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护送毛主席进京，1958年被连降十级，主席知道后：我要亲自过问

1949年春天，北平和平解放后，一支特殊的车队从西柏坡出发，朝着北平缓缓驶去。

车队中，有一位身穿便衣、头戴鸭舌帽、腰间挎着佩枪的干部，目光警惕地扫视着沿途的每一处动静，他就是负责护送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进京的王范。

谁也不会想到，这位护驾有功、深得信任的干部，仅仅9年后的1958年，竟被连降十级，从正局级的高位一下跌入谷底。

消息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时，主席当即放下手中的笔，语气坚定地说：“这事我亲自过问。”

一个曾用生命守护主席安全的功臣，为何会遭遇如此重创？

王范能负责护送毛主席进京，全靠他多年在革命队伍里练出的硬本事。

早在1949年初，北平刚和平解放，敌情还十分复杂，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就把为党中央进京做安保准备的任务交给了王范，让他担任工作队队长，负责侦察西郊的匪情，安排领导同志的住地和警卫工作。

那段时间，王范几乎连轴转，领着人挨家挨户排查，香山周围哪条路窄、哪个院墙低、哪个角落能藏人，他都摸得一清二楚，还顺藤摸瓜揪出了好几伙潜伏的国民党特务，把安保工作做得滴水不漏。

3月23日，中央领导人出发进京那天，王范亲自带队护送，他安排车队沿途设哨，严格控制车辆间距，每到一个关键路口，都要亲自检查确认安全。

行到河北涿州时，一座桥突然发出异响，王范立刻让人停车，亲自跑到桥下查看，果然发现了未爆炸的药包，他当即组织人拆除，成功化解了一场危机。

到了北平后，毛主席在西苑机场检阅部队，王范就坐在毛主席身后的第二辆吉普车上，全程警惕护卫，圆满完成了这场意义非凡的护送任务。

大家都叫王范“红色包打听”，这个称号可不是凭空来的，背后还有一段毛主席和陈毅的对话。

1956年初，毛主席到上海视察江南造船厂，陈毅等同志陪同，当时担任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的王范也在随行队伍里。

路上，陈毅跟毛主席开玩笑说：“他是包打听嘛。”毛主席听了笑着接口：“红色包打听，王范在延安八年中就因抓敌特，立大功，受过中央的表彰。”

这句话，既是对王范的公开褒奖，也让“红色包打听”的称号传遍了各地。

王范的“包打听”本事，早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就练出来了。

年轻时他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巡捕房当巡捕，借着这个身份，他广交朋友，暗中为地下党提供情报，还参与除掉了危害极大的叛徒白某。

后来他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酷刑，始终坚贞不屈，直到1937年才被营救出来，之后辗转去了延安。

在延安，他担任边区保安处副处长，专门负责锄奸工作，曾凭着敏锐的洞察力，破获了一起企图暗杀中央领导人的重大敌特案件，当场抓获三十多名特务，毛主席还亲自点名表扬他，称他为“锄奸模范”。

建国后，王范的工作一直顺风顺水，从热河省公安厅长到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他始终坚守原则，做事严谨认真。

可到了1958年，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打破了这份平静。

当时不少单位都在盲目追求“成绩”，搞扩大化排查，唯独王范坚守公安工作的底线，他跟底下人反复强调：“宁肯慢三拍，也不能把好人当坏人办。”

别的单位都在敲锣打鼓报捷，他这边却冷冷清清地复核案件，不肯为了凑数而冤枉一个好人。

就是这份坚持，让他成了别人眼中的“异类”。

没多久，“立场不稳”等各种帽子就扣到了他的头上，批判声浪越来越高，最后一份处分文件下来，王范被连降十级，从正局级的检察长，一下子变成了普通办事员。

这样的落差，放在任何人身上都难以承受，可王范一声没吭，既不喊冤，也不辩解，默默地接受了处分，收拾东西去了基层。

王范被连降十级的消息，兜兜转转传到了中南海。

那天毛主席正在批改文件，听到“王范”和“连降十级”这两个词，手里的笔瞬间停住了，他连忙追问：“是那个1949年护送我进京、守香山的王范吗？”

得到肯定答复后，毛主席的脸色沉了下来，语气坚定地说：“这事儿我得亲自过问。”在毛主席看来，王范是个忠诚实干的人，能在关键时刻守住底线，绝不会轻易犯错。

毛主席的指示很快传了下去，调查组火速进驻，把王范的案卷翻了个底朝天，挨个找当事人谈话核实。

最后查明，王范所谓的“罪名”，全是无中生有，他的“消极怠工”，不过是坚持实事求是；他的“右倾保守”，不过是不肯冤枉好人。

真相大白后，毛主席亲自拍板，把王范调出公安系统，安排到江苏省体委当主任，虽然换了岗位，但级别待遇全部恢复，既给了他清白，也保护了他。

后来，王范一直在江苏体委兢兢业业地工作，直到1967年逝世，享年62岁。

他到去世前都没能等到彻底的平反，直到开放后，组织上重新复查历史遗留问题，才正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他的全部名誉。

王范的连降十级不是他的过错，而是时代的遗憾，他用自己的仕途守住了一个革命者的底线，这份忠诚和坚守，值得所有人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