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钱学森年谱》《羁绊与归来——钱学森的回国历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档案资料、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权威史料
1955年的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纳市，阳光依旧明媚，但对于住在这里的钱学森一家来说，每一天都像是在迷雾中度过。
联邦调查局的黑色轿车总是停在街角，车里的特工换了一批又一批，但从未离开过。钱学森家的电话线被做了手脚，每次通话都能听到轻微的杂音。
邮递员送来的信件，信封上总有被拆开又重新粘贴的痕迹。就连家里的垃圾桶，也会在夜深人静时被人翻检。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五年。五年前，钱学森准备回国时被美国当局扣留，从此失去了自由。
他被关押过，被审讯过，被软禁在这座城市里。38岁风华正茂的科学家，如今已是43岁，鬓角开始有了白发。
蒋英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三个轻便的行李箱始终放在卧室角落，里面装着全家人的必需品。这是他们随时准备离开的证明，也是他们不愿在这里久留的态度。
每天傍晚，蒋英会抱着孩子在客厅来回走动，不时看向窗外，观察是否有可疑的人靠近。她既是妻子，又是母亲，更是钱学森的哨兵。
1955年6月15日，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钱学森在家中的书桌前坐了很久，面前摆放着一张薄薄的香烟纸。
他用最工整的字迹，在这张纸上写下了几百个字。写完后，他小心翼翼地将纸折叠起来，放进了一个普通的香烟盒夹层里。
这个香烟盒，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们见过无数次。他们翻检过钱学森家的每一个角落，书房的文件柜，卧室的抽屉，甚至孩子的玩具箱，但从未在意过这个随处可见的香烟盒。
他们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小盒子里，藏着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秘密。
【一】从交大学子到火箭专家的二十年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在上海一个书香门第。父亲钱均夫是教育家，曾在浙江省教育厅任职。钱学森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923年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师大附中读书。
1929年，18岁的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当时他的理想是成为像詹天佑那样的铁路工程师，为国家修建铁路。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钱学森在上海亲眼目睹了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而中国军队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这个场景深深刺痛了他，让他意识到航空工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从那时起，他暗下决心，要学习航空技术，将来为国家建立强大的空中力量。
1934年夏天，钱学森从交通大学毕业，成绩优异。
同年秋天，他参加清华大学第七届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学生考试，从全国考生中脱颖而出，获得20个名额中的一个。这个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35年9月，24岁的钱学森登上"杰克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前往美国。
在太平洋的航程中，他每天站在甲板上，看着波涛汹涌的大海，心中暗暗发誓：将来学成归国，一定要用所学报效祖国。
钱学森先进入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这所学校以工程教育闻名，但钱学森发现这里的教学过于注重应用，缺少理论深度。
一年后，他获得航空工程硕士学位，随即转学到加州理工学院，投入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门下。
冯·卡门是匈牙利裔犹太人，在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领域享有盛誉。他对学生要求极高，但也最懂得欣赏人才。
钱学森的聪慧和勤奋很快赢得了导师的赏识。1939年，28岁的钱学森获得航空和数学双博士学位，随后留在加州理工学院担任助理研究员。
1943年，美国陆军航空兵启动远程火箭研制计划，钱学森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其中。同年，加州理工学院成立喷气推进实验室，钱学森担任喷气研究组组长。
在这里，他主持了一系列火箭推进技术的研究，为美国的火箭和导弹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战末期，钱学森随美国调查团前往德国，考察纳粹德国的V-2火箭技术。这次考察让他对导弹技术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战后，他参与撰写了著名的《迈向新高度》报告，这份九卷本的技术报告为美国未来50年的航空航天发展规划了蓝图，其中五卷出自钱学森之手。
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1949年，他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中心主任和教授，成为当时美国航空航天领域最年轻、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
他的名字，在美国科学界代表着火箭推进、空气动力学和航天工程的最高水平。
在美国的这20年，钱学森从未忘记自己的祖国。他从不在美国购买房产，也从未购买任何保险。有人多次劝他存点养老金，他总是摇头说不需要。
那些美国同事不理解，一个功成名就的科学家，为什么不为自己的未来打算。他们不知道，钱学森心里清楚得很，他的未来不在美国，而在大洋彼岸那个生他养他的国家。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通过电波传到美国。那天晚上，在加州理工学院附近的一间公寓里，十几位中国留学生围坐在钱学森身边，共度中秋佳节。
大家谈论着祖国的变化，谈论着新中国的希望，一个个归心似箭。那天夜里，钱学森下定决心，要尽快回到祖国去。
【二】回国前夕的突然变故
1950年初，钱学森开始着手处理回国事宜。他没有声张，只是悄悄地做着准备。他卖掉了家具，整理了在美国这些年积累的书籍和资料，准备把这些宝贵的学术财富带回祖国。
蒋英全力支持丈夫的决定。作为著名音乐教育家蒋百里的女儿，她从小受到爱国主义教育，深知国家需要人才。虽然在美国生活优渥，但她更愿意和丈夫一起回到祖国，为国家建设出力。
1950年夏天，钱学森通过搬运公司，将800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装箱托运。这些书籍中，包含了他多年的研究成果，有航空动力学的专著，有火箭推进的计算公式，有导弹设计的技术图纸。
他还购买了从加拿大飞往香港的机票，准备8月23日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离开美国。
8月初，美国联邦调查局得知了钱学森的计划。他们立即采取行动，扣押了钱学森托运的所有行李。联邦调查局声称，这些书籍和笔记本中包含"机密科学文件"，不允许带出美国。
钱学森知道，这些都是他公开发表的学术著作和个人笔记，根本不涉及任何机密，但美国当局显然不想让他离开。
8月23日清晨，钱学森一家四口来到洛杉矶机场。
43岁的钱学森穿着整齐的西装，38岁的蒋英抱着两岁的女儿钱永真，6岁的儿子钱永刚紧紧拉着父亲的手。一家人站在候机大厅，等待办理登机手续。
就在这时，几名移民局官员走了过来。为首的官员出示证件，冷冷地说，钱学森涉嫌"企图运输秘密科学文件"，不得离境。他们当场扣押了钱学森一家的护照和机票，将全家人带离机场。
孩子们被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哭了。蒋英紧紧抱着女儿，努力保持镇定。钱学森面色凝重，他知道，美国当局这是要彻底阻止他回国。
8月30日，钱学森被正式逮捕，押送到洛杉矶以南的特米诺岛。这座小岛位于圣佩德罗湾，岛上有联邦监狱系统的拘留所，专门关押等待遣返的外国人和政治犯。
钱学森被关押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牢房里，窗户装着铁栏杆，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监狱对他实施了严格的隔离措施，不允许他与任何人接触，也不允许他阅读任何书报。
白天，审讯人员轮番对他进行讯问。他们翻来覆去地问同样的问题：你是不是共产党？你参加过什么组织？你的研究是否涉及机密？
钱学森一遍遍地解释，他不是共产党，他只是一个科学家，他的研究都是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但审讯人员根本不听他的辩解，只是不停地追问、质疑、威胁。
到了夜里，监狱看守每隔15分钟就用强光手电筒照射他的眼睛，让他无法入睡。这种精神折磨比肉体摧残更加可怕。
几天下来，钱学森整个人瘦了一大圈，眼窝深陷，神情恍惚。最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
14天后，蒋英终于获准探视。当她走进探视室，看到丈夫的样子时，眼泪立刻涌了出来。
曾经意气风发的科学家，如今瘦得脱了形，眼神空洞，面无血色。钱学森看到妻子，嘴唇颤动，却说不出话来。
蒋英强忍着泪水，握住丈夫的手，轻声说："你放心，该办的事情我都在办。"钱学森艰难地点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9月中旬，在加州理工学院师友的多方奔走下，钱学森获准保释。保释金是15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们自发募捐，凑够了这笔钱。通常情况下，保释一个真正的犯人只需要2000美元，15000美元的保释金明显是对钱学森的刁难。
出狱那天，钱学森走路都有些不稳。蒋英扶着他上了汽车，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想办法带丈夫离开这个地方，回到祖国去。
【三】看不见尽头的软禁岁月
获得保释并不意味着自由。恰恰相反，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囚禁的开始。
1950年11月15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开始对钱学森进行所谓的"听证会"。这种听证会名义上是调查，实际上是变相审讯。
从11月到次年4月，前后举行了四次听证会，每次都长达数小时，提问刁钻刻薄，目的就是要找到钱学森的把柄。
听证会的记录后来被解密，厚厚的文件有282页。检察官的问题包罗万象：你在大学期间参加过什么社团？你认识哪些中国学生？你读过什么书？你的政治立场是什么？
他们甚至翻出1938年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钱学森和几个朋友在聚餐，检察官声称这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社交活动"。
钱学森在听证会上据理力争。他清晰地回答每一个问题，解释每一个疑点，逻辑严密，无懈可击。
检察官后来在记录中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头脑特别聪明。"但再聪明也没用，在那个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只要被怀疑是共产党，就休想脱身。
1951年4月26日，移民归化局作出判决：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予以驱逐出境。
但判决书上还有一句自相矛盾的话：因其掌握美国机密信息，推迟执行驱逐令，不许出境，只能在限定范围内活动。
这个判决等于把钱学森困在了美国。驱逐他吧，又怕他回中国效力；留下他吧，又不能让他继续从事研究。于是就采取了这种最荒唐的做法：不让走，也不让做事，就这么耗着。
从此，钱学森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软禁生活。联邦调查局给他划定了活动范围：以家为中心，半径15英里。
幸运的是，加州理工学院在这个范围内，他还能去学校教书。但他不能接触任何涉密项目，不能参加学术会议，不能与从事保密工作的同事来往。
他的电话被监听，每一通电话都有窃听器记录。他的信件被拆检，每一封来信和寄出的信都要经过联邦调查局的审查。
他的住处被监视，黑色轿车永远停在街角，车里的特工换了一批又一批。他每个月都要到移民局报到，证明自己还在指定区域内。
这五年里，钱学森搬了好几次家，但无论搬到哪里，监视从未停止。
有一次，他们刚搬进新家，第二天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找上门来，告知新的报到地点和时间。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让人感到窒息。
蒋英承担起了家庭的全部重担。她辞去了所有的演出和教学工作，全心全意照顾丈夫和孩子。
为了保护钱学森的安全，她甚至辞退了保姆，所有家务都自己做。白天，她照顾两个孩子，料理家务；晚上，她陪伴丈夫，为他抄写稿件，整理资料。
在家中的卫生间里，蒋英为钱学森布置了一个简陋的工作间。钱学森在那里做理论研究，推导数学公式，思考控制论问题。既然不能做实验研究，他就转向纯理论的探索。
1954年，他完成了《工程控制论》这部30万字的学术巨著，开创了一门新的技术科学。在这部著作的扉页上，他写下"献给英"三个字，感谢妻子在最艰难岁月里的陪伴。
这五年里，钱学森没有停止学习。他通过《大公报》《华侨日报》等中文报刊，了解新中国的发展变化。
他读完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为将来回国做思想准备。他还和几位中国科学家、留学生定期聚会，讨论学术问题，也交流对国内形势的看法。
每天傍晚，当夕阳西下的时候，钱学森会站在窗前，望向西方。那里，是太平洋的方向，是祖国的方向。他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但他从未放弃希望。他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回到祖国去。
【四】画报上意外的发现
1955年5月的一个下午，唐人街的一位华人朋友给钱学森送来了中式点心。
这位朋友经营着一家食品店，知道钱学森喜欢家乡口味，时不时会送些糕点过来。点心装在一个竹篮里，篮底垫着几张中文报纸和画报。
钱学森接过竹篮，道了谢。朋友走后，他打开竹篮，取出点心，随手翻看垫在下面的报纸。其中一份是《人民画报》，日期是1955年5月号，封面是天安门广场庆祝五一劳动节的照片。
钱学森展开画报，仔细翻阅。画报上有许多反映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照片：工厂里轰鸣的机器，农田里丰收的景象，学校里朝气蓬勃的学生。
每一张照片都让他心潮澎湃，恨不得立刻回到祖国，参与到这伟大的建设中去。
翻到中间一页，他的目光突然定住了。这是一张天安门观礼台的照片，拍摄的是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各界代表。照片下方有详细的人物说明，其中一个名字让他心头一震——陈叔通。
照片说明写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
陈叔通！这个名字对钱学森来说太熟悉了。陈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清末翰林，1902年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
他是钱学森父亲钱均夫的好友，也是钱家的世交。钱学森小时候就听父亲提起过这位长辈，按照辈分，应该称呼他"太老师"。
钱均夫早年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时，陈叔通的兄长陈仲恕是监院，陈叔通本人也在书院执教。
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钱均夫从事教育工作，陈叔通投身实业，虽然各自忙碌，但一直保持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个信息，钱学森是第一次得知。
他反复看着照片，心中开始盘算：如果能通过陈叔通向国内传递消息，让祖国知道自己被扣留的真实情况，也许就有希望获得帮助。
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报纸上还有另一条新闻。标题是《中美将就侨民归国问题进行谈判》。
报道说，日内瓦会议后，中美两国同意就双方侨民归国问题进行大使级会谈。美国方面声称，"愿意回国的中国学生都已经放回"。
看到这句话，钱学森握紧了拳头。谎言！彻头彻尾的谎言！他被软禁在这里五年，郭永怀等许多中国学者也处境类似，根本无法离开美国。
美国却对外宣称，中国学生可以自由回国。这种睁眼说瞎话的做法，让钱学森既愤怒又无奈。
当天晚上，钱学森把发现告诉了蒋英。两人商议了很久，最后决定：给陈叔通写信，向祖国报告真实情况，揭穿美国的谎言，请求帮助。
这个决定做出后，钱学森心情复杂。一方面，他看到了希望，终于找到了与祖国联系的途径；另一方面，他也清楚，这封信能否寄出去，能否安全到达，都是未知数。
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严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起他们的警觉。
接下来的几天，钱学森一直在思考如何写这封信，如何寄出去。
这封信太重要了，它关系到自己能否回国，关系到其他留美学者能否获得自由，甚至可能影响中美会谈的进程。他必须谨慎行事，确保万无一失。
6月初，钱学森开始着手写信。他先在草稿纸上反复推敲，每一句话都斟酌再三，既要说清楚情况，又要言辞恳切，还要控制篇幅。
信写得太长，目标就大，容易被发现；写得太短，又可能说不清楚。
几天后，钱学森完成了草稿。信的内容包括几个要点：说明自己被扣留五年的情况，揭露美国宣称"中国学生已放回"的谎言，提到郭永怀等其他学者也无法回国，请求祖国在谈判中坚持立场，不要相信美国的说辞。
他还准备附上一份《纽约时报》1953年3月6日的剪报，那篇报道详细记录了他被软禁的情况，是有力的证据。
写信容易，寄信难。钱学森不知道陈叔通的具体地址，只能先寄给上海的父亲钱均夫，请父亲转交。但从美国直接寄往上海的信，肯定会被联邦调查局拆检。钱学森需要一个中转站。
他想到了蒋英的四妹蒋华。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布鲁塞尔，从事外交工作。从美国寄往欧洲的信，不像寄往中国那样敏感，被检查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可以先把信寄给蒋华，再由蒋华转寄到上海。这样一来，信件要经过两次转寄，路线迂回，但相对安全。
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正式写这封信。他没有用普通的信纸，而是选择了一张香烟纸。
香烟盒里的衬纸，薄薄的，轻飘飘的，看起来毫不起眼。写在这样的纸上，可以把信折叠得很小，更容易隐藏。
钱学森摊开香烟纸，拿起钢笔，用一手工整的繁体字，一笔一划地写下这封信。
每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生怕有一个字不清楚，影响阅读。他写得很慢，很认真，因为他知道，这封信可能决定他的命运。
信写好后，钱学森又附上了那份《纽约时报》的剪报。他把信和剪报一起折叠，放进一个信封，在信封上写了上海父亲家的地址。
然后，他把这个信封夹进蒋英给妹妹蒋华的信里。为了不让联邦调查局认出笔迹，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字迹，在外面的信封上写下蒋华在比利时的地址。
一切准备就绪。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信投进邮筒，而不被联邦调查局发现。
联邦调查局对钱学森的监视严密到了极点。每次出门，黑色轿车都会跟随。去学校教书，特工会在校门口等着。
去超市买东西，也有人远远地盯着。如果钱学森或者蒋英走到邮筒旁边，特工肯定会注意到，很可能会上前检查信件。
钱学森和蒋英商量了一个计划。他们决定去一家餐馆用餐，那家餐馆附近有一个大型商场，商场里面有邮筒。
用餐时，蒋英可以借故离开座位，去商场"逛逛"，趁四下无人时把信投进邮筒。这样做，即使特工跟着，也不会太引人注目。
6月15日傍晚，钱学森和蒋英换好衣服，准备出门。蒋英把那封信小心翼翼地放进手提包里。两人对视一眼，眼神中充满了默契和决心。
他们走出家门，上了汽车。街角的黑色轿车立刻发动，跟了上来。钱学森开车，蒋英坐在副驾驶座上，紧紧抓着手提包。车里很安静,谁都没有说话,但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到达餐馆后，两人走进去，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也进了餐馆，坐在不远处的桌子旁，假装看菜单，实际上眼睛一直盯着钱学森夫妇。
点完菜后，钱学森开始和特工聊天，谈论天气，谈论加州的风景，吸引他们的注意力。蒋英趁机站起来，说要去洗手间。她拿着手提包，从容地走出餐馆，朝隔壁的商场走去。
商场里人来人往，蒋英混在人群中，不动声色地观察周围。她看到邮筒就在商场大厅的角落里，旁边正好有几个人在挑选商品，没人注意到邮筒。
蒋英深吸一口气，走到邮筒旁边，假装在整理手提包。她的手伸进包里，摸到了那个信封。手指触碰到信封的那一刻，她的心跳得很快，但表面上依然平静。
她迅速抽出信封，塞进了邮筒的投递口。整个动作不到两秒钟，干净利落。信封掉进邮筒的声音很轻，但在蒋英听来，却像是一声巨响。
投完信，蒋英没有立刻离开，而是在商场里走了一圈，看了看橱窗里的商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几分钟后，她才回到餐馆，坐回钱学森身边。
钱学森看到妻子回来，眼中闪过一丝询问。蒋英微微点头，轻声说："办好了。"钱学森长长地呼出一口气,端起水杯喝了一口,遮掩住眼中的激动。
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信,就这样开始了它漫长的旅程。从加利福尼亚到比利时,从比利时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没人知道它能否安全到达,没人知道它会引发什么样的变化。
但钱学森知道,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他只能等待,等待祖国的消息,等待回家的那一天。
街角的黑色轿车依然停在那里,特工们依然在监视。他们翻遍了钱学森家的每一个角落,检查了每一份文件,盯着每一个来访的人。
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普通的香烟盒,一张不起眼的香烟纸,竟然藏着一个改变历史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