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西伯利亚的冬天，能把人的念想都冻成冰坨子。
伪满洲国的皇帝溥仪，被苏军带到这片白茫茫的土地上时，身上那件皮大衣，好像也裹不住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寒气。
在收容所里，日子像温吞水一样熬着，他还是皇帝的派头，吃饭要人试毒，走路要人跟在身后。
直到那个叫安娜的苏联女医生出现，她的听诊器冰凉，眼神更凉。
她每天的例行检查，对溥仪来说，比审讯还难受。
他总觉得，那听诊器贴着他的皮肉，不只是在听心跳，还在听一个他藏了一辈子的秘密...
一九四七年的哈巴罗夫斯克，雪下得像不要钱的盐，大把大把地往地上撒。风从窗户缝里挤进来，带着一股子能刮掉人皮的野劲儿。
溥仪缩在暖气片旁边，手里捧着一杯兑了太多水的红茶。
茶叶是自己从国内带来的，现在剩下的不多了，每次润麒给他泡茶，都只敢捻出那么两三根。茶水飘着一股子衰败的香气，像他现在这个人一样。
这里叫“第四十五特别战俘收容所”，听着吓人，其实就是个被铁丝网圈起来的疗养院。
吃的不是山珍海味，但黑面包和菜汤管够，偶尔还有块黄油。没人打他，没人骂他，苏联人管他们这群从伪满洲国抓来的人叫“特殊客人”。
可溥仪觉得，这比挨打还难受。
他像个被养在玻璃缸里的珍稀动物，每天被人看来看去。那些苏联看守的眼神，好奇，又带着点看笑话的意思。
“皇上，该用膳了。”溥杰躬着身子，把一个木头盘子端到他面前。盘子里是一块黑面包，一碗土豆汤，汤上飘着几星油花。
溥仪的眼皮都没抬一下，他朝旁边的毓嶦努了努嘴。
毓嶦赶紧上前，拿起勺子，小心翼翼地舀了一小口汤，含在嘴里，等了足足一分钟，才对着溥仪点头哈腰：“皇上，没问题。”
这套把戏，他们从长春的皇宫，演到了西伯利亚的收容所。每天三顿饭，雷打不动。周围的苏联士兵见了，先是发愣，后来就抱着胳膊，靠在墙边笑。
溥仪听得懂那笑声里的意思。可他顾不上了，这是他剩下的、为数不多的体面。
他拿起面包，慢条斯理地撕下一小块，放进嘴里。面包又干又硬，剌得他喉咙疼。他想起以前在紫禁城里，一顿饭一百多道菜，他最多也就尝个一两口。
现在，他得把这块能当砖头使的黑面包全都咽下去。
不咽，就得挨饿。
安娜·伊万诺娃第一次走进溥仪的房间，就闻到了一股混杂的味道。旧书的霉味，廉价茶叶的涩味，还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属于人的、有点发酸的颓唐气味。
她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白大褂套在外面，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一丝不苟的发髻。她三十岁出头，脸颊因为寒冷天气而泛着红晕，但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却像西伯利亚的冰。
“981号战俘，例行体检。”她开口，声音和她的眼神一样，没什么温度。翻译跟在后面，把话又说了一遍。
溥仪正坐在椅子上，他听到“981号”这个称呼，手指猛地抽动了一下。他抬起头，用一种他自认为还带着威严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女人。
“放肆。”他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
安娜没理会，她把医疗箱放在桌子上，打开，里面是听诊器、血压计、叩诊锤，一排排冰冷的金属。
“脱掉上衣。”她命令道。
溥仪的脸涨成了猪肝色。他这辈子，除了贴身的太监和皇后，谁敢让他当众脱衣服？
“朕的龙体，岂是你能触碰的？”他声音都有些发颤。
安娜停下手里的动作，静静地看着他。她看了足足有半分钟，那眼神，不像在看一个人，像是在看一个不听话的标本。
她没说话，只是拿起笔，在病历本上写着什么。
溥仪有点慌了。他最怕的，就是苏联人记他的黑账。万一哪天清算，这些都是罪证。他看了一眼溥杰，溥杰赶紧上前打圆场。
“医生同志，我们皇上……呃，我们这位先生，他身体一向金贵，不太习惯……”
安娜头也不抬：“要么他自己脱，要么我叫两个士兵来帮他脱。另外，在我的记录里，他的身份是战俘，不是皇帝。如果他拒不配合检查，我会如实上报。”
这话翻译过来，溥仪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他磨磨蹭蹭地，在溥杰的帮助下，解开了上衣扣子，露出瘦削、苍白的胸膛。
安娜走上前，把冰凉的听诊器贴在他的胸口。
溥仪浑身一哆嗦，像是被电了一下。他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个金属圆盘在他皮肤上移动，从左胸到右胸，再到后背。
“呼吸。”
“深呼吸。”
“停。”
他像个木偶，被安娜的指令操控着。他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淡淡的来苏水味，和他记忆里宫中太医院的味道完全不同。
太医院的味道是陈腐的草药香，而这个味道，是冰冷的、不容置疑的科学。
检查很快就结束了。安娜收拾好东西，一句话没多说，转身就走。
溥仪呆坐在那儿，感觉自己像是被人剥了一层皮。
从那天起，安娜每周都会来一次。
溥仪对她的到来，又怕又……有点说不清的期待。
他开始变着法子地“生病”。今天说头疼得像要裂开，明天说心口堵得慌，喘不上气。
他想证明，自己的“龙体”是复杂的，是需要被特殊对待的，不是她那套简单的听诊和叩诊能看明白的。
安娜每次都来，每次都面无表情地给他做一套完整的检查。
“头疼？”她用手电筒照他的瞳孔，“瞳孔反射正常。”
“心慌？”她给他量血压，“120，80，标准血压。”
“喘不上气？”她听他的肺部，“呼吸音清晰，没有杂音。”
每一次，她都用一堆溥仪听不懂的医学术语，来否定他的病痛。最后，她会在病历本上写下结论：精神性官能症。
溥仪知道这词不是什么好话，大概就是说他没病找病，是精神上的问题。
这让他更加恼火。
有一次，他实在没招了，就说自己晚上睡不着，老做噩梦。
安娜这次倒是多问了一句：“做什么样的噩梦？”
“朕梦见……我梦见紫禁城被大火烧了，到处都是哭喊声。”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带着一丝真实的恐惧。
安娜看着他，笔尖在纸上顿了顿。
“你在宫里的时候，有家人吗？比如，孩子？”她问得很突然。
翻译把话一说出口，溥仪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你……你问这个干什么？这跟我的病有什么关系？你太无礼了！”他指着安娜的鼻子，气得浑身发抖。
他一生没有子嗣，这是他最大的心病，比亡国还让他难受。这事在宫里是天大的忌讳，谁提谁倒霉。没想到，今天被这个苏联女人，这么轻飘飘地问了出来。
安娜被他激烈的反应弄得一愣。她只是想从家庭关系入手，评估一下他的精神压力源。没想到他的反应会这么大。
她没再追问，只是在病历本上，又加了一行字。
溥仪不知道她写了什么，只觉得那笔尖划在纸上的声音，像是在划他的心。
从这以后，他不敢再轻易“生病”了。他怕她又问出什么让他下不来台的问题。
两人之间的例行检查，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较量。他用沉默和抗拒来防守，她用专业和冷漠来进攻。
安娜对981号战俘越来越好奇。
作为一个医生，她相信所有的症状都有其根源。这个前皇帝的“精神性官能症”，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
她开始在不经意间，和溥仪的那些“随从”聊天。尤其是那个看起来最温和、也最愁苦的溥杰。
“你哥哥……他从小身体就不好吗？”一次，安娜在走廊里碰到溥杰，状似随意地问道。
溥杰叹了口气，露出一丝苦笑：“我们这些人，哪有什么好不好的。从小就在那四方城里，见不着太阳，跟盆景似的，被人修来剪去，早就长歪了。”
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根儿上，就坏了。”
“他以前在宫里，也经常失眠、心悸吗？”安娜追问。
溥杰犹豫了一下，眼神有些躲闪：“嗯……是，是。总说身上不爽利，离不开汤药。宫里的太医，换了一拨又一拨，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毛病。”
“离不开汤药？”安娜捕捉到了一个细节，“主要是调理哪方面的？”
溥杰的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他含糊地说道：“就是……就是些补气安神的方子。他从小就……就被那些太监给……唉，不说了，不说了。”
他说着，就匆匆找了个借口走开了。
安娜站在原地，眉头紧锁。
太监。这个词让她心里一动。她读过一些关于中国末代皇室的书，知道太监在宫廷里扮演着畸形的角色。
溥仪的病，似乎和他的童年，和那些被溥杰含糊带过的“太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她翻开溥仪的病历，把他所有的症状都列了出来：失眠、焦虑、心悸、乏力、头晕、腰酸、夜尿频多，还有对特定问题（如子女）的极端情绪反应。
这些症状单个看，都能用精神压力来解释。但串在一起，就像一串凌乱的密码，指向一个她还无法确定的方向。
她感觉自己像是在一片冰封的湖面上行走，脚下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而真相，就藏在那黑暗的水底。
一九四八年的春天来得很晚。三月了，窗外的雪还没有化尽，脏兮兮地堆在角落里，像一堆没人要的破棉絮。
溥仪的病，这次是真的来了。
不是头疼，也不是心慌，而是从后腰传来的一阵阵钻心的疼。那疼像一条毒蛇，顺着他的脊椎往上爬，又往下蔓延。
晚上，他几乎没法躺下，一躺下就觉得整个腰都要断了。更让他难堪的是，他开始控制不住地想上厕所，一晚上要起来七八次，每次又只有那么几滴。
他整个人都蔫了，像被霜打过的茄子。皇帝的架子再也端不住了，脸上挂着痛苦和恐惧。
他害怕了。他怕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比如肾衰竭，或是更可怕的肿瘤。他怕自己就这么窝窝囊囊地死在西伯利亚，连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去……去把那个女医生叫来。”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溥杰说。
这是他第一次主动要求见安娜。
安娜来的时候，溥仪正蜷在床上，额头上全是冷汗，嘴唇发白。
“怎么了？”安娜的声音依旧平静。
“我……我腰疼……”溥仪的声音带着哭腔，“疼得厉害……医生，你快给我看看，我是不是要死了？”
安娜没说话，她示意溥杰把溥仪扶起来，带到隔壁一间独立的诊疗室。
那是个很小的房间，只有一张检查床，一张桌子，和一个摆满瓶瓶罐罐的柜子。窗户上结着冰花，屋里开着暖气，却让人觉得比外面还冷。
“躺上去，把裤子褪到膝盖。”安娜的语气不容置疑。
溥仪这会儿也顾不上什么尊严了，病痛的折磨让他像个孩子一样顺从。他哆哆嗦嗦地躺在床上，任由溥杰帮他整理好衣物。
安娜戴上橡胶手套，开始检查。
她的手指很凉，但动作很专业。她先是按压他的腹部，一寸一寸地往下，仔细地感受着里面的情况。
“这里疼吗？”
“不……不太疼。”
“这里呢？”
“有点……”
然后，她让溥仪翻过身，开始检查他的后腰。她的手指沿着他的脊椎两侧，用力地按下去。
“啊！”溥仪疼得叫出了声。
安娜没停，她又用叩诊锤，轻轻地敲击他的肾区。每一次敲击，都让溥仪的身体像虾米一样弹起来。
“医生……医生……到底是什么毛病？”溥仪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
安娜没有回答。她检查得很慢，很仔细。她观察着溥仪的皮肤，他肌肉的紧张程度，他每一次因为疼痛而产生的细微反应。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诊疗室里只有溥仪粗重的喘息声，和医疗器械偶尔发出的轻微碰撞声。
溥仪觉得，自己就像案板上的一块肉，任人宰割。他等待着一个可怕的判决。
安娜检查完了。她摘下手套，扔进垃圾桶，走到桌边，拿起病历本。
她没有立刻写字，而是站在那里，翻看着之前的记录。她把溥仪这几年的所有症状，像拼图一样，一块块地在脑子里拼接起来。
腰痛，泌尿系统症状，长期失眠，焦虑，心悸，乏力……对“夫妻生活”、“子女”等话题的极端反应……溥杰那句含糊不清的“从小就被那些太监给……”
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被厚厚的宫墙和至高无上的皇权所掩盖的、最原始的生理谜题。
一个大胆的、但完全符合医学逻辑的假设，在安娜的脑中清晰地浮现出来。这不是器质性的病变，而是一种长期的、根深蒂固的功能性失调。
房间里陷入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溥仪紧张地看着她，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安娜终于放下了病历本。她转过身，目光第一次没有了往日的冰冷，而是带着一种复杂的、近乎探究的眼神看着溥仪。
她用一种极其缓慢而清晰的语调，问出了一个与所有生理病痛都无关，却足以瞬间击溃溥仪所有心理防线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