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问题不是国足输，而是足协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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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月10日的夜晚，全中国的黑白电视机都在直播一场中国和新西兰的足球比赛。在充满整个夜空的来自电视观众的虽然无效但绝对真诚的呐喊声中，一个因为要做作业而被禁止看电视的男孩儿偷偷溜进他家无人的厨房，判断方向后朝着他认为的东南方跪下去，以头抢地，向诸神祈祷中国队能够获胜。

那场比赛是第1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最后一场预选赛。世界杯刚扩军为24队，可以稍稍浪费一下，所以亚大区（不是亚洲，而是亚洲和大洋洲）获得了两个名额。中国队作为亚大区四强之一参与了对这两个名额的争夺。

在最后那场比赛之前，中国的战绩是：对沙特阿拉伯两胜6:2，对科威特一胜一负3:1，对新西兰一平一负0:1。和新西兰队积分、净胜球都一样，因此在第三国新加坡打了这场附加赛，争夺第二个出线名额。

结果是，中国对以1:2告负。那个痴心男孩儿几个头白磕了。

中国在1958年退出国际足联，1979年重新加入（我们都知道在那两个年份之间中国发生了什么）。这是中国重返国际足联后首次参加的世界杯预选赛，也是最接近出线的一次——如果抛开2002年那次笑话式的出线的话。

正如我们回顾在那之后的十年时常说的那句话：以为只是个开始，没想到已是高潮。

那时的中国刚开始熟悉一个词，叫“改革开放”，很快又熟悉了另一个词，叫“振兴中华”。

那时的中国足球像个刚进城的乡下佬，自然而天真，鲜活而笨拙。除了球员们在落后的训练体系摧残下居然还有得剩的天赋，后来那些狡诈和猥琐一概没有，一路吃亏：四强赛中对每个对手都是先主后客；和沙特没有外交关系要另选比赛地，结果选了个当时相当不友好的国家；自己的所有赛程早早结束，然后坐等别人慢慢做戏。最可爱的一点是，在比新西兰多一个胜场多5个净胜球的时候，以为笃定出线，全队解散，眼睁睁看着新西兰最后对沙特一场赢回5个净胜球，于是赶快召回度假中的球员打附加赛。

那时的球员们还没见识过百元大钞，还保持着对足球的童真般的感觉和热情。那时的球员看上去一个个黝黑精瘦，全队超过一米八的没两个，一米七九的李富胜就能当国门。打新西兰大家都紧张，说没打过那种队，其实是就没见过那么壮的人。

但是那支中国队比后来的任何一支都更像一支足球队——因为他们能一脚停住球。容志行玩球连球王贝利都说好，古广明还能“像泥鳅一样”飞奔带球过人。

在写这篇文章的几天前，中国队在U23亚洲杯决赛中输给日本。赛后国产理论家大谈阵型，日本球迷都看不下去了，说：“你们不如先练练停球”。我相信人家是真心的，因为说到点上了。

在1982年那次进入四强的过程中，中国队淘汰了日本和朝鲜，后来的亚洲豪强韩国、伊朗、澳大利亚都还没资格和中国打。从最终结果看，中国队算亚洲第二，在那以后再没有达到过这种排名。

上述情况有一个背景：在那之前的两个月，中国女子排球队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当时中国人的激动反应远远超过2024年血洗中国足球队后的日本人，事实上也超过了任何一场体育比赛应该带来的。日本人怎么赢也不会喊出“振兴大和”的口号，因为他们在一百多年前就喊过了，后来，用反动作家王朔的话来讲：“觉得自己特傻B”。

那次中国女排是赢了日本队后得冠军的，中国人就是那时喊出了“振兴”。那时我也在喊口号的人群中，一边喊一边跳脚，不知道的以为我尿急。但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这种口号是当年日本人喊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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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那个为中国队磕了几个无效响头的虔诚孩子，就是我。除了多年以后祈祷单位给我分套房子时，那就是我信仰最虔诚的时刻了。当然，两次祈祷都没用，房子还得靠当牛做马耍流氓去换。

所以，本文不光在谈中国足球的历程，也在谈我的历程。考虑到我现在对国足的态度，我居然有如此当年，这简直难以置信。

但如果是我的同龄人，想想也就信了，因为大家都是从那个样子走过来的。事实上，有一大半人根本就没走，还停在当年。

另一个反动作家王小波写到过：当他看到西班牙画家达利的画，那些半空里的塔楼、下肢细长伸展到云端的人和马的时候，他的手指就忍不住要写出一个繁体的“为”字来——那代表着“为了1070”，即大炼钢铁时期的一句口号。

要给现在的年轻人解释清楚“大炼钢铁”，是件有难度的事，不过也许他们很快就有机会亲身体验了。总之，当时全中国都沉浸在要在一年中炼出1070万吨钢的迷狂中。

而如果我看到达利的画，手指就会想写出一个“冲”字来，那代表着另一句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如果要为这句话配上超现实主义的图画，画面中应该有个孩子，坐在塔楼上，双手托腮，看着空中一个奇形怪状的圆球。

我觉得，和大炼钢铁一样，足球也是阐释中国的一条好路子。不同的是，它还没有成为历史；相同的是，它也能预示未来。

2022年农历大年初一，中国足球队1:3负于越南，被彻底踢出第22届世界杯足球赛的候选队列。据说中国足球队上次输给黝黑精瘦的越南人，是在1959年，正是大炼钢铁的时节。

我们还知道，在1959年之前，中国刚刚脱离了国际足联，成为世界门外的国家。所有的时间都是那么含义十足，或者说寒意十足。

有一句话，越想越觉可怕，叫“让历史告诉未来”。

前不久刷到一个视频，一个和我儿子差不多同龄的女孩也说到虔诚的祈祷：她祈祷波斯人这次能得救。

这是这个由祈祷开头的故事中唯一的一抹亮色——只是一抹，因为底色还是很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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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子知道了我为中国足球队磕头求胜的黑历史时嘲笑说：原来你也有这么傻B的时候。

我说，这说明人的成长是需要过程的，也是需要环境的。

我想，如果我儿子在另一个环境中成长，那他现在可能也是个一到周末就乐呵呵地扛着他的儿子去足球场为主队加油的阳光大傻子，而不是现在这个坚决不结婚的忧郁的青年哲学家。

1982年，我在电视上看到了世界杯。有人说那是一代中国人的足球启蒙，我认为不止于此：那是一代中国人关于美好事物的启蒙。

在我看来，足球，就是22个强壮而且通常很英俊的男子在宽阔的场地上的奔跑和对抗，展示力量、速度、技巧与团队配合；展示激情、智慧、艺术、勇敢、忠诚、坚持与相互尊重；展示创造与想象的自由自在和规则的高贵公正；展示胜利的狂喜和万众欢腾，失败的悲壮和姑娘们的泪光——那个皮球是一切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意味着人类可以享受战争带来的一切诗意，却不必遭受战争带来的苦难，只要用那个皮球替代战争标的。

多年以后，我和一个女孩聊到迈克尔·杰克逊，她认为我们这种老家伙是没有偶像的一代，不可能理解她们对偶像的感觉。我说也许是的，但你们可能也不理解，一个生来就被封闭在丑陋、困苦、愚昧和荒诞中的孩子，当他第一次探出头来，看见美好事物的时候，那种炫目与震撼的感觉。

而中国足球的寓意也就在这里：从1982年开始，那种美好我们可以看到，却始终无法参与。对中国人而言，每一次世界杯都是一次春宫外的集体思春——大家高谈阔论，就像大学中文系讲台上的老男人们谈爱情：你可以眉飞色舞，可以唾花乱坠，搞得第一排都没人敢坐；但你尽管说，你说的事儿却和你没关系。

中国足球和中国一样，有一种令人放心的定力——别人可以争来争去，别人可以四年一换，别人可以这个上去那个下来，而咱们就牢牢占据着咱们的位置，就像门外蹲着的石狮子，怎么赶都赶不动——就不改弦易张，就不走你们的路，就毫不动摇。

世界是不会为我们改变的，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小时候看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刚看的时候喜欢看洪常青舞大刀，但就那几部戏让我们反反复复看了十年，结果我们长大了，就盯着女战士短裤下的大腿看了。多年以后，见多识广的青年们一窝蜂地聊芳华，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芳华就是短裤到绑腿之间的那一截。

王朔将此总结为“小孩子不学坏，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总结得更有哲理性。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看人大腿？”我就会吸一口凤凰烟，在香精的味道中回答：

“因为腿就在那。”

大刀只是别人想让我们看的，大腿才是真相。正如在足球中，有人想让我们看的是“振兴”，但一台戏演了太久，终于被我看出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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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80年，中国就拍出了第一部足球题材的电影，叫《飞吧，足球》。里面有个配角演员叫朱广沪，后来成了国足主教练。我的印象中有一个情节：足球教练问一个小孩为什么不去玩乒乓球，小孩说：“乒乓球的世界冠军，中国已经有了”。

当时觉得这句台词真感人，所以记住了。后来觉得很傻B，但很说明问题。

如果玩一项运动不是因为能从中获得快乐，而是因为想得冠军，那么得冠军也是白瞎。

经常有人把中国足球和日本足球比较，讨论为什么日本从不如中国到碾压中国，结论往往是“体系问题”。但真相是：不是体系问题，而是归属问题。也不是足球问题，而是各种问题。

那一场U23亚洲杯的决赛，恰好在中日间进行——决赛的一方是日本，这几乎是一种常态，因为它不光碾压中国，也碾压亚洲。但另一方是中国，我个人归之为发挥失常。

那场决赛中最辛苦的角色不是球员，而是解说员。我打开电视的时候比赛已经开始了十多分钟，听到的第一句解说就是“又进一个！”当然，是日本又进一个。之后解说员大概觉得这个情绪不大对，于是进行了一些找补，例如说“这个球能要个任意球已经很不错了！”其实在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想一句解说词：“日本队被压制得，基本回不了自己半场。”

而且解说员还没说，日本队不是U23，而是U21，而且算U21的二队，因为最好的几个在欧洲踢球觉得没必要回来。

所以一个前足球评论员评论说，双方根本不是一个体系，中国的体系落后了整整一个时代。这话我同意一半：确实不在一个体系，但不是落后一个时代，而是根本不在同一个时空。就好比张艺谋大师主演的《古今大战秦俑情》里，一个秦俑穿越到现代，捡了把左轮枪对人猛甩，以为能把子弹甩出去。

大家都在说体系，但体系最集中的体现就是足协的存在，那是最让人无奈的一种存在。

足球应该是热爱足球并从中得到快乐的人的运动；就好比学习应该属于热爱学习并从中得到快乐的人，生活应该属于热爱生活并从中得到快乐的人。但事实上，足球属于足协，正如学习属于教育部，而生活，如你所知，也不属于你。

比如，你孩子在大学读得好好的，突然来一个头头，要求学生回家给父母洗脚，并计算学分。搞得你要么和孩子一起撒谎，要么和孩子一起恶心，否则孩子就毕不了业——你对此毫无办法。

又比如，你在一个城市生活得好好的，突然来一个头头，在上风上水修一个化工厂，搞得你要么不呼吸，要么就吸毒。对此你仍然毫无办法，只能希望那个人被抓进去——后来他真被抓进去了，但又来一个头头，把你上下班的每一条路都挖得陷阱密布。你仍然需要屏住呼吸，否则你出一次门，肺里就会攒下半块砖。

中国足协已经有几任头头被抓进去了，但是正如红色经典片中常见的金句：“中国足协是抓不完的！”头头们被抓都不是因为他们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发明：例如体能测试，例如12分钟跑，例如练髂腰肌，例如赢球降级的计分规则，例如每场比赛必须换上某个年龄段的球员，例如禁止染发，禁止纹身，如果纹了，就用胶带裹住再上场。

这些都是前些年的成就，最近几年我没关注中国足球，所以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什么新成就。

我之所以不关注，不是因为成绩不好，而是因为我发现了这个真相，即归属问题：中国足球不属于我。它也不属于球员，不属于教练，不属于球迷，不属于出钱建俱乐部的老板，而是属于一个和足球最没有关系的存在：足协。

我为什么要关注一个和我没关系、和足球也没关系的东西？

而这个和足球最没有关系的东西，却在决定中国足球的一切。尤其是，他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主持“足球体制改革”——也就是说，让问题本身来想办法解决问题。前足球评论员提到了加缪，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位前职业球员，他说他从足球中学到很多东西。我认为他或许从足球中学到了存在主义，但大概没学到这种魔幻现实主义情节：癌细胞化身人形，来从事抗癌工作。

前足球评论员还提到中国孩子不快乐，这一年龄段可供挑选的只有五百人，而日本足球人口有一百万——这些都对，但是，让中国孩子踢球，难道他们就快乐了？把五百人变成五百万，然后交给足协？这样足协可能就需要五百万条胶带了！

所以，把那位日本球迷的善意提醒引申一下：还是先别谈体系，搞清楚足球的归属再说吧——足球属于人民，还是属于足协？

还有一位中国球迷这样说：“足球可能是中日之间差距最小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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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说，1982年如果实行胜场3分制，当时中国队就进世界杯了。确实如此，但我完全不遗憾。因为那只会是足协的胜利，而不是足球的。

而足球和足协是一对反义词。

所以，见一帮似乎已看穿世事的老同志，突然又被唤起了冠军臆想，我就想笑：这青春期落下的病根，潜伏期真够长的。还是得治啊！

这次U23亚洲杯，我一点都不担心国足输，我只担心足协赢。最终如我所料，虽然国足输了决赛，足协仍然毫无悬念地大赢了一把。足协的脸皮和足协的存在一样，也是一件令人无可奈何的事情。

对中国足协的存在这件无可奈何之事，唯一的解决之道是让它和中国足球一起消失：如果一直输下去，如果没人看球了，连转播都没人看了；如果没人踢球了，连五百个适龄球员都凑不出来了；足协大概也就不存在了——通过让足球消失来让足协消失，这是我们对抗一切让我们无可奈何的存在的终极办法。

然后，说得文艺一点：凤凰涅槃；说得通俗一点：投个好胎。

我只惋惜那帮小球员：他们老老实实承认技不如人，老老实实说没想到差距这么大，老老实实说有一种无力感，老实得让人心疼。除了投胎，他们并没有错。但前足球评论员有句话我绝对赞同：“我曾看过很多朝气蓬勃的脸，清澈的眼神，在巨大体系下变得油腻世故，浑浊不堪。”

我也惋惜某些球迷。我有一个球迷学生——现在喜欢足球的小伙子已经不多了。他每次在国足比赛时都会在朋友圈发“再看是狗”的表情，然后发“是狗就是狗”。我对国足的态度，他大概是知道的，大概也是不满的，只是出于礼貌不好意思说。我把这篇文章送给他，想告诉他：

我们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主队，你出生的地方不一定就是你的主场。这种选择应该基于爱，基于美，基于自由。我们可以选择阳光明媚的巴塞罗那，也可以选择雨雪菲菲的曼彻斯特，也可以选择东海对岸的东亚之光。对于所有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都有权叫它见鬼去，哪怕有几亿人说我们大逆不道。我们的生活有多无可奈何，我们的灵魂就可以有多放荡不羁。

很抱歉。由于无可奈何，我没办法说得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