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中央特科在行动》《隐蔽战线春秋》《民国谍报风云》《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等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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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的南京，秋雨绵绵。
南京市人民法院的审判庭内，气氛异常严肃。被告席上坐着一个头发花白、身形瘦削的老人。
他双手戴着镣铐，神色平静地看着前方的审判长。
这个老人叫鲍君甫，曾用名杨登瀛。
档案显示，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后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按照当时的政策，这样的履历意味着严重的罪责。
审判长翻看着厚厚的卷宗，宣读起诉书。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像鲍君甫这样的前国民党特务机构人员面临的往往是严厉的制裁。
当审判长询问他是否有辩护理由时，这个看似平凡的老人缓缓站起身来，用沙哑但坚定的声音说出了一句震惊全场的话：
"我认识陈赓，我认识周恩来。"
这句话如同石破天惊，让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下来。
【一】东瀛求学，思想启蒙
时间回到1901年，广东香山县前山一个中产家庭里，鲍君甫呱呱坠地。
父亲是当地的商人，家境相对殷实，这为他日后的求学生涯奠定了物质基础。
少年时代的鲍君甫聪明好学，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学习能力和语言天赋。
父亲看出这个儿子的潜力，决定送他到日本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
在那个时代，赴日留学是许多有志青年的选择，日本的教育水平和现代化程度都走在亚洲前列。
大约在1910年代中期，十几岁的鲍君甫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轮船。
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涯开启了他人生的重要篇章。在日本期间，他先是在明治学院就读，后来考入早稻田大学。
在日本的岁月里，鲍君甫不仅掌握了流利的日语，更重要的是接触到了当时在知识界广泛传播的各种思潮。
那个时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已经有了日文译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作在大学生中间流传。
河上肇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日本学术界具有很大影响力，鲍君甫曾经听过河上肇的讲课。
这些进步思想如同种子一般在年轻的鲍君甫心中生根发芽。
他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思考如何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现状。
与此他还深入了解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通"。
多年的留学生涯不仅给了鲍君甫扎实的学识基础，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的国际视野和进步思想。
1919年，当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时，已经在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鲍君甫毫不犹豫地选择回国参与到这场爱国运动中。
回到上海后，鲍君甫很快就投入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
他参加游行示威，发表演讲，用自己在日本学到的知识为这场民主科学运动贡献力量。
在运动中，他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还有各种进步人士。
五四运动结束后，鲍君甫留在了上海发展。
凭借精通日语的优势和在日本积累的人脉关系，他在日本人开办的基督教青年会找到了工作，同时还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写稿件。
这些工作让他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上海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鲍君甫的交际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他不仅与日本人建立了良好关系，还与英法租界的工部局官员、巡捕房的外籍警官、各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以及上海滩的各路人士都有往来。
这种"兜得转"的能力让他在上海滩逐渐有了名气。
1924年，国民党进行改组，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
怀着报国理想的鲍君甫在蔡元培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在党内，他的政治倾向明显偏左，同情共产党的主张，支持国共合作。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了。
英国巡捕在南京路开枪射杀中国学生和工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鲍君甫积极参加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与上海总工会建立了联系，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叛徒的顾顺章。
在五卅运动中，鲍君甫还结识了一个对他日后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杨剑虹。
杨剑虹是他的同乡，也是青帮中的重要人物。
两人都对音乐有浓厚兴趣，经常一起参加各种音乐活动和演出，私交很好。
杨剑虹与鲍君甫虽然乡谊深厚，但政治倾向却截然不同。
杨剑虹逐渐向右转，成为国民党右派，后来成了陈立夫的亲信；而鲍君甫则始终保持左倾立场，同情共产党。这种差异在1927年后变得更加明显。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
面对这种背叛革命的行径，鲍君甫内心充满愤怒。
他公开批评蒋介石搞"独裁"，为那些惨遭屠杀的革命者抱不平。
这种言论很快传到了国民党右派的耳朵里。没过多久，鲍君甫就被抓进了监狱。
幸运的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念及师生之情，出面保释，他才免于牢狱之灾。
出狱后的鲍君甫对国民党更加失望。
但恰在此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二】国共分裂，机缘巧合
1927年的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国共合作破裂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痛定思痛，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
同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特科，由周恩来亲自领导。
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交通科，承担保卫中央机关安全、搜集敌方情报、营救被捕同志、惩处叛徒内奸等任务。
与此特科成立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在着手建立自己的情报机构。
1928年，他决定效法苏联模式，在国民党内部设立党务调查科，专门负责情报工作和政治监控，这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中统的前身。
蒋介石将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陈立夫。
陈立夫需要大量人手来建立这个新的机构，他的得力干将杨剑虹立即想到了老乡鲄君甫。
虽然知道鲍君甫政治倾向偏左，但杨剑虹看重的是他的能力——精通日语，人脉广泛，交际能力强，在各方面都能说上话。
就在鲍君甫面临人生选择的关键时刻，另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
1926年，一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青年人敲响了鲍君甫家的门。
这个人自称陈养山，说是想学日语，希望鲍君甫能当他的老师。
陈养山其实是化名，他的真名叫陈彭年，是中共党员，刚从浙江武装起义失败后辗转到上海，被编入了刚成立不久的中央特科。
陈养山与鲍君甫早在1925年就相识，当时陈养山经常到上海邮局领取从广州农讲所学员寄来的进步刊物，鲍君甫有时也去帮忙，还帮陈养山在公共租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收信地点。
陈养山住进了鲍君甫的家中，两人朝夕相处，很快成为知己好友。
在共同生活中，陈养山发现鲍君甫思想进步，对共产党很有好感。
他经常给鲍君甫看《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两人经常彻夜长谈，探讨中国的前途命运。
在一次深谈中，陈养山把《共产党宣言》交给鲍君甫，并意味深长地说："君甫兄，你还没看清国民党的嘴脸吗？"这句话深深触动了鲍君甫。
此时的他刚刚因为批评蒋介石而坐过牢，对国民党的失望已经达到了极点。
面对陈养山的启发，鲍君甫吐露了内心的困惑："我怎样才能在国民党中当官，却不得罪共产党呢？"
这句话让陈养山看到了机会。
作为中央特科的成员，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能把鲍君甫争取过来，对党的事业将有巨大帮助。
陈养山对鲍君甫说："你可以为共产党秘密提供情报，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这个建议让鲍君甫眼前一亮。
他意识到，自己完全可以利用在国民党内部的身份，为共产党的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这样既可以在国民党中谋得职位维持生计，又能为自己真正认同的事业服务。
陈养山很快将鲍君甫的情况向中央特科汇报。
报告最终传到了周恩来那里。
周恩来听后非常重视，他分析道："鲍君甫即将进入国民党的调查科，这正是我们获取敌人内部情报的绝好机会。"
周恩来立即做出指示：由陈赓出面与鲍君甫正式建立工作关系。
同时，为了避免暴露，陈养山必须立即搬离鲍君甫家，以免引起敌人怀疑。
1928年5月的一个黄昏，上海霞飞路的一家咖啡馆里，鲍君甫见到了陈赓。
这次会面具有历史性意义——它标志着中共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的双重间谍关系正式建立。
陈赓比鲍君甫小几岁，但举止沉稳，谈吐不凡。
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陈赓详细了解了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的情况，也向他阐述了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
"鲍兄，我们希望你能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陈赓的话诚恳而富有感召力。
鲍君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从这一刻起，他正式成为中共中央特科二科的成员，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双重间谍生涯。
为了确保鲍君甫的安全和工作效果，中央特科制定了周密的工作方案。
他们在四川北路大德里设立了"杨登瀛办事处"作为联络点，派遣曾经到苏联接受过特工培训的连德生担任鲍君甫的保镖，还安排了一个化名安娥的女地下党员张红惠担任他的秘书。
为了让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取得成绩"，中央特科故意向他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过期文件，透露一些已经转移的活动据点，让他带人去"破案"立功。
这些亦真亦假的情报让鲍君甫逐渐在国民党高层中建立了威信。
【三】深入敌营，左右逢源
1928年夏，鲍君甫正式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被任命为上海办事处负责人。
表面上看，他的任务是在上海建立情报网络，搜集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实际上他却成了共产党安插在敌人心脏的一颗钉子。
为了提高鲍君甫的社会地位和工作便利，中央特科在经费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破例给他配备了一辆别克高级轿车。
鲍君甫开着这辆豪华轿车穿梭于租界和华界之间，很快成为各方势力都认识的"重要人物"。
鲍君甫的工作能力和社交才能很快得到陈立夫的认可。
他不仅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淞沪警备司令部建立了密切联系，还与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巡捕房高层人士打成一片。
他的办公室经常有外国警官、租界官员来访，大家都把他当作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
1929年7月，一个意外事件让鲍君甫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杨剑虹因为青帮内部的权力斗争自杀身亡，这让调查科在上海的工作出现了空白。
陈立夫经过慎重考虑，正式任命鲍君甫为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全面负责上海地区的情报工作。
蒋介石亲自签署了委任状，上面写着："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这个任命大大提高了鲍君甫的地位和权限。
调查科的历任主任——张道藩、钱大钧、叶秀峰、徐恩曾等人都对鲍君甫表示信任。
特别是张道藩，与鲍君甫的关系更是密切。
张道藩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中，曾经请鲍君甫帮助铲除政敌，鲍君甫的"协助"让张道藩在组织部站稳脚跟，后来爬上了副部长的高位。
为此，张道藩对鲍君甫感激不尽，两人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弟，上台后秉承陈立夫的意旨，对鲍君甫极力拉拢。
他把调查科秘密办事机关的地址——南京中山东路5号告诉了鲍君甫，并承诺"在用钱上，中央总是依从你的"。
鲍君甫在国民党内部地位的上升，为中共获取情报创造了绝佳条件。
他可以接触到国民党的核心机密，了解蒋介石的战略部署，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计划。
更为重要的是，在鲍君甫的安排下，中共特科成功地将"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安插进了国民党的情报机构。
钱壮飞成为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李克农打入天津的情报站，胡底进入南京的调查科总部。
有了这些内线，国民党的情报工作几乎完全暴露在共产党面前。
鲍君甫与陈赓之间建立了高效的联络机制。
为了掩护身份，他们采用各种巧妙的联络方式——有时在茶楼里偶遇，有时在公园中散步，有时通过第三方传递消息。
为了让鲍君甫在国民党面前有所交代，陈赓会适时提供一些不重要的情报给他，让他向上级邀功。
在这期间，鲍君甫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协助党组织化解了多次危机。
1928年秋，上海警备司令部接到叛徒戴冰石的告密，准备对共产党的地下机关进行突袭抓捕。
鲍君甫恰好在巡捕房办事，跟随行动队伍前往现场，亲眼看到7名共产党员被捕。
事后，他立即将情况报告给陈赓，叛徒戴冰石很快被中共特科的"红队"清除。
又有一次，叛徒顾某企图出卖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宣传部长的李立三，正在上海警备司令部讨价还价。
鲄君甫获得这个情报后立即通知陈赓，使李立三及时脱险。
1929年初，叛徒陈慰年企图出卖党的机密文件。
鲍君甫得知消息后，先用两根金条稳住陈慰年，然后立即报告特科，叛徒很快被惩处。
鲍君甫还协助中共营救了许多被捕的同志。
1929年9月，中共中央委员任弼时在上海不幸被捕。
鲍君甫利用自己在租界巡捕房的关系，通过贿赂等方式，经过多方斡旋，最终成功营救出任弼时。
最具传奇色彩的是营救关向应的行动。
1931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化名李世珍）在公共租界被捕，同时被搜出一箱绝密文件。
由于巡捕看不懂中文，国民党提出由他们的专家来鉴定文件。
巡捕房头目因为与鲍君甫关系密切，同意让他来处理这件事。
鲍君甫按照陈赓的指示，带着由刘鼎假扮的"中共文件专家"到巡捕房"鉴定文件"，声称需要带回去仔细研究。
几天后，鲍君甫和刘鼎将精心伪造的假文件交还巡捕房，声称这些都是"学术研究资料"，被捕者只是一个"激进学者"。
巡捕房听信了这个"鉴定结果"，认为关向应不是政治要犯，便将他转交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关押。
鲍君甫又利用内部关系多方斡旋，8个月后，关向应以"误捕"为由被保释出狱。
这些成功的行动让陈立夫对鲍君甫赞不绝口，经常在电话里夸奖："君甫真是栋梁之才！"殊不知，他信任的得力干将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忠实战士。
1931年4月，一个晴天霹雳彻底改变了鲍君甫的命运……
【四】叛徒告密，身份败露
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逮捕。
这个掌握着大量党的机密的人，在被捕后立即叛变，供出了包括鲍君甫在内的众多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真实身份。
顾顺章的叛变震惊了国民党高层。
蒋介石亲自过问此案，认为这是一举摧毁中共地下组织的绝好机会。
徐恩曾兴奋异常，连夜赶到上海，准备按照顾顺章提供的名单进行大搜捕。
4月底的一个深夜，全副武装的特务包围了鲍君甫的住所。
当特务们破门而入时，鲍君甫正在书房里读报。
多年的地下工作经历让他养成了处变不惊的心理素质，即使面临被捕的危险，他依然保持着表面的镇定。
"鲍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带队的特务客气地说道。
鲍君甫点点头，从容地穿上外套，跟随特务们离开了住所。他知道，自己多年的双重间谍生涯走到了尽头。
在审讯室里，顾顺章当面指认了鲍君甫的真实身份。
这个昔日的战友如今成了可耻的叛徒，一口咬定鲍君甫就是共产党的间谍，向党组织提供了大量国民党的机密情报。
面对顾顺章的指控，鲍君甫始终保持沉默。
无论审讯人员如何威逼利诱，他只是淡淡地说："我的事情顾顺章完全知道，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酷刑随之而来。特务们用尽各种手段，想要从鲍君甫口中得到更多共产党的机密。
他们打掉了他好几颗牙齿，但这个钢铁般的男人就是不肯开口。
他只承认自己"无意中被共产党的一些人利用过"，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肯说。
在狱中，鲍君甫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坚贞不屈。
虽然身受酷刑，但他从未出卖过任何一个同志，从未透露过党的任何机密。这种坚强的意志让审讯人员无计可施。
正当鲍君甫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在国民党内部多年经营的人脉关系发挥了作用。
张道藩念及旧情，出面为他说情。
更重要的是，徐恩曾出于派系斗争的考虑，不愿意让调查科出现"龙潭三杰"这样的重大失误暴露出来，因为这会让自己和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颜面尽失。
经过一番运作，1932年，被关押一年多的鲍君甫终于获释。
但他已经失去了国民党的信任，再也不可能担任重要职务。
张道藩安排他携带家人移居南京，住进大树根的一幢小洋楼，算是对旧友的照顾。
1934年，迫于生计压力，鲍君甫出任燕子矶中央反省院副院长。
这个职位听起来不错，实际上只是挂名而已，没有实权。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他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切联系。
中央反省院是专门关押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地方。
在这里，鲍君甫虽然身为副院长，但他并没有参与迫害革命者的活动。
相反，根据后来的回忆，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为一些被关押的同志提供过帮助。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
南京沦陷前夕，鲍君甫带着一家老小逃离南京，到高淳县乡间避难。
在乡下的日子里，他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内心的民族情结更加强烈。
一年多后，鲍君甫冒险返回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南京。
此时的南京满目疮痍，昔日的繁华早已不复存在。鲍君甫一家在艰难中度日，他的境遇与战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战争结束后，百废待兴的中国并没有给鲍君甫带来新的机遇。
1946年，在朋友李圣五的反复劝说下，他在汪伪政府教育部编纂处担任翻译室副主任，这又是一个只挂名不管事的职位，仅仅是为了维持基本生活。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了。
听到解放军进城的消息，年近五十的鲍君甫心情五味杂陈。
他曾经为这个目标奋斗过，但如今却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贡献。
现实是残酷的。新政权成立后，鲍君甫失去了在教育部的工作，生活陷入困境。
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沦落为街头摆摊卖烟的小贩。
每天，他推着小车在南京的街头巷尾叫卖，用微薄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51年。这一年，一场新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
【五】蒙冤入狱，真相大白
1951年，"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出布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鲍君甫认为自己曾为共产党做过事，没有去主动登记。
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历史贡献，不会有什么问题。这个判断很快证明是错误的。
期限一到，南京市公安局的警车开到了鲍君甫摆摊的地方。
几名公安人员出示证件，将这个花白头发的老人带走了。邻居们议论纷纷，都说没想到这个平时老实本分的鲍老先生竟然有如此复杂的历史背景。
在审讯室里，面对工作人员的询问，鲍君甫开始还比较平静。
他相信自己的历史贡献会得到认可，相信组织会调查清楚事实真相。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他发现情况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简单。
档案显示，鲍君甫曾担任国民党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后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专门关押共产党员。
按照当时的政策，这样的履历属于严重的历史问题。
更重要的是，没有人知道他曾经的秘密身份，没有人了解他为共产党做过的贡献。
当审判长准备宣读判决书时，鲍君甫知道自己面临的可能是死刑。
在这个生死关头，他站起身来，用颤抖但坚定的声音说出了那句震惊全场的话：
"我认识陈赓，我认识周恩来。"
这句话让整个法庭瞬间安静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