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老师的告别——纪念郎绍君先生

知名美术史家、美术理论家郎绍君先生于2026年1月19日因病逝世，享年87岁。郎绍君先生深刻地影响了学界对20世纪中国美术的认知，被誉为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重要的美术评论家之一。本文为其学生、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所长杭春晓新撰写的纪念回忆文章。

这几年，总在学习告别，告别岁月，告别往昔。人到中年、诸事困厄，能以长辈身份给予慰藉与力量的人，于我而言，是父亲和郎先生。他们在，仿若生命仍有所依，尚能童心以自期，不至半夜醒来，唯见前路孑然。前年，送走了父亲，内心灯塔，仅剩先生一人。虽然，先生身体每况愈下，可我总觉得，告别的这一天，仍是遥远。

郎绍君先生（1939-2026）

但这一天，终究还是来了。当天舒电话告知时，我虽有心理建设，大脑却空白一片。无法相信先生真走了……我真的再也没办法，在某个午后，坐在他身边，与他聊天。这一场景，从我随先生读书至今二十多年，那么方便地触手可及。但现在，却那么遥不可及，或是，再无可能。理智告诉我，这是真的。情绪，却始终无法相信。我，陷入莫名的虚幻中，无真无假，只有时间在折返。

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是2002年秋天。那一年，听闻先生招博士，我不揣冒昧，书信自荐，至今仍记得信中一言：有心拜访而无由自勉，总恐于唐突而罢于羞赧。未曾想，先生竟仔细看了我的材料，并向南京朋友了解我的情况。然后，某个午后，我突然接到北京的陌生电话。接听之初，电话那头便传来先生的和悦之语：我是郎绍君。我愣是半天没反应过来，是谁打的电话。当然，先生未以之为怪，约我北京一见。

2004年，郎绍君（左三）夫妇与其学生

那时，先生六十出头，虽发量稀疏，然清瘦蕴藉、肤白而净，眼神中透着思考的锐度与坚定。与先生的第一次谈话，便在这样的目光注视之下。时隔多年，我仍能记忆那种直视带来的压力——一种对学术问题的认真与执着。先生的语速柔缓，却容不得半点含混，总用简明直白的话语，直击问题要害。彼时，我乱读了些书，有些胡思乱想，在与先生的表述中，亦未注意语速，显得气盛有余却漏洞百出。然先生不以为忤，耐心听完后，竟复述我的逻辑，再层层追问，直至我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他的语速，是那般地和缓，却又那般地精准、锋利，配合着他笃定而坦诚的目光，成为我对第一堂课的永恒记忆。

别时，先生嘱我考前定要再来一趟。听闻如此，彼时的我窃喜：以为应是要授以机缘。于是，考前半月急忙来京，再入先生厅堂。那个下午，先生和我聊了很多二十世纪美术史中的问题，并询问我外语复习得如何。具体对话，今已模糊。但我永远记得，彼时满脑子都在归纳、记忆先生关心的具体问题。并且，此后半个月，我什么事都没干，一门心思只想着怎么回答这些问题。谁知，看到考卷的第一时间，我的“窃喜”顿时“傻眼”，以至开考前十分钟，我只想着一个问题：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后来，入先生门下日久，我才想明白“答案”：先生根本没有任何的世故之念。他约我来，仅是关心我复习得如何，尤其外语。与我聊及的问题，也确是那段时间他关心的话题，与考试无关。这段“插曲”，我从未对先生说起。今天，当先生离我而去时，“记忆”竟不由自主地浮现。与之相伴的，则是先生为人磊落、行事端方的样貌。面对“他”，我不禁潸然。二十多年来，每每心浮气躁、困顿不堪的时候，我总会“躲进”先生的厅堂，在他笃定而柔和的目光与言语中，获得继续前行的勇气。在博士论文致谢中，我曾如此表述：“生计仓皇，人事浮躁，举目繁华而欲心之静者，世间之奢莫过于此。幸从郎师绍君先生，每临心浮气躁，往听和悦之言、关切之语，总能稍稍释然。先生于世淡然、于学虔诚之风范，亦令不才平添谨慎、敬畏之心，然后得数日安宁。”

今天，重读这快二十年前的“文字”，泪水浸透目光，久久难以平复。彼时下笔，心中满是幸运，因为先生始终就在那里；如今重读，却满心悲伤，因为再也不能聆听先生的“和悦之言、关切之语”。思至于此，泪盈渗鼻。二十年多来，即便遭遇与学术无关之生活困顿，我亦不断叨扰先生。先生不仅不以之为烦，反与我分享他的“往事”，以其鲜活的人生体验宽慰我。先生对我的付出，早已超越老师的“职责”。他不仅指引着我的学术之路，更是我生活的精神向导。

作者与郎绍君先生（右）

日常，与先生相处，虽敬畏他，但内心却是松弛。因先生总以平等的态度，和我们讨论问题。他的严肃并非针对人，而是针对学术。是以，在他身边，我从未感受到“压迫感”。甚至，先生还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我的“胡思乱想”。每当我说些“天花乱坠”的想法时，他总是微笑地听，似在鼓励我，继续下去。又因美研所的某些陈年旧事，耽误了先生招生。我有幸成为先生的第一届博士，同届的还有华天雪。天雪长我九岁，为人率性，因本就在美研所工作，故与先生相处得更为放松，甚至以“老郎”相称来开玩笑。每逢此时，先生总是呵呵笑着，露出他的一颗银色补牙，开心不已。

生活中的先生，是和蔼可亲的，与人们印象中那位严肃的学者形象，截然不同。曾经，天咏幼子与先生嬉戏时，小手挥舞间打到了先生的脸。天咏严厉地教导了孩子，致使小朋友大哭起来。彼时，先生做了一桩令我终生难忘的事：他背起小孙子，在客厅里转圈，还一边笑着哄道：“打爷爷、打爷爷。”这一幕，让站在一旁的我不禁莞尔，也真切地感受到，这才是生活中的郎老师。实际上，他是个内心柔软且充满温情的人。一次，我带豆豆探望先生，我与先生交谈一些问题时，他留意到孩子在一旁百无聊赖，便起身到里屋，为豆豆取来画画的纸笔，还笑着鼓励孩子，不住地夸赞。

郎绍君先生（右）与作者父子

先生的内心，如一泓清泉，澄澈、温暖。他的家庭氛围，始终洋溢着浓浓的温情。印象里，师母一直是面带笑容地陪伴着先生。家有客人时，她总是热情招待，忙里忙外，随后与先生一同落座，与友人畅快谈笑，甚至还会像朋友一样，与先生相视而笑地讨论问题。我入学时，先生已从红庙搬到惠新北里，生活条件好多了。在这之前，先生的生活并不宽裕，不仅要照顾老母亲，还要养育天舒、天咏。生活中，他与师母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共同面对诸多不易，携手走过了风风雨雨。他们相伴半个多世纪，共同营造了令我们最为乐意前往的先生的“客厅”。

从第一次走进这个“客厅”，到前数日与福山院长代表单位探望师母，时光已逝二十余载。我亦历经世事，从青年步入中年，感触良多。此间，老师的和颜悦色与谈笑风生，抑或严肃的问题讨论，一直伴我成长。林林总总，往事如屏，一帧一帧地流动……有些片段，镌刻于我的生命硬盘，永不磨灭。犹记得，先生与我谈及，在各类会议上需留意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因为只要认真听，皆会有所裨益，或正向丰富自身，或反向推进反思。也即，先生尽管在学术问题上立场坚定，言辞犀利，却是一个开放、宽容的人，乐于打开自己听取他人的意见。

郎绍君先生书法

郎绍君先生拟古画作

我写博士论文时，方闻先生来清华大学创建艺术与考古研究中心，并邀郎老师参与该中心的合作事宜。基于此，我成为方先生工作初期的助手，且受其影响，在博士论文中采用了图像的切割化分析。郎老师虽然敬重方先生，愿意与他携手共建研究中心，却并不盲从方先生。他认为方先生的分析方法对早期图像有效，对文人画则缺乏有效性。因此，他当时和我讨论最多的，就是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展开文中的视觉分析。但讨论归讨论，郎老师从不干涉我用什么方法，而仅是从他自身出发，耐心且持续地提醒我，协助我完善思考。多年之后，先生曾与我说：当年和我不断地讨论视觉的分析方法，并非要求我放弃新方法，而是依据他的经验为我“校验”，避免我陷入“为方法而方法”的误区。最终，我的论文所涉及的作品分析，便是在郎老师与方先生两种方法的校验之下完成的。

我很幸运，得遇如此“开明”之师。他，从不要求我遵循他的思考路径，甚至鼓励了我的“任性”、“放纵”，仅是不断予以提醒，以防“为理论而理论”，并引导我在史学规范中展开思考。博士论文的致谢中，我曾写道：“有感吾辈偏于理性而疏于感性，总不厌其烦，纠缠史之细节。所谓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是之谓也。”

今天，在告别老师的日子里，再读这二十年前的致谢，不禁潸然……

2026年1月25日于后沙峪

来源：杭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