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涯交给余则成一支钢笔,无意中拧开笔杆,里面纸条让他如坠冰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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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李涯败亡前交给余则成一支钢笔,解放后余则成无意中拧开笔杆,里面的纸条让他如坠冰窖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老余,这都多少年了,你怎么还留着这些旧东西?”妻子顺手拿起书桌上那支暗沉的派克钢笔。

余则成头也没抬,淡淡地说:“一个死人送的,不值钱,就是个念想。”

“死人?”妻子愣了一下。

“嗯,一个再也不会说话的人。”



01

一九五三年的初秋,天津的天空像一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干净得有些晃眼。阳光没什么热度,懒洋洋地透过法式窗棂,在地板上切出几块明晃晃的菱形。空气里飘着一股安逸的味道,是院子里邻家晒被子的皂角味儿,混着自家厨房里炖肉的香气,还有书桌上那瓶英雄牌蓝黑墨水特有的、略带一丝化学品的清苦味。

余则成坐在桌前,手里握着一把小小的削笔刀,正专注地给儿子余平成削着铅笔。木屑卷成一个个小小的圈儿,带着松木的清香,落在摊开的报纸上。他的动作很慢,很稳,就像一个老木匠在打磨一件心爱的作品。刀锋贴着木杆,均匀地旋转,黑色的铅芯一点点显露出来,尖锐而光滑。

“爸,再尖一点,我们班小胖的铅笔能扎破纸。”余平成趴在桌边,仰着脸,一双眼睛亮晶晶的,像他妈妈王淑云。

余则成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浅得几乎看不见的笑容。“铅笔是用来写字的,不是用来打架的。”他的声音有些低沉,带着一种常年不怎么说话的人特有的沙哑。

厨房里传来王淑云的歌声,是那首已经唱遍了大街小巷的《歌唱祖国》。她的嗓音算不上好,但调子很准,透着一股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满足。这种歌声,配上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构成了这个家最真实、最温暖的背景音。

余则成贪婪地呼吸着这一切。他喜欢这种感觉,一种被琐碎的、安稳的、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包裹的感觉。这感觉让他觉得自己是活着的,真实地活在阳光下,而不是作为一个代号,活在阴影里。

他如今的身份是天津市档案局的一名科长。这是一个再安稳不过的职位,每天的工作就是和一堆堆发了黄、散发着霉味的旧纸张打交道。这些纸张记录着前一个时代的荒唐与罪恶,而他,作为那个时代最深处的亲历者,现在的工作却是整理它们的“遗骸”。有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一种绝妙的讽刺。组织上这么安排,他明白。他这样的人,历史太复杂,背景太深,像一把双刃剑,用好了能杀敌,用不好,也容易伤到自己。放在档案局这样的地方,远离核心,远离权力,既是对他的一种保护,也是一种隔离。

他接受,并且努力适应。他学会了在单位里不多言多语,见谁都谦和地笑一笑;学会了在会议上不发表任何有“见地”的意见,只是埋头记录;学会了在下班后准时回家,提着菜篮子,和邻里间的家庭主妇们一起排队买菜。他把自己身上的所有棱角都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藏得严严实实,努力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最普通、最无害的干部,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午夜梦回时,他依旧会惊醒。梦里没有如今的平静祥和,只有保密局天津站那条阴森的走廊,昏黄的灯光照着一张张或谄媚、或狰狞的脸。他会梦见晚秋含泪的眼睛,梦见翠平憨直的笑,梦见吴敬中那句“没有人情味的地方,我待不下去”,最多的,是梦见李涯。李涯那双眼睛,像鹰隼,锐利得能穿透人心,即使在梦里,也让他感到一阵寒意。

这些梦,是他无法向任何人诉说的秘密,是他新生活里唯一的阴影。他以为只要时间够长,这些阴影总会慢慢淡去。

削好了铅笔,他递给儿子。余平成欢呼一声,拿着铅笔在草稿纸上划拉,像得了一件宝贝。王淑云端着一盘刚出锅的红烧肉从厨房出来,香气瞬间占领了整个屋子。

“老余,别老坐着,活动活动。今天张局长家的爱人还跟我说,看见你又在单位坐了一整天,让你多注意身体。”王淑云把菜放在桌上,一边解下围裙,一边絮絮叨叨。她是个简单而善良的女人,组织上介绍的。她不知道余则成的过去,只当他是个有点文化的旧政府留用人员,性子闷,但人老实,会疼人。

“知道了。”余则成应了一声,站起身,准备去洗手吃饭。

就在这时,余平成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从书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翻出了一样东西。那是一支钢笔,派克牌的,笔身是墨绿色的赛璐珞,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一种幽暗、深沉的光泽。笔夹和笔环都镀着金,虽然因为年深日久有些氧化,但依旧能看出当年的精致和贵重。

“爸,这支笔好漂亮!比王老师那支英雄牌的气派多了!”余平成把钢-笔-举得高高的,满脸都是兴奋。“爸,这个能借我用用吗?拿到学校去,小胖他们肯定都得羡慕死!”

余则成的目光落在那支钢笔上,脸上的最后一丝笑意瞬间凝固了。他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仿佛看到了一条盘踞在角落里的毒蛇。

“谁让你乱翻我抽屉的?”他的声音陡然变得严厉,几乎是吼出来的。他一步跨过去,一把从儿子手里将钢笔夺了过来,力道大得让余平成“哎哟”了一声,手背上都红了一道印子。

孩子被吓坏了,愣在原地,嘴巴一扁,眼看就要哭出来。王淑云也惊呆了,她从没见过丈夫发这么大的火,尤其还是对儿子。

“老余,你这是干什么?孩子又不是故意的,有话好好说啊!”她赶紧把儿子搂进怀里,心疼地揉着他的小手。

余则成攥着那支冰冷的钢笔,手心沁出了冷汗。他意识到自己失态了。他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缓一些:“平成,爸爸的抽屉里有些重要的文件,不能乱动,知道吗?这支笔……是旧东西,已经写不出水了。”

他把钢笔放回抽屉,动作却不像刚才那样粗暴,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诡-异-的轻柔。

王淑云还是有些不解,她从丈夫的反常举动里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她走过去,把那个抽屉拉开一点,拿出了那支钢笔。

“不就是一支笔嘛,看把你紧张的。”她拿在手里端详着,随口问道,“还挺沉的。谁送的啊?这么宝贝。”

余则成背对着她,走到窗边,点燃了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表情晦暗不明。

“老余,这都多少年了,你怎么还留着这些旧东西?”王淑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余则成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目光投向窗外那片洗得发白的天空。他头也没抬,声音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一个死人送的,不值钱,就是个念想。”

“死人?”王淑云愣了一下,手里的钢笔仿佛也变得沉重起来。

“嗯,”余则成掐灭了烟头,“一个再也不会说话的人。”

那个晚上,余则成失眠了。

等妻子和儿子都睡熟了,他悄悄地爬起来,没有开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摸到了书桌前。他拉开那个抽屉,从最里面拿出了一个上了锁的小木匣子。钥匙,他一直贴身戴着。

打开匣子,里面只有几样东西:一张他和翠平唯一的合影,照片上两人站得笔直,表情严肃,像在完成一项任务;一枚组织上发给他的功勋章,他从未佩戴过;还有,就是那支派克钢笔。

他把钢笔拿了出来,月光下,墨绿色的笔身像一潭深不见底的湖水。他摩挲着冰冷的笔身,思绪瞬间被拉回到了那个血与火交织的清晨。一九四九年,天津解放前夜。

那个给了他钢笔的死人,叫李涯。一个让他直到今天,依旧会从梦中惊醒的名字。

单位里的气氛最近有些不对劲。

从市里下来一份文件,要求各单位对所有建国前任职的留用人员进行一次全面的“历史问题”清查。档案局里,像余则成这样的人不少,一时间人心惶惶。

局长姓张,是个南下干部,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做事雷厉风行,思想也“左”得很。他对余则成这种在旧政权里干过,还当到过“上校”的人,骨子里就带着一种不信任。这次清查,张局长亲自挂帅,担任审查小组组长,更是铆足了劲,誓要把档案局里所有“历史不清白”的家伙都揪出来。

周一的例会上,张局长端着一个巨大的搪瓷缸子,喝一口酽茶,清了清嗓子,目光如炬地扫过全场。

“同志们,这次清查运动,不是一阵风,是要动真格的!我们档案工作,是什么?是党和国家的记忆库!这个库,决不能让任何思想有问题、历史有污点的坏分子混进来!”他的声音在小小的会议室里回荡,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有些人,不要以为解放了,穿上了干部服,过去的事情就一笔勾销了!我告诉你们,没那么容易!历史的账,一笔都不能少!”

说着,他的目光有意无意地落在了余则成身上。“特别是有些同志,在伪保密局那种特务窝子里待过,手到底干不干净?心到底向着谁?这都要好好地、深刻地跟组织交代清楚!自己主动交代,和被组织查出来,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希望有些同志,不要抱有任何幻想,不要企图蒙混过关!”

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余则成低着头,手里握着笔,假装在记录,但纸上却一个字都没写。他能感觉到,四面八方投来的目光,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他的背上。有同情的,有好奇的,更多的,是幸灾乐祸和刻意疏远。

散会后,同事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小声议论着,看到余则成走过来,又立刻噤声散开,仿佛他是什么瘟疫。

余则成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这是他必须补上的一课。胜利之后,他没有像其他同志那样,得到应有的荣誉和公开的身份。因为他的潜伏工作太过深入,知道的秘密太多,也因为最后阶段的一些事情太过复杂,无法对所有人解释清楚。组织上为了保护他,也为了更长远的考虑,让他隐姓埋名,以一个普通留用人员的身份,开始了新的生活。

可这种“普通”,本身就是一种不普通。它像一层玻璃罩,把他和这个火热的新世界隔离开来。他能看见外面的阳光,却感受不到温度。

他最怕的,不是牺牲,而是在胜利之后,死在自己人的“唾沫”里。

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书房,开始写那份该死的“个人历史报告”。他写得很艰难,每一个字都要反复斟酌。他不能写出自己的真实身份,那是一条绝对的红线。他只能站在一个“被迫在旧政权任职,内心向往光明,并在解放前夕为我党做过一些有益工作”的“起义人员”的角度来写。

这其中的分寸,极难把握。写得太轻描淡写,会被认为不老实,有意隐瞒;写得太详细,又怕言多必失,牵扯出无法解释的人和事。

尤其是在写到李涯的时候,他的笔尖停住了。

李涯……该怎么写他?一个顽固的敌人?一个疯狂的对手?一个……最后把钢笔塞到他手里的,那个眼神复杂的将死之人?

他想起了那天晚上,摩挲着那支钢笔时的异样感觉。

那个螺纹,那一点点微不可查的粗糙感。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缠绕住他的心脏。他烦躁地把笔扔在桌上,起身在屋里来回踱步。

不可能。他告诉自己。这几年,他前前后后把那支笔拆开过不下十次,用放大镜看过,用酒精擦过,什么都没有。李涯那种人,心思缜密到了极点,如果他真的留了东西,不可能这么多年都没被发现。那一点点的粗糙感,大概就是赛璐珞材质老化,或者生产时的瑕疵。

是自己太紧张了,神经过敏。张局长的讲话,单位里风声鹤唳的气氛,让他成了一个惊弓之鸟。

他努力说服自己,重新坐下来,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报告上。可是,那支钢笔的样子,李涯临死前的眼神,还有螺纹上那诡异的触感,像魔咒一样,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猛地拉开抽屉,想要再把钢笔拿出来看一次。可是手伸到一半,又停住了。

他怕。

他怕那真的只是自己的错觉,那会让他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被压力逼得不正常了。

他更怕……那不是错觉。

如果里面真的藏着什么,会是什么?一份他当年未来得及送出的情报?一份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名单?还是……一个专门为他余则成准备的,来自地狱的“问候”?

无论是哪一种,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都足以将他和他现在拥有的一切,彻底毁灭。

他“砰”地一声关上抽屉,巨大的响声把在卧室里已经睡下的王淑云惊醒了。

“老余,还没睡啊?”妻子的声音带着睡意,充满了关切。

“……没事,写个材料。你先睡吧。”他对着门口说,声音有些干涩。

他重新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关于李涯的描述:该员系国民党反动派之鹰犬,为人……

他写不下去了。他满脑子都是那个螺-纹-。

他忽然感觉,其中一圈螺纹的手感,似乎比其他圈要粗糙那么一点点,像是一个微不可查的瑕疵。是错觉吗?

他反复触摸,那种异样的触感挥之不去。他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个发现,就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他心里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让他再也无法安宁。

他知道,在彻底搞清楚这件事之前,他恐怕是写不出一个字了。他必须,也只能,把这个秘密先死死地压在心底。

02

记忆是一条无法驾驭的河流,时而平缓,时而湍急。那个藏着钢笔秘密的木匣子,就像是河床深处的一块礁石,余则成努力绕开它航行,却总在不经意间被那冰冷的触感惊醒。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坐在书桌前,试图完成那份关于过去的“忏悔录”时,那支墨绿色的派克钢-笔-,就会不请自来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然后,一九四九年那个潮湿而血腥的清晨,便会携着硝烟的味道,卷土重来。

天津解放的炮声已经响了一天一夜。这座曾经的“东方巴黎”,此刻正经历着它百年未有的阵痛。城外是势如破竹的解放军,城内是困兽犹斗的国民党残兵。保密局天津站,这个曾经让无数人闻之色变的特务机构,此刻已经彻底乱了套。烧文件、毁电台的浓烟从各个窗口冒出来,呛得人睁不开眼。走廊里,人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窜,有人忙着销毁罪证,有人忙着收拾金条细软,还有人,在绝望中选择了用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

吴敬中站长,早已搭乘最后一班飞机,飞往了不知是南京还是台湾的“天堂”。而李涯,这个天津站行动队的铁腕队长,这个党国最忠诚的“卫士”,则用最悲壮的方式,践行了他的“党国大义”。他亲率最后的死忠,在城西的一间货运仓库,负隅顽抗。

当余则成接到上级命令,以“老朋友”的身份前去劝降时,仓库外的枪声已经变得稀疏。李涯的行动队,被全歼了。

余则成独自一人,踩着满地的弹壳和碎石,走进了那间仓库。

仓库里光线很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硝烟、血腥和霉烂的麻袋混合在一起的怪味,让人闻了想吐。

角落里,李涯靠着一堆麻袋坐着,他的军装已经被血浸透,一条腿以一个不自然的角度扭曲着。他的脸色像一张用过的白纸,毫无血色,嘴唇干裂。但那双眼睛,依旧像两把淬了火的匕首,死死地盯着走进来的余则-成-。

他身边,还躺着两个已经断了气的队员,手里的枪依旧紧紧握着。

“则成兄,你来了。”李涯开口,声音嘶哑得像破锣,却带着一丝诡异的平静。他似乎早就料到,最后来给他“送行”的,会是余则成。

余则成站定在他面前,两人之间隔着三步的距离,这是一个既能对话,又足够安全的距离。他看着这个自己斗了几年、既是对手也是某种意义上“同事”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

“李队长,城里已经解放了。放下武器吧,解放军优待俘虏。”他说着劝降书上的标准台词,自己都觉得有些虚伪。他知道,对李涯这种人说这些,毫无意义。

果然,李涯听完,忽然低低地笑了起来,笑声牵动了伤口,让他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出了一口暗红色的血。

“俘虏?呵呵……”他喘着粗气,抬起头,目光在仓库里那些弹孔和尸体上扫过,“我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委员长的学生,只有战死,没有苟活。”

仓库外传来解放军战士的喊话声,催促里面的人缴械投降。

余则成沉默了。他知道,劝降已经失败。他今天来的目的,或许从一开始,就只是为了见这个老对手最后一面。



李涯似乎也放弃了最后的抵抗,他靠在麻袋上,像是卸下了所有的力气。他看着余则成,眼神变得复杂起来。“则成兄,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你……到底是谁的人?”

余则成的心猛地一跳,但脸上依旧不动声色:“我是站长的人,李队长忘了?”

“吴敬中?”李涯嗤笑一声,满脸都是鄙夷,“他不过是个捞钱的政客,算什么东西!我说的不是他。我查过你,你的履历天衣无缝。可是……你太冷静了,冷静得不像我们这种人。我们这种人,手上都沾着血,心里都养着鬼,夜里睡觉都不踏实。可你不一样,你睡得着。”

余则成没有回答。在将死之人面前,任何辩解都显得苍白。

李涯也没有追问,他像是纯粹的好奇,又像是在自言自语。他挣扎着,从血污的内袋里,掏出了一样东西。

是那支派克钢笔。

他把钢笔递向余则成,动作很慢,很吃力。

“这笔,跟了我好几年,德国货,好用。”他的声音低了下去,像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送给你,留个纪念吧。”

余则成看着那支在昏暗光线中依旧泛着幽光的钢笔,皱起了眉头。“李队长,用不着。”他本能地觉得,这东西不该接。

李涯却像是没听到,手依旧固执地举着。他的眼神里,没有了刚才的锐利,反而透出一种近乎恳求的神色。“拿着吧,则成兄。我们斗了这么多年,也算是一场缘分。你赢了,这是你的战利品。”

余则成还在犹豫。作为一个潜伏人员,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支笔里一定有诈。是微型炸弹?还是发报机?但看李涯的样子,又不像是要同归于尽。

就在这时,李涯忽然用尽全身力气,向前挪动了一下,抓住了余则成的手,强行将那支冰冷的钢笔塞进了他的掌心。

他的手,瘦得只剩下了骨头,却像铁钳一样有力。

“则成兄,”他凑近了余则成的耳朵,用只有他们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一字一顿地低语道,“你们的天下,也要用笔杆子写历史。好好写,别像我们……写歪了。”

说完这句话,他紧紧地攥了一下余则成的手,然后猛地推开了他。

余则成被他推得一个趔趄。他再抬头时,李涯已经捡起了身边的一把手枪,眼神也恢复了最初的疯狂和决绝。

“共产党万岁是吗?去你妈的!”他嘶吼着,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砰!”

一声枪响,在空旷的仓库里回荡,震得人耳膜生疼。

一切都结束了。

余则成站在原地,手里紧紧攥着那支还带着李涯体温的钢笔。他看着李涯圆睁的双眼,那里面残留的,除了不甘和疯狂,似乎还有一丝他当时完全读不懂的、诡异的笑意。

“老余!老余!醒醒!”

妻子的声音和摇晃,将余则成从深不见底的回忆中拽了出来。他猛地睁开眼,发现自己还坐在书桌前,身上不知何时披了件外套,额头上全是冷汗。窗外,天已经蒙蒙亮了。

“你怎么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做噩梦了?嘴里一直喊着什么‘别写歪了’。”王淑云一脸担忧地看着他,伸手探了探他的额头,“没发烧啊。是不是最近审查的事,压力太大了?”

余则成按了按发胀的太阳穴,含糊地“嗯”了一声。“没事,就是趴着睡,脖子有点酸。”

他掩饰着自己的失态,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了那个上了锁的抽屉上。

李涯临死前的那句话,那个眼神,像一根毒刺,隔了四年,再次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好好写,别像我们,写歪了。”

这句话,表面上听,像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的感慨。但从李涯那种人的嘴里说出来,余则成就觉得每一个字后面都藏着刀子。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是在嘲讽自己,即使换了天下,自己依旧要靠笔杆子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是在暗示什么?暗示这支笔里,藏着某个能让他的历史“写歪”的东西?

余则成越想,心里越是发毛。

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走在悬崖边的人,一边是组织严厉的审查,另一边,是李涯这个死魂灵布下的、看不见的陷阱。而他,无处可退。

他必须搞清楚。

与其被这种未知的恐惧折磨到发疯,不如主动去面对它,哪怕结果是万劫不复。

那个周末,他借口单位要加班整理紧急材料,把妻子和儿子支去了岳母家。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安静得能听到墙上挂钟秒针走动的“滴答”声,每一下,都像是敲在他的心上。

他拉上所有的窗帘,拧亮了书桌上的台灯。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那个木匣子,拿出了那支派-克-钢笔。

他把它完全拆解开来,笔帽、笔杆、笔尖、墨囊……每一个零件都摊在白纸上。他戴上了一副修表用的高倍放大镜,像一个外科医生一样,开始对每一个零件进行最细致的检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他检查了笔帽的夹层,敲了敲,是实心的。

他检查了笔尖的构造,是原厂的,没有任何改动的痕迹。

他检查了墨囊,除了干涸的墨迹,什么都没有。

最后,他的目光落在了那截墨绿色的笔杆上。他再次用指腹,轻轻地、反复地触摸着连接处的螺纹。

就是这里。

那种粗糙的、不连贯的触感,在寂静的氛围和高度集中的精神状态下,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绝对不是瑕疵!它更像是一种……密码锁上的刻度,或者是一个经过精密计算的卡口。

他的心跳开始加速,血液冲上大脑,让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

他试着按照正常的-方-向-拧,拧不动。他又试着反向拧。这完全是违背常理的,因为所有的钢笔螺纹都是单向的。

他用了一点力。

“咔哒。”

一声微乎其微,却又清晰得如同惊雷般的轻响,从笔杆内部传来。

余则成的手僵住了。

成了!

他感觉到螺纹松动了。他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一圈,一圈,反向旋转着笔杆。随着他的动作,笔杆从中间,一个他从未想过的位置,分成了两截。

一个用黄色蜂蜡封好的,卷得比火柴棍还细的小纸卷,从断口处掉了出来,落在白纸上。

那一瞬间,余则成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他靠在椅背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冷汗顺着额角滑落,滴在桌面上。

来了。

李涯留给他的“纪念品”,终于在他最不想看到的时候,现身了。

他死死地盯着那个小小的纸卷,眼神里充满了恐惧、挣扎和一丝不顾一切的疯狂。他知道,一旦打开它,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可能化为泡影。

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

他伸出颤抖的手,捏起了那个纸卷。

03

“清查历史问题”的运动,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倒春寒,席卷了档案局的每一个角落。空气里不再是往日的安逸和闲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形的、压抑的紧张感。

同事之间,原本热络的谈笑声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压低了嗓门的窃窃私语和相互审视的眼神。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生怕自己哪句话说错,哪个行为不当,就被扣上“立场不稳”的帽子,牵连进这场风暴里。

而余则成,无疑是这场风暴的中心。

张局长似乎把这次运动当成了一场检验自己“革命嗅觉”的考试,而余则成,就是他预设的那个标准答案。他成立的审查小组,几乎天天都要开会,研究材料,讨论案情。余则成虽然还是科长,但手头的工作基本被架空了,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随时等候组织的约谈”。

这种被孤立和悬置的感觉,比直接的批斗更让人煎熬。

他成了单位里的一个“透明人”。走在走廊里,迎面过来的人会下意识地避开他的目光,绕道而行。去食堂打饭,原本坐得满满的桌子,只要他一坐下,旁边的人就会立刻端着饭碗,默不作声地离开。就连给他办公室送开水的勤杂工老王,都从以前的热络地喊“余科长”,变成了放下暖瓶就走,一句话都不多说。

这种冷暴力,像一把钝刀子,在余则成的精神上反复切割。他知道,这是组织的“策略”,是一种心理施压,目的就是为了瓦解他的防线,让他主动交代“问题”。

可他有什么问题能交代呢?交代自己是“峨眉峰”?那等于自寻死路。交代自己和李涯的私下接触?那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他只能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自己的那份历史报告,用最“诚恳”、最“坦白”的语言,去描述一个“被胁迫的、心向光明的、有立功表现的”旧政府官员形象。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模糊而无害的符号,希望能够借此蒙混过关。

家里的气氛,也随着他眉头的紧锁而变得凝重。

王淑云虽然不懂政治,但她是一个敏感的女人。她能从丈夫越来越少的言语、越来越深的黑眼圈和越来越浓的烟味里,感觉到一场危机正在逼近

她不敢多问。在这个年代,不该问的别问,不该说-的别说,是每个成年人都懂的生存法则。她只能用自己的方式,笨拙地表达着关心。她会变着法子给他做好吃的,会在他深夜写材料时,悄悄地给他披上一件衣服,会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努力维持着这个家表面的平静。

一天晚上,余则成又在书房熬到半夜。王淑云给他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面。

“老余,吃点东西再写吧。看你都瘦了一圈了。”她把碗放在桌上,眼神里全是心疼。

余则成看着那碗飘着葱花和鸡油的面,心里一阵发酸。他有多久没有像现在这样,被人如此单纯地关心着了?在过去那些潜伏的日子里,他时刻都在算计与被算计之中,情感是一种奢侈品,更是一种致命的弱点。他以为自己早就习惯了孤独和伪装,可王淑云的这碗面,却轻易地触动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他拿起筷子,大口地吃了起来。面条很烫,烫得他眼眶都有些发热。

“淑云,”他一边吃,一边含糊地问,“如果……如果我出了什么事,你和平成怎么办?”

王淑云的身体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自然。她帮他理了理衣领,强笑着说:“瞎说什么呢!你好好的,能出什么事?你可是为解放天津立过功的人,组织上都清楚的。”

余则成心里苦笑。立功?他的功劳,是不能放在阳光下的。

“我是说如果。”他固执地追问。

王淑云沉默了。她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夜色,过了很久,才轻声说:“你要是真出了事,我就带着平成回娘家。我一个女人家,没啥大本事,但我能干活,我能把他拉扯大,让他好好读书,做个有用的人。老余,你放心,天塌不下来。”

她的声音很平静,却带着一种让余则成心安的力量。

他吃完了面,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他知道,他不能出事。为了这个女人,为了那个还在熟睡的儿子,为了这个他用九死一生换来的家,他必须扛过去。

情感,有时候是软肋,有时候,也是铠甲。

王淑云的话,让他短暂地获得了一丝温暖和力量。但当他重新面对那支被拆开的钢笔和那个蜡封的纸卷时,他又一次被拽入了冰冷的现实。

他一直没有勇气打开那个纸卷。

他把它藏在了一个更隐秘的地方——一本厚厚的《辞海》的夹层里。每天晚上,他都会把《辞海》拿出来,翻到那一页,看着那个静静躺在那里的小东西,内心天人交战。

打开它?还是毁掉它?

打开它,可能会瞬间引爆,粉身碎骨。

毁掉它,这个秘密将永远成为一个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会一辈子都活在李涯的阴影里,活在对未知的恐惧中。

他无法做出选择。他就像一个赌徒,明知道眼前的骰盅里藏着足以让他倾家荡产的点数,却又控制不住地想要去揭开它。



这种犹豫和煎熬,让他的神经一天比一天紧绷。

他开始变得有些神经质。

上班路上,他总觉得身后有人在跟踪他。办公室里,他会把重要的材料反复锁进抽屉,离开座位时哪怕只是去上个厕所,也要把抽屉再检查一遍。邻居家的孩子在院子里玩闹,一声稍微大点的喊叫,都会让他惊得从椅子上弹起来。

他看谁都像是审查小组派来监视他的探子,听什么都像是针对自己的窃窃私语。

一个周末的下午,她答应了陪儿子去公园放风筝。那几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他想借这个机会,让自己紧绷的神经放松一下。

公园里人很多,到处都是欢声笑语。余平成拿着风筝,在草地上疯跑,银铃般的笑声传出很远。王淑云坐在长椅上,一边织着毛衣,一边温柔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余则成牵着风筝线,仰头看着那只“大蜻蜓”在蓝天白云间越飞越高。那一刻,他确实感觉到了一丝久违的轻松。他甚至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之前的一切都只是一场噩梦,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父亲,正在享受一个再也寻常不过的周末。

就在这时,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他身后响了起来。

“余科长?真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余则成的后背瞬间僵硬了。这个声音,油滑,谄媚,带着一种让人极不舒服的市侩气。他不用回头,就知道是谁。

他慢慢地转过身,果然,看到了那张他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的脸。

是谢若林。

这个当年在天津站靠倒卖情报为生的情报掮客,这个为了钱可以出卖一切的家伙,此刻正站在他面前。他比几年前胖了些,穿着一身崭新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脸上堆着那种标志性的、让人一眼就能看穿的假笑。

“谢先生,好久不见。”余则成的声音很冷。

“哎哟,还叫什么谢先生,见外了不是?”谢若林夸张地摆摆手,“我现在可是‘进步人士’,在市工商联工作。余科长,你可真是深藏不露啊,现在都在档案局当领导了。我就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才,到哪儿都吃得开。”

他的话里,充满了赤裸裸的奉承和试探。

余则成不想和他多说一句话。“我还有事,先走了。”他拉着风筝线,就要转身。

谢若林却一步上前,拦住了他。他压低了声音,用一种神秘兮兮的语气说:“余科长,别急着走啊。咱们是老相识了,有些事,我得提醒你一句。最近……风声紧,听说市里在搞清查运动。像咱们这种从‘那边’过来的人,可得夹着尾巴做人啊。万一哪句话说错了,或者……有什么东西被人翻出来了,那可就麻烦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不住地往余则成身上瞟,那眼神,像是在估价一件古董。

余则成的心,沉到了谷底。

他听懂了谢若林的潜台词。这是在敲诈,是在威胁。谢若林一定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自己正在被审查,他想利用他手里掌握的那些关于天津站的“内幕”,来从自己身上捞一笔好处。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余则成冷冷地甩开他,拉着风筝线,快步走回了王淑云身边。

“老余,那人是谁啊?”王淑云看出了丈夫的脸色不对。

“一个……不相干的人。”余则成把风筝线塞到儿子手里,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走,我们回家吧。”

回去的路上,余则成一言不发。

谢若林的出现,像一把重锤,彻底击碎了他所有的侥幸。他意识到,自己的过去,根本不是一份报告就能洗刷干净的。有太多像谢若林这样的“活历史”,他们像水蛭一样,随时可能从阴暗的角落里爬出来,死死地叮住自己,吸干自己的血。

他不能再等了。

他必须主动出击,必须知道李涯留下的那张牌到底是什么。只有知道了底牌,他才能决定是跟,还是弃。

回到家,他把自己锁进了书房。

他拿出了那本《辞海》,翻开了夹着纸卷的那一页。这一次,他的眼神里再也没有了犹豫,只剩下破釜沉舟的决绝。

04

审查小组的“特别顾问”这个名头,听起来颇有些唬人。当张局长在内部会议上宣布这个决定时,余则成的眼皮跳了一下,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位顾问同志,对旧社会天津的方方面面,特别是伪政府内部的情况,非常了解。他的到来,对我们小组的工作,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帮助。”张局长说这话时,特意加重了语气,还别有深意地看了余则成一眼。

余则成低着头,心中冷笑。他大概已经猜到,这个所谓的“特别顾问”会是谁了。

当会议室的门被推开,那个熟悉的身影走进来时,余则成还是感觉自己的呼吸停滞了一秒。

是谢若林。

他换下了一身便装,穿着和大家一样的干部服,只是那衣服穿在他身上,总显得有些不伦不类,像是偷来的。他脸上依旧挂着那副谦卑又精明的笑容,一进来,就挨个和审查小组的成员握手,点头哈腰,嘴里说着“向各位领导学习”、“请各位同志多指教”之类的场面话。

当他走到余则成面前时,他停了下来,握着余则成的手,比对别人多用了几分力气。

“余科长,又见面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在一个锅里搅马勺,你可得多多关照小弟啊。”他的声音不大,但足以让周围的人都听见。

余则成面无表情地抽回手,淡淡地说:“不敢当。”

张局长显然对谢若林的“积极靠拢”非常满意,他清了清嗓子,示意会议开始。

“今天,我们请谢若林同志来,主要是想请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一些情况,帮助我们更好地甄别和审查。”张局长开门见山。

谢若林立刻挺直了腰板,清了清嗓子,摆出了一副知无不言的架势。“张局长太客气了。为组织服务,是我应尽的义务。想当初,我也是被国民党反动派蒙蔽,走了不少弯路。现在幡然醒悟,能为新中国做点贡献,是我最大的荣幸。”

他说得冠冕堂皇,余则成听得直犯恶心。

接下来的会议,就成了谢若林的个人表演。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年保密局天津站里的各种“内幕”,从吴敬中贪了多少金条,到马奎和陆桥山怎么勾心斗角。他讲得活灵活现,细节丰富,听得审查小组的人不住点头,仿佛亲眼所见。

余则成知道,这里面九分假,一分真。谢若林最擅长的,就是把道听途说来的东西,包装成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卖个好价钱。现在,他显然是把审查小组当成了他最新的买家。

“……要说这天津站里,最让人看不透的,还得是两个人。”谢若林说到兴头上,话锋一转,把矛头引向了关键。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他身上。

“一个是李涯,李队长。”谢若林咂了咂嘴,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这个人,是个疯子,纯粹的。他对党国的忠诚,都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吴站长都跑了,他还拉着一帮人去送死。这种人,脑子一根筋,可怕。”

他顿了顿,目光慢悠悠地转向了余则成。

“再一个嘛……就是咱们的余科长了。”

会议室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

余则成握着钢笔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

“哦?余则成同志有什么特别的吗?”张局长立刻来了兴趣,身体微微前倾。

谢若林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恶意。“特别,太特别了。余科长当年在站里,那可是个八面玲珑的人物。跟站长走得近,跟陆队长、马队长关系也不错。最难得的是,连李涯那种眼高于顶、谁都看不上的人,都对余科长另眼相看,引为知己。”

“‘知己’?这个词用得有点重了吧?”小组里一个年轻的干事插嘴道。

“不重,一点都不重。”谢若林摆摆手,“你们是不知道。天津站里谁不知道,李涯最信任的人,就是余科长。很多机密的行动,李涯甚至会绕过站长,直接跟余科长商量。就说最后那次,李涯被围在仓库里,点名要见的人是谁?就是咱们余科长嘛!听说,两人在里面单独聊了好久好久,谁也不知道他们聊了些什么。等余科长一出来,李涯就自杀了。这里面的事儿,啧啧,耐人寻味啊。”

谢若林的话,像是一盆精心调配过的污水,不偏不倚地全泼在了余则成的身上。他没有明说余则成是特务,但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在引导听众往那个方向去想。

张局长的脸色变得极其严肃。他看着余则成,眼神里充满了怀疑和审视。“余则成同志,谢若林同志说的情况,属实吗?”

余则成站了起来,他知道,此刻他不能慌,一慌就全完了。

“报告局长,”他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一丝波澜,“谢先生……哦不,谢若林同志,记忆力可能有些偏差。我和李涯,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至于他为什么信任我,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平时话不多,不参与站内的派系斗争,显得比较‘可靠’吧。最后去劝降,是组织的命令,我和他也没谈什么,只是传达政策。他自杀,是他个人顽固不化的选择,与我无关。”

他的解释,合情合理,无懈可击。

但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很难再拔除了。

谢若林看着余则成,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笑。他知道,他的目的达到了。他不需要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他只需要在审查小组的心里,给余则成的形象上,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就够了。

那天的会议结束后,余则成感觉自己像是被剥光了衣服,扔在冰天雪地里。谢若林的出现和那番话,彻底将他逼入了绝境。

他之前的报告,写的那些避重就轻的东西,现在看来,都成了“有意隐瞒”的证据。他和李涯最后的那次会面,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自证清白的“污点”。

而谢若林,就像一条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他知道,他一定会死死地咬住自己不放。

那天晚上,余则成做了一个噩梦。

他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那间阴暗的仓库。李涯和谢若林并排站在一起,对着他笑。谢若林指着他说:“局长你看,我说的没错吧,他们俩关系不一般。”

而李涯,则从怀里掏出了那支墨绿色的派克钢-笔-,像递交一份判决书一样,递到他面前。

“则成兄,”李涯的声音在梦里显得格外清新和阴冷,“我留给你的‘纪念品’,还喜欢吗?这里面,可是写着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啊。”

余则成猛地从梦中惊醒,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

他大口地喘着气,心脏狂跳不止,梦里李涯那诡异的笑容和阴冷的话语,还清晰地回荡在耳边。

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种被动的、等待宣判的折磨了。

谢若林的出现,李涯的梦魇,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将他所有的退路都堵死了。他被逼到了悬崖的尽头,往前一步,是深渊;退后一步,也是深渊。

既然无路可退,那就只能……往下跳!

他猛地掀开被子,下了床。他没有开灯,借着月光,径直走到书桌前,像一个梦游者一样,拿出了那本厚重的《辞海》。

他的动作不再有丝毫的犹豫。

他翻到夹着纸卷的那一页,用颤抖但却坚决的手,将那个小小的、承载着他所有恐惧和未知的蜡封纸卷,捏在了手里。

然后,他走进了厨房。

厨房里很暗,只有窗外的一点微光。他从橱柜里,拿出了一把用来切水果的小刀。刀刃很薄,在黑暗中泛着一点寒光。

他回到书房,坐在椅子上,将台灯拧亮。刺眼的光线下,他看着手里的纸卷,仿佛在看自己的命运。

他深吸了一口气,用刀尖,小心翼翼地,一点一点地,刮开了封在纸卷外面的黄-色-蜂蜡。

他的心跳得像擂鼓,每一下,都震得他胸口发麻。

蜡屑簌簌地落下,露出了里面卷得紧紧的、薄如蝉翼的纸张。

他用指尖,轻轻地,将那张小纸条,一点一点地展开。

他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纸面,瞳孔因为紧张而缩成了两个小点。

纸条很小,上面的字更小,是用钢笔写的,字迹瘦硬,锋芒毕露,他一眼就认出来,是李涯的笔迹。

看清纸上那行字的瞬间,余则成感觉自己像是被一道闪电从头到脚劈中,整个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声音,所有的思绪,都在这一刻消失了。

时间,仿佛静止了。

他拿着纸条,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感觉自己不是找到了答案,而是坠入了一个更深、更冷的冰窖。

门外,传来了妻子被惊醒后的、带着浓浓睡意的关切询问声:

“老余,你怎么了?大半夜不睡觉,在干什么呢?”

05

王淑云的声音,像从一个遥远的世界传来,模糊而失真。

余则成坐在冰冷的地板上,一动不动,像一尊瞬间被冻住的雕像。他手里的那张小纸条,明明轻如鸿毛,此刻却感觉重若千钧,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灯光下,那行瘦硬的小字,像一条黑色的毒蛇,死死地缠绕住他的视网膜,每一个笔画,都带着淬了毒的尖刺,狠狠扎进他的心脏。

“翠平未死,速去香港,见‘老板’。”

十一个字。

简简单单的十一个字,却彻底颠覆了余则成的世界,将他所有的理智和情感,瞬间击得粉碎。

翠平……未死?

怎么可能!

这个念头,像一声惊雷,在他的脑海里炸响,震得他头晕目眩。

翠平,陈家大院里那个咋咋乎乎、不识字的游击队长;那个会在枕头底下藏一颗手榴弹,会在他的西装上笨拙地打补丁的女人;那个会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挡在他身前,喊着“你快走”的同志;那个他名义上的妻子,实际上……早已走进了他心里的,他的爱人。

他亲眼看着她上了那辆离开天津的卡车。他记得她回头时,那双清澈的眼睛里,含着他从未见过的泪光。

后来,噩耗传来。上级一封简短的电报,告诉他,护送翠平的车队在路上遭遇了国民党散兵的伏击,翠平为了掩护同志,壮烈牺牲。

这个消息,成了他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在无数个深夜,他会拿出那张两人唯一的合影,摩挲着她那张质朴而倔强的脸,心如刀割。他甚至不敢去想,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是不是还在念着他的名字,是不是还在想着他们那个未曾说出口的约定。

她的牺牲,是他潜伏生涯中最大的遗憾,也是他内心深处最柔软、最痛苦的记忆。

可是现在,李涯,他最大的敌人,却在他死后四年,通过这样一种匪夷所思的方式,告诉他——她没死。

这怎么可能?!

“老余?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不舒服?”门外的王淑云听不到回应,声音里的担忧更重了,她开始转动门把手。

余则成一个激灵,猛地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不能让淑云看到这一切!

“没事!我没事!”他用一种近乎嘶哑的声音回答道,一边手忙脚乱地将地上的刀子和蜡

屑踢回桌底,一边飞快地将那张要命的纸条折好,塞进口袋里。

“就是……就是写材料头晕,坐地上缓一会儿。你快去睡吧,我马上就来。”

“真的没事?”王淑云在门外还是不放心。

“真没事!”余则成走到门边,靠着门板,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一些,“快睡吧,明天还要早起呢

听到丈夫的保证,王淑云才迟疑地走开了。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是卧室门被轻轻关上的声音。

余则成背靠着冰冷的门板,缓缓地滑坐到地上。

确认妻子已经睡下,他才从口袋里,再次掏出了那张纸条。他的手指抖得厉害,几乎捏不住那张薄薄的纸。

“翠平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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