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传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原总经理

一位1929年出生在老武昌的人，最后一程定格在2018年初秋的上海华东医院。他叫胡传治。

一辈子的轨迹，说白了，就是和中国造船工业打了几十年交道。人们常说，某年代是“万象更新”的时代，可真落到个人身上，那些大历史变迁的标签，和胡传治这样的老工程师是怎么挂钩的？未必有那么多激荡戏剧，多数时候只有静静的坚守和日复一日的琐碎。

胡传治刚二十出头的时候，新中国刚站了起来。那个时候，“汉口交通学院”还属于工程师的“红色圣地”，学成以后直接被分配进上海中华造船厂。那时候这个厂，和别的大国兵工厂比，啥都缺——钢板、机器、人才。硬是靠着一批批年轻人，顶着锅炉烟呛出来的苦，把一只手都数得出的船型翻来覆去造，连“技术桎梏”都显得温和；不少时候，造的是希望，更是生计。

他在这里摸爬滚打十几年，工艺科、技术科、车间，闭着眼都能找到配电箱在哪儿。什么“主管技师”“副厂长”“总工程师”，头衔是升了又升，其实骨子里还是那一套工程师的思维：凡事有章可循，机器坏了能修好，图纸画得明明白白。

文革那摊事，谁都绕不过去。作为“厂革委会副主任”，胡传治既要“拥护路线”，也得看着机器不停——后面有几百口子工人的饭碗呢。那些年，前脚刚喊完口号，后脚还得琢磨怎么把次品率降下来。又是人生一关。没人见他在台面上怎么张扬过，但工厂里有谁没找过他求人事调动或技术难题？磨了一身棱角，也留下了旧时代里人情冷暖的沉淀。

1978年以后，中国大门突然开了。江南造船厂那几年，说起来像押上了命，大家都说“出口创汇”，没人教你怎么炼“现代化管理”，只好边走边试水。胡传治作为厂长带着兄弟们拼命追进度。有人还记得：80年代初那会儿，一条出口船赶工，工人们轮流倒班，夜里下班衣袖都结了盐花。改革不是靠一纸命令能落到实处。人，还得是人一点一滴摸着石头过河。

再后来，他一路做到了全国船舶工业总公司的“头儿”，那是八十年代末。那时中国的造船订单，刚刚能和韩国、日本叫板。外面风浪时大时小，里头自己“内卷”也不少。作为“党组书记”，讲管理、讲技术，没少操心——但决策总归得和实际挂钩。曾有段时间，行业差点被外资技术拖着鼻子走。胡传治那样的老一代工程师、管理者，表面是一副老派儒雅，实际该拍桌子的时候丝毫不含糊。组织里总有新旧掰扯，没你想象的那样高大上，更像是每一件事情都和工人师傅的油手套、食堂的馒头碎头捆绑在一起。

90年代他被调去地方人大当常委会副主任，还兼了几个工作小组的头儿。那种转身，你说是仕途荣光，还是技术官僚的归属感？未必这么单纯。不止一个老同事后来感叹：他那种“从设备到制度全管”的风格，既像国企改革的活教材，也像是那批老工程师被体制拱上台面的注脚。

胡传治去世的通告是2018年9月29日下来的，享年88岁。那年中国造船接单量全球第一，媒体没怎么大说。可在老江南、中华厂那些退休工人眼里，他的去世也算是一代人记忆的折线。

回头看这一生里他的身份，小到一线技师，大到全国行业大拿、党代表、人大代表，节点换了，但到底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其实你说这些资格，摆出来也够耀眼。可和那些沉在工厂的灰头土脸的日子比，哪来那么多传奇？他跟无数个“老国企人”一样，势必成不了镁光灯下的明星，更不会写进经济史的激昂章节。技术、管理、组织、厂房、师傅、领导……左手规矩，右手人情，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工程技术干部。

从中华到江南，到总公司，再到地方人大，胡传治身后没留下多少波澜，他用一辈子干了他该干的活。那些年中国造一条船要请外国专家“点明火”，他就在那陪跑过；后来自己能造万吨轮，外商一来还得请人家照相。他没做过世界名人，报纸也很少专门报道他。可你要找中国近七十年造船工人的群像，少不了他这种“带着汗和烟熏火燎的精准”。

最后他们说：他一直很低调，不爱讲话，更不搞风头。真的有人问起，他常常只是摆手，说“我是干活的人”。你信不？在这个到处都是“创新领袖”的年代，这话听着反倒让人唏嘘。

差不多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