项集体创作。

为此，我感谢若干杂志匿名审稿专家的智慧和劳动，是他们促使我对自己的研究时刻保持一份开放的反省意识。对本书各章原刊发期刊《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杨典、梅笑（已调往复旦大学公共政策与社会发展学院）、闻翔（已调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社会学院）、林叶、徐宗阳等老师，《学术月刊》编辑部周奇老师，《史学集刊》编辑部孙久龙老师，《浙江社会科学》编辑部刘洋老师，《开放时代》编辑部吴重庆、吴铭、郑英老师，《学术界》编辑部陶婷婷老师，《江海学刊》编辑部潘清老师，《江南社会历史评论》副主编徐茂明和洪熠老师，《清史研究》编辑部朱浒、刘文远、李光伟老师，《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高超群老师，致以最衷心的谢意，他们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对各期刊匿名评审专家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他们的意见亦使拙稿渐趋完善。

本书是一项国家社科项目的最终成果，感谢提供支持的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吴滔教授和聊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行玉副教授，也感谢成果结项过程中的五位匿名评审专家。我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人类学与民俗学研究所供职时期指导的研究生陈喜钠，她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关于清代佛山义仓的研究，亦被纳入我这项研究，我们合作的成果发表在《清史研究》上，在此，对她表示感谢。我在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指导的研究生宁晓莞整理书稿，付出颇多辛劳，亦致谢忱。本序原是同我的学生，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覃琮教授的对谈，后改成“序言”体裁，谨对覃琮教授表示感谢。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科分社社长刘隆进先生慨允，拙著得以忝列“大学问”丛书；责任编辑王佳睿先生、赵英利女士学养深厚，精益求精，劳顿颇多，一并致谢。

壬寅年春，困于沪上东篱斋，无心读书写文，只完成了本书稿的整理工作，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吧。

张佩国

2025年5月27日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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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桑梓：清代绅商与地方善举》

张佩国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大学问2026年1月

本书是一部深入考察清代绅商群体地方慈善活动的社会史、慈善史研究著作。作者以赈灾、兴学、育婴等具体善举为切入点，从嘉定县的善堂到佛山镇的祖庙，再到晚清海宁州的水利，生动勾勒出绅商阶层在地方善举中的实践图景，并探讨其行为背后的儒家伦理、地域认同与现实利益。本书揭示出清代地方治理中官方与民间力量的互动与协商，阐明慈善不仅是道德实践，更是社会权力运作与文化秩序建立的重要场域。全书既有具体案例，又有宏观视角，为理解清代社会结构变迁提供了富有启发的历史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