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平滑世界走向精神绿洲

这是个允许多元化和差异化声音共存的时代，但权威的、专业的、中肯的声音逐渐失语，反倒是网络群体的声量更胜一筹，这样也消弭了声音的真实性。这就是我们的处境，也是数字时代藏匿在平滑世界的“我们”所依循的生存方式。

由此，近期几件公共艺术作品在网络上的舆论纷扰，究其真相并不能够从专业分析来解释，反倒是溯洄到数字时代的公众现状，会找到产生这些言论的蛛丝马迹。面对一些反复回流的景象，在中国公共艺术发展史上早已不是制造新意，但更让人担忧的不是对公共艺术作品的公开讨论、评价和袒露真心，而是发出的这些声音仍以偏见压倒审美。

一、从《破恶声论》到“发声自心”

《破恶声论》是鲁迅在1908年用文言文写作的一篇论文，在鲁迅的叙述中，他对启蒙的回答是“民族觉醒，抑或世界主义？是民主共和，还是个人自治？……是权利的自觉，还是内在性的呈现？”以这个文本作为今天讨论公共艺术舆论的语境来说，我们对公共艺术的评价既缺乏启蒙思想的客观、整全与专业，也没有厘清自己面对作品背后筑起的文化谱系，导致了“声”的混乱与险恶。

若我们所发之言不能说服自己，直抒胸臆，所写文字不能表达其立意，这恐怕就更加难以企及圣人之“心”和“声”了。为什么我们需要“发声自心”，这不仅仅是，数字时代舆论乱象横生的当务之急，也是公众自身能够明理是非的内核。因此“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在此情境下，我们的心和声总是二元分离，所发出的舆论也常常言不由衷，让诸多评价和真正公共艺术之间形成了难以调和的局面。数字时代，网络舆论虽可畅所欲言，但众声喧哗中仍需要真实的“心声”，并且公共舆论的发声也应是真实的自我表达，只有这样，公共艺术的艺术性，艺术家最初的真心以及艺术的本质才不会被遮蔽。就像“心声”能够让我们离开‘诈伪’一样，‘内曜’能够破除我们的黑暗。”

恰当的是，回到艺术的源头来看到雕塑艺术中对原始生命力、线条美感以及超越再现形式的真理追寻。大部分的公共艺术作品一方面经历了专业团队的锤炼打磨，另一方面也经过了政府审批、专业策划、艺术雕刻、时间检验的系统过程。只不过想要求当下网络公众保持高度理性和专业性对作品展开评价已成为奢望，但需要坚守的是，公共艺术作品的评判既要回溯历史语境也要以艺术本质为出发点，保证网络评价多元发声的同时，也要规避诸多媒体平台借以话题炒作、制造舆论和赢得流量，这会导致艺术作品历史语境的破裂、审美的降格以及公共领域中共识的断裂。

二、“平滑”中产生自我麻醉的审美

当网络交际和数字界面构成新的社交方式时，人们的交流过程不再接受信息“刺点”，而转向一种顺从、圆滑与积极交往的愉悦化社交。其中，数字空间成为了更“平滑”的空间状态，因为它“不会造成什么伤害，也不会带来任何阻力。它要求的是‘点赞’。平滑之物消除了自己的对立面。一切否定性（Negativität）都被清除。”人们对艺术作品的审美过程中，否定性的存在既是对审美距离的保持，也是对作品做出具有个性化解读和差异化的感受。而平滑加剧了人们对一件作品审美的自我麻醉，直接变成了喜欢与否，非黑即白甚至是非颠倒。而真正公共艺术作品背后的审美张力、文化基因以及社会关怀就在平滑中消失殆尽，公共艺术中所包含的崇高感、撞击感、颠覆性在平滑的世界里走向了迎合、顺从与沉默。

在这里所强调的平滑之物并非对公共艺术作品发出不同意见和批评声音的对抗，也不是真正包含于公共艺术范畴的作品，而是对那种擅用“无知权利”的一部分自我麻醉者的指称。如果我们对公共艺术，只聚焦在视觉层面的悦目之喜，只局限在形式层面的符号之辨，只停留在浅表层面的好恶之评，甚至借以社会伦理的外衣来消解其公共性的本质，那么公共艺术之于社会的审美引导和公共关怀将在这样的境况中将审美推向麻醉的深渊。

如何认清平滑的数字世界，嵌入自己身处的真实世界，这对于当下数字化的生活而言无疑是一场极具挑战性的尝试。毕竟要跳脱数字世界的平滑状态已无必要，因为这种状态已然生成，在当下数字世界的平滑状态出现了去中心、去阶级以及不断制造“点”的链接和根茎化的附着，但需要承认的是，平滑带来了网络空间更加自如的交流与共享，也实现了信息的丰盈和知识的累积。当然，德勒兹也让我们警觉到“平滑空间自身并非解放性的。然而，正是在它们之中，斗争发生着变动，生命重新构建起它的挑战，它对抗着新的障碍，创造出新的步调，转变着敌手。但绝不要以为一个平滑空间就足以拯救我们”。

平滑空间的否定性与对抗性日渐消解，并不意味着舆论批评可以以非专业的立场、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宣泄主观臆断；恰恰相反，这类缺乏深度的评判已然裹挟成席卷日常生活的信息巨浪，遮蔽了人们对知识的系统性理解与深度内化。可见“信息存在于无关紧要的当下被刨平的时间里，是一种空洞的、没有命途的时间。”当生存的场域被平滑美学全面渗透，我们又该如何寻回生活的本真？拒绝让思考沦为算法规训下的被动优化，摒弃将麻醉性审美当作自我镜像增值的工具，冲破顺从、碎片化与享乐的茧房，让深陷精神困境的主体在平滑的秩序中觉醒，实现对平滑数字世界的超越。

三、走向数字时代的精神绿洲

针对当前公共艺术的发展现状，除了需在行业内部组建更具整合性与专业性的创作团队外，更要构建专业、官方、公众三维联动的体系化评价机制。这一机制既要保障公共艺术作品的专业水准，锚定官方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观的引领方向，也要在大众网络评价场域中培育良性的话语生态，规避舆论失序的风险。唯有如此，数字时代对精神绿洲的营建才有望找到。“精神绿洲”不仅是对精神荒漠困局的突围，更能重构网络公共领域的对话秩序，破除碎片化、情绪化乃至阴谋论的交往困境。

在这境况中，数字时代让个体在网络上形成了一种认为编织的“自我镜像”（Selbstbespiegelung），网络评价则只在乎“我认为”“我喜欢”“我觉得”的状态中，而这些评价到底有多少是具有说服力？又有多少是有专业性的？除此之外，数字平台的网络评论背后捆绑着深层的网络流量，而网络流量的终极目标则是对公众欲望的无限满足以及只许可消费的存在，这就让许多自媒体平台以及地方媒体为了吸引公众关注和流量追逐，制造出舆论漩涡，让公共艺术再一次卷入洪流，让公众的审美观念和历史进程遭受回流的打击。

对公共艺术作品、官方、艺术家、公众之间的关系建构，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建立，而对于一直以来在公共艺术研究领域提倡建立“平衡关系”的策略一直是被提倡和鼓励的。如90年代，美国批评家阿琳 ·雷文 （Arlene Raven） 在《公共利益中的艺术》 （Art in the Public Interest） 中已经将公共艺术研究抽离于作品对象，而是放置在公众生存的生活世界之中，是关乎人们日常和社会危机问题的过程中。而后全美媛也已指出这一转向，她把美国公共艺术的转向总结为“从场域到社群的转变，或者说社群转变为场域”。这样的转向是“建立在已有公共艺术的两种范式之上，即‘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和‘艺术即公共空间’ ，第三种范式则是‘公共利益中的艺术’”。基于这三个时期的公共艺术转向，我们要建立一种原初的平衡关系已无更好的效果，而是应该关注当下公共艺术在关乎公共生活，提供公共价值之外，如何将处在的原封不动的空间转变为更大的“场”。即不是局限的某一共享空间，而是活生生的社会“场”，这也包含了更广阔的网络公共“场”。因此，在这样的场域建构中，我们如何去对自己的评价负责？如何在舆论四起的情形下真正从了解作品、过滤流言到肩负起社会责任，这对于当下的公共艺术评论而言尤为重要。

呼吁不是口号，舆论不是终点，即便这些话题成为了事件，终究不能掩盖的是网络评价的“恶声”，乌合之众擅用的“无知权利”以及自我麻醉的审美降格。我们必须正视的是，公共艺术作品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在公共性与事件性的边缘，它所自带的不可预测性一直会伴随其中。当网络时代的公众获得更便捷的方式对其进行评价的时候，对作品的多元解读亦成为别有用心的定调。因此，真正理解公共艺术作品不是局限在视觉效果的狭隘途径，而是在更广阔的日常生活空间，其意义和社会价值的赋予不属于某一方，而属于公共的所有群体。

时下，当我们探讨公共艺术作品引发的舆论事件时，所指向的绝非单一个案本身，而是作品背后折射的深层社会共识议题，以及数字时代下群体生存的典型精神 “征候”。因此，面对新一轮社会舆论的冲击，守住历史底色、包容多元艺术表达、兼顾公共价值内核，便成为公共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无论是恶声扬言的网络评论，还是自我麻醉的审美倾向，这些问题都是数字化浪潮席卷下难以规避的共生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被动陷入精神困境，恰恰相反，我们完全可以以公共艺术为支点，建构更具韧性的 “精神绿洲”。事实上，公共艺术的价值本就不该以 “成功” 或 “迎合普罗大众” 为评判标尺；其真正的价值参照，正在于自身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与日常在场性之中。这些特质恰恰能持续激发公众对日常生活与社会议题的深度反思。

来源：黄浩立（ 清华大学艺术学博士 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