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量大、易丢失，10万项非遗，我们该如何去呵护？

作家 冯骥才

非遗学的缘起与前瞻

——冯骥才教授访谈

冯骥才，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民协名誉主席。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等职。

著有《非遗学原理》《传承人口述史方法论研究》等学术著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设立的开拓者、建议者、践行者和推动者，为非遗学科的创设与发展，非遗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日，笔者就非遗学学科的缘起与前瞻与冯骥才先生进行了访谈。

《非遗学原理》 冯骥才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非遗学的缘起

张俊艳：

冯先生，您以知识分子的文化先觉在21世纪初就发起了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在我国率先开展非遗保护实践、非遗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并直接推动了非遗学学科的创设，您可否谈一谈非遗学的缘起？

冯骥才：

20世纪后半期，人类开始认识到前人留下的历史创造中，除了物质性的文化遗址、建筑、器物和艺术品之外，还有大量精神性的文化保存在代代相传的口头、活态、无形的行为与技艺中。这些精神性的遗产包括各种传统表演艺术、社会风俗、节日庆典、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2003年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我国是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2024年12月4日，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我国共有44个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总数位居世界第一，我们拥有的非遗数量是最多的、最丰富的。

目前，国家的非遗保护四级名录中总共有超过10万项非遗。统计出来这些项目，把我们国家的文化家底摸清，这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所以，先要对非遗进行抢救性调查，尽最大可能“打捞”那些奄奄一息、具有高度价值的传统文化事象。与此同时，面对这样浩大的文化体量，我们应该进入科学保护的阶段，也就是系统性保护阶段。社会在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面貌在相应地急剧变化，如果不能科学、妥善地保护好那些抢救出来的非遗，保护的成果就可能得而复失。在这样的现实面前，非遗保护工作最需要的是人才，只有建立起一支规模庞大的专业性的非遗人才队伍，才能承担起国家非遗保护的重任。要培养非遗人才，就需要建设学科。

在“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及人才培养”会议上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非遗，强调其对中华灿烂文化、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价值和作用。2016年11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时特别叮嘱，“一定要把非遗保护这件事做好，很重要！”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就“十四五”时期国家建设发展听取意见和建议时，我做了关于“建立国家非遗保护的科学体系”的发言。我的主要观点是：非遗是一种较难把握的活态文化，它在市场中比较容易受到利益的驱动和左右，但非遗一旦失去其本真性就不可再生，这让非遗保护变得非常迫切。与此同时，我们的非遗保护工作没有前人的经验可资借鉴，这让保护的工作充满挑战。我认为应对挑战的关键举措在于“科学保护是根本，人才培养是关键”。一方面，需要从文化遗产自身特性出发制定科学保护体系，包括为文化遗产制定精确档案，为非遗制作“ 遗产清单” 并设定责任人与政府监管；还要建立依据科学标准与《非遗法》的监督机制，以确保保护与发展有可靠的依据。另一方面，科学保护依赖专业人才。

我国遗产体量大，人才严重不足。根源在于大学学科设置问题，文化遗产学等相关学科未独立，导致非遗教研困难，年轻人求学投身非遗保护事业受阻。文化遗产保护急需培养专业的人才队伍，这不仅有利于非遗保护，还能为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提供骨干力量。由此我提出在大学建立学科和培养人才的建议，吁请国家在“十四五”文化事业顶层设计中予以考虑。我的建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非遗学”由此被赋予一种新的意义。座谈会之后，非遗学学科建设的建议得到了教育部和天津大学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推进，各方面工作迅速开展起来。2021年3月，教育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名单；2021年4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下发《关于推动部分学位授予单位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人才培养试点工作的通知》；2021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自主增设硕士点和博士点”；202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天津大学自主设立我国首个非遗学交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22年9月，非遗学学科首批硕士研究生入学，2025年，首批非遗学硕士生顺利毕业。

2024年9月天津大学冯研院第三届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交叉学科硕士生入学仪式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布局“十五五”开局的关键年份，非遗学也完成了一个完整的硕士人才培养周期。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和收获，分析问题和挑战，以对非遗学更清醒、更深入的认识来投入我们下一步的学科建设工作。

非遗学建设的四个关键事项

张俊艳：

冯先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非遗学学科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性？建设好非遗学的关键事项是什么？

冯骥才：

由于非遗学和民俗学面对的是同一对象——民间文化，人们容易将非遗学和民俗学混淆，或是将非遗学纳入民俗学的范畴。但是，一些敏锐的学者发现，非遗学的学术立场是遗产，是历史传承至今并依然活着的文化生命。有了这个立场，非遗学就是一个全新的工作，全新的立场，全新的视角，全新的有待探索与构建的学术。非遗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很容易变异和丢失，要分外呵护好、传承好，因此非遗学的使命尤为重要，非遗学要为非遗服务、要为非遗所用。因此，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是一个独立的、活态的新兴交叉学科。

建设好非遗学学科，我认为需要把握好四个关键事项，即非遗学的基础理论建设、教材建设、教研方法论建设以及师资队伍建设。除此之外，理想的非遗学教研应该有与之配套的博物馆，博物馆是完整收藏与展示非遗的地方。天津大学正在建设的非遗学相关的博物馆，可以作为一个先行试点，我们力图把它建设成学科的一种标杆。

张俊艳：

您非常重视非遗学的元理论，在您看来，人们应该如何理解非遗学的元理论呢？

冯骥才：

元理论是非遗学的精神主体，要对学科本身的基础性、根本性问题开展研究。例如，前面说的非遗学的立场，再如非遗学的核心内容和关注点，非遗学的学术使命及学科特征等，这些构成了非遗学独有的学科编码。元理论是非遗学基础理论的内核，内核清晰才能构建起非遗学的理论大厦。非遗学的教育教学方式也与其他学科不同，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在田野中认知，在田野中发现，在田野中探索，在田野中生效。非遗学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和多学科交叉性，非遗学与民俗学、艺术学、美学、民族学、管理学、法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广泛交叉融合，同时非遗学也与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理工科快速融合，非遗学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混融交叉的学科。学科本身的这些基础性、根本性的特征和规律，是指导我们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最本源的范式和框架，非常重要。

冯骥才作品 《非遗学原理》

我在2024年出版的《非遗学原理》是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的基础理论著作，是我本人20多年来从非遗保护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思想的总结，希望能为非遗学相关工作提供比较可靠的思想起点，为非遗学科的建设发展开一个头。

张俊艳：

学科建设的核心任务是进行人才培养，教材作为传道授业的重要载体十分重要，可否介绍下非遗学学科教材建设应当遵循的标准和重点？

冯骥才：

在基础理论的基础上，需要建设非遗学的系列教材，为非遗学的人才培养奠定学术基础。我经常想，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像建一个大厦，编写教材也是一块砖，我们要把每一块砖放正、放好、放实、放稳，这样我们的大厦才能盖起来。

目前国内已经有一些非遗概论性的著作，也有不少学理的思考。这些探索对非遗学教材的建设都是有益的。2022年4月28日，天津大学召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系列教材”编写启动会，成立了天津大学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教材”编辑委员会，我担任编委会主任、系列教材的总主编。潘鲁生、向云驹、方明、唐家路等12位专家担任编委会委员。首批教材《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论》《民间文艺学教程》《传承人口述史教程》的编写工作正式启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天津大学特聘教授向云驹，教育部高校设计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教授潘鲁生，以及我院教授郭平，分别担任三卷教材的主编，我院教研部也相应成立了教材编辑工作组。目前这三本教材都在紧张、严谨地撰写中，希望它们能够尽快为非遗学的教学研究所用。

冯骥才主持召开全国首个非遗学学科教材编写启动会

张俊艳：

您曾多次强调，非遗学是一门田野科学，在田野中发现，也在田野中生效。只有把书桌搬到田野，才能真正培养出满足非遗保护工作需要的人才。这种教育教学方式具有很强的突破性和创新性，可否为我们深入介绍一下？

冯骥才：

目前我们的国家级非遗有1557项，还有省级、市级、县级，总计超过10万项，非遗体量巨大，浩瀚无比，我国也是世界上非遗数量最多的国家。这些非遗不在书本里，而都活生生地散落在祖国的大地上，要认识这些非遗，理解它们、保护它们，就一定要和它们在一起。所以我提出知识分子应该“把书桌搬到田野”。这些年来，我们学院师生在开展非遗教学与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贯彻着“把书桌搬到田野”的教学思想，始终意识到非遗的问题来自田野，非遗的答案也必然在田野。我们会选择有代表性的非遗项目，跟当地政府或非遗保护单位一起建立“非遗学田野教学基地”。老师和学生们都依托这些基地下到田野，进入非遗现场进行调查，给非遗编制文化档案。给非遗编写档案很重要。一是非遗本身的需要，二是可以直接而具体地进入非遗事项，如历史沿革、技艺流程、工具材料到传承人、传承谱系、传承方式、保护方式等。尽可能全面地进行记录，并且这种记录是多媒介的，不仅有文字，也有声音和影像。经过了两年多的田野调查工作，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瑞安木活字印刷术田野档案》《西塘护国随粮王信俗会文化档案》和《天津皇会志》三部文化档案的文本编写，正在进行出版前的编校工作。

冯骥才与内蒙古剪纸艺人交谈

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在田野中进行教学能够培养学生们对文化的热爱和使命感。学生们下到田野去做一年多的调查，去记录和撰写口述史，通过反复、多次跟传承人密切接触，不断确认、补充、完善自己的文化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逐渐就会产生对于非遗命运的关切，会对非遗产生一种责任，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我喜欢看学生们写的田野调查报告，写得很有感情，通过长时间的田野调查，他们开始热爱自己的专业，开始生发出责任感。“把书桌搬到田野”是一种教学实践和知识积累的理想方式，田野教育就是大地的教育，就是人民的文化教育。这就是非遗教育独特的方法论，它具有独特性，也显示出非遗学的独特性。

张俊艳：

任何一门学科的建设，师资队伍都是至关重要的，非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它面临的师资队伍建设的挑战是什么，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冯骥才：

这个问题十分关键，也是我想要探讨的。建设非遗学学科，师资队伍非常重要。自2006年，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开始培养非遗方向的学生，到目前为止已经培养了博士20余人，硕士30余人，第一届非遗学硕士顺利毕业。博士毕业后大多进入了非遗的学术研究领域，硕士的去向相对多元。从国家层面来说，全国的非遗学师资队伍都十分紧缺。从事非遗学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教师必须真正理解非遗，也必须热爱文化，既需要有真挚的家国情怀、深厚的学术造诣、国际化的视野、多学科交叉融合汇聚的能力，又需要他们有脚踏实地的干劲，问道田野的虚心，一丝不苟的科研精神，这样高水平的非遗学师资是稀缺资源。

2024年冯骥才82岁生日，与全院师生在一起

非遗学领域师资的育引是一个难题，一方面需要教育界加大培养力度，如有条件的高校设立非遗学的博士点，设立非遗学博士后流动站，培养非遗领域高端的理论创新人才；另一方面着眼经验的传递，一些在非遗保护领域长时间深耕的学者、文化管理者，可以通过兼职、联合培养、合作导师等多种方式加入到教学科研工作中来，丰富非遗学的人才队伍构成。也应该放眼世界，吸纳国际化的非遗研究人才，可以通过引进、合作等方式，补充进师资队伍。形成多元的非遗学师资体系。

张俊艳：

当前社会上建立了很多的非遗博物馆，天津大学也在建设非遗学博物馆，他们有什么不同？非遗学博物馆如何发挥好支持学科建设的重要作用？

冯骥才：

非遗博物馆是开展非遗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场所，也是理想的非遗学硬件设施建设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天津大学正在建设的博物馆中有两个是非遗博物馆。虽然现在各地都建设了一些“非遗博物馆”，但实际上更多是非遗的展示馆或陈列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遗博物馆。我们在天津大学将按照非遗学和非遗规律建起两个真正意义的非遗博物馆，分别是瑞安木活字印刷术和南通蓝印花布，这二者都是国家级非遗，前者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急需保护的人类非遗名录。博物馆将遵循非遗博物馆的学术理念，对这两项非遗进行完整、系统、充分地呈现。我们会建立起一座年画史博物馆，它会突出“年画史”的概念，梳理出清晰的年文化与年画相互映衬的历史，这是此前的年画展览所没有的。我会把几十年来收藏的历史各时期、各重要产地年画的精品及相关文物文献放入这个博物馆，首创一部立体的“中国年画史”。未来很多人可以来博物馆上课学习，真正在体验中传承、传播和弘扬非遗。除此之外，我们还开辟了“四驾马车·文化遗产保护”的主题展馆，在这里人们会看到30多年来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如何以文化先觉开展文化抢救的，我和文化界、知识界所进行的文化保护实践过程将在此系统展出，大量的资料、文献、照片、影像，尽可能完整地呈现了我所亲历的文化保护史的整体脉络。

冯骥才在天津杨柳青普查

非遗学未来发展前瞻

张俊艳：

非遗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建设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您认为当前面临最大的挑战有哪些？

冯骥才：

经过三年多的学科建设，非遗学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和经验，但是学科建设也面临着很大的挑战：第一，作为交叉学科培养的非遗学学生，目前还没有被就业市场充分认识、了解和理解，社会还没有为这些学习非遗保护的人才提供对应的岗位，人才的供需关系还存在结构性矛盾；第二，社会发展催生非遗保护不断涌现出新问题，这势必激发非遗学一些新的思考、新的理论，这些新思考、新理论应该形成系统，这就需要有一个形成广泛共识的学科来容纳和汇聚，因此非遗学成为独立一级学科就显得尤为重要；第三，非遗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也需要更多的体制机制和教研方法的突破创新，比如我们所倡导的田野教学，如何平衡在校学习周期与田野学习时间；比如师资队伍的构成，非遗传承人、一线实践者在教研中能否发挥更大作用；比如博物馆在非遗教学中的作用等，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张俊艳：

非遗是本世纪出现的一个崭新的文化概念，它出自人类新的遗产观和现代的文明观，请您为我们前瞻下非遗学的未来？

冯骥才：

遗产是非遗学的根本立场，因此遗产观对非遗学至关重要，它是非遗学能够独立成学的前提条件。非遗学需要明确它研究的对象是遗产，而且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它不易把握，易于变化，因此需要相应的人才去保护和研究。第一，应该完善非遗学人才培养贯通体系，培育更多非遗人才。非遗人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非遗的研究人才，二是非遗的管理人才。高水平研究人才的培养迫切需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非遗学的博士点，专门化培养非遗的学术型人才；同时探索建设非遗的专业化人才，给10万多项非遗的高水平保护提供人才的支撑。非遗的管理人才同样重要，在非遗管理实践中，一方面大量非遗保护需要专业的管理人才，另一方面由于非遗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和专业，就业市场和人才需求部门存在信息差，人才需求和供给不相匹配，这就可能导致人不能尽其才，就好比作家撰写了好的小说不能发表一样，会产生人才的浪费，这需要高校、政府、企业共同努力，畅通就业信息和渠道，确保非遗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

冯骥才在书房中写作

第二，要深化理论研究。非遗学研究是一片学术海洋，一些标识性概念、原创性概念有待进一步探索、凿空、开拓、讨论，例如非遗博物馆学、视觉非遗学等。非遗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需要直面非遗现实复杂的问题和困难，从非遗学理论的原点出发，去探索非遗学自身的本质、特征、构成，去持续不断地严密地构建起它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非遗学的教育教学法是与传统的教育教学所不同的，口述访谈、影像记录、档案建设、技艺把握都是非遗学专业学生重要的基本功，这些能力素质的养成，需要同学们在田野中“干中学”“干中悟”，不断总结经验，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第三，深度开展非遗学学科交叉。非遗学涉及学科多样，既有民俗学、艺术学、民族学、管理学、法学、档案学、博物馆学、文物学，也与当下快速发展的材料科学、人工智能、数字传播等紧密相关。非遗学既需要“文文交叉”，也需要“文工交叉”，交叉学科的学科之间不是加法，是乘法，不是物理性而是化学性的。例如视觉非遗学，非遗的记录必须要有视频记录，如果记录一种戏剧表演，怎么描写都不如记录一个视频，视频的拍摄需要非常专业的技法，如角度、方位、细节、问答等，非遗需要专业记录，要把细节精准地记录下来。这就需要我们的师生能够在深刻理解非遗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语言、文字、摄影、摄像、数字技术等，通过综合运用和融会贯通，才能完整准确全面地记录非遗。

冯骥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国际学术论坛上发言

第四，依托非遗学开展文明互鉴。非遗学具有活态性和传承性，是我们“大一统”历史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代表性文化表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节日非遗就是全民性传承的非遗，想要了解中国人，想要了解中国的春节、端午，来中国和中国人一起过一次春节、过一次端午就会有深刻的了解。我们的研究院设有亚洲非遗理论研究中心，积极搭建海内外非遗研究专家的网络。我们也保持着举办国际会议的传统，依托非遗开展国际文化交流，比如“新时代·新学科·新使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国际学术论坛”，取得了很大影响。我们的年画中心与圣彼得堡大学合作密切。20世纪俄罗斯汉学奠基人阿里克谢耶夫，他专门研究中国年画，在1906—1926年间，他三次赴华实地考察并系统采集年画实物，收集了大约5000 多幅年画，他的学生李福清（已故）也是俄罗斯的汉学家，也是我们的客座教授，他在俄罗斯举办《神奇的年画世界——19至20世纪初俄中民间绘画》展览，促进了中俄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进一步增进中俄的文明交流互鉴。非遗研究要保持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非遗联系世界。

张俊艳：

非常感谢您！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建设，作为文化遗产学的重要内容，对于我们坚持两个相结合，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明互鉴具有重要价值，相信这一正在健美起步的新兴交叉学科，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衷心感谢您接受《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的访谈！

（协助整理：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耿涵副教授）

原标题：《数量大、易丢失，10万项非遗，我们该如何去呵护？ | 专访冯骥才》

栏目主编：蒋竹云 文字编辑：尹尚胜男

来源：作者：澎湃新闻客户端-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