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借由德语书写获得“异域”新生

“德语上海小说翻译与研究系列”丛书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张帆教授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该丛书通过多维度、系统性地研究德语文学中的上海形象，揭示德国不同作家群体对海派文化的想象、叙述与话语建构，展现中国话语在世界文学中的流变与共识价值。看似遥远，实则这里面涉及“过去”“现在”以及“未来”的关系。现以《在上海做出决定》《上海犹太流亡报刊文选》两部译著为例，稍作分析。

《在上海做出决定》

（一）何为上海？

独特的历史地位、地缘政治和文明交融决定了上海是一个很特别的城市。《蕾娜特与比尔在上海》小说的原话是这样说：“每座城市都有它的特质，但没有哪座城市的特质与上海相同。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和这个城市一样，有这么多混杂在一起的不同民族、这么多彩的富有层次的气味和如此令人不安的声响。”

上海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久居其中，或许习焉不察；所见所感，也不过是这座城市今生的若干侧面。何况，“魔都”还有其充满传奇色彩的前世。不同人的眼中，上海自有不同的面孔。那么，在《在上海做出决定》中，上海呈现的又是哪一张面孔呢？何为上海？丛书总序其实早已给出回答：“开埠后的上海作为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文明交汇之地，成为西方人对中国想象最典型的具象符号。‘上海小说’充当了西方想象中国的重要媒介。”

对于德国作家而言，上海的意义尤为特殊和复杂。总序里也提到，“德国在上海缺乏专有的租借地，加之一战失败的创伤记忆，以及上海作为犹太人流亡的避难之所、西德左翼运动的乌托邦飞地、东德意识形态阵营的伙伴等诸多原因，使得德国作家构建了自己特有视角和主题的‘上海形象’”。也就是说，与英美法不同，德国在一战后失去了所有海外殖民地。对于像佩尔西斯这样的作家，上海租界提供了一个“无需殖民地的舞台”。

当然，最重要的是，上海成为他们流亡与离散的记忆之地。上海接纳了约2.5万名来自德国、奥地利等中欧地区的犹太难民。这段历史在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期，成为德国（特别是西德）文学和历史书写中重要的“和解与反思”题材。虽然《在上海做出决定》两部小说未直接描写此群体，但这段背景使得“上海”在德国文化记忆中被深刻标记为一个“救赎之地”和“人性考验场”，也是小说中德国少女蕾娜特与英国少年比尔这种“世界公民”的启蒙课堂。

上海租界也是一个“异托邦”：它是真实存在的，但又是一个由不同法律、文化和社会规则构成的“异质空间”。作家在此可以探讨在“正常”社会中被压抑的主题，诸如身份流动、越轨行为、文明的边界等。同时，上海也是一个激烈的“接触区”。西方作家在这里观察中国，也观察他们自己在中国语境下的反应。他们书写的是“西方人在东方的遭遇”，其核心仍然是自我审视。无论是普莱姆对权力的追逐，还是蕾娜特与比尔的跨文化合作，都是在这种“接触”中完成的自我定义。

因此，在西方人眼中，上海被赋予多重的意义。从历史层面看，这座城市构成了20世纪上半叶全球政治、战争与流亡的一个独一无二的微观宇宙；从文学层面看，其“世界主义”与“罪恶渊薮”并存的复杂城市意象，为谍战、冒险、成长、流亡等多种文学类型提供了极具生产力的叙事场域；从思想层面看，上海作为“异托邦”与“接触区”，成为西方作家投射自身焦虑、欲望与理想的镜像，通过书写这一“他者”，他们得以深入探讨权力、身份、现代性、殖民与救赎等核心母题。

由此，上海被视作一个充满能动性的思想实验场，成为20世纪全球动荡与文明交融的文学符号，不断激发作家的创作灵感与深刻思考。正如不久前在张爱玲文学沙龙上，复旦大学李双志所指出的，德语世界中或许尚未形成对“海派文化”与“上海文学”的强烈印记或概念。而张帆学术团队所做的，正是以严谨、扎实的学术工作，向德语世界系统植入并阐释这一概念。这既体现了一种高度的学术自觉，也呼应了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使命。

（二）《在上海做出决定》一书中的两部作品之间存在一种“对话”关系

佩尔西斯的《在上海做出决定》出版于1937年，梅尔歇斯的《蕾娜特与比尔在上海》出版于1955年，尽管两部作品出版于不同年代、针对不同读者，但共享同一地理空间，也许恰好形成一种对比。

《在上海做出决定》原著封面 《蕾娜特与比尔在上海》原著封面

一方面，它们折射出不同的历史语境：1937年的作品充满战前紧张的权力逻辑，而1955年的作品则诞生于战后重建与反思的时期。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德国社会集体心态与对历史看法的变迁，即从参与争夺到试图超越（至少在儿童文学中）。另一方面，它们亦书写了上海的两种“神话”：一部构筑了“上海：冒险与博弈的神话”，另一部书写了“上海：友谊与成长的神话”。这两个上海神话共同构成了德语文学中“上海想象”的复杂光谱。上海也借由德语书写获得其“异域”的新生。

《上海犹太流亡报刊文选》

（一）历史的余温

黑格尔曾言：“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翻阅《上海犹太流亡报刊文选》，一篇篇读下来，我眼前浮现出书中一个个故事的场景，能够体会每首诗歌中的各种情绪。数十年光阴已逝，人物依旧栩栩如生，性情始终历历分明。他们中有商人、有记者、有学者、有乞丐，有的乐观、有的坚韧、有的愤怒、有的悲伤。“有人在徒劳无益地等待爱人的信”，有人已经挤上“流亡者快车”启动异域新生……

印象特别深的是一篇题为《转变》的短篇小说：

一个名叫雅各布·魏格布莱特的年轻人已经到上海四个月了，住在难民营中，非常颓废，除了每半个月他收到来自德国的家书，脸上才能焕发些许喜悦的神色。一个叫拉赫曼的博士想要帮助他。他把年轻人带去一个酒吧。在那里，年轻人雅各布遇到一位有着姣丽容颜的烟花女。摆烂的年轻人竟然生了拯救之意。他骗女子说，他有一个汽车钳工的职位，会努力挣钱，让她过上简朴的生活。他承诺第二天给她足够的钱，希望她从此从良。撒谎显然无济于事，如何筹钱，他焦头烂额，却毫无头绪。次日清晨，他发现邻床住客灰色的被子上躺着一个手表。尽管备受内心道德折磨，他还是偷了这块手表，并送入当铺换了15美金。他如约地将钱送给了女子，却无意与之长谈，只说晚上要值夜班。返回难民营，大门口停着一辆蓝色警车。他坦诚自首，警察们惊讶至极。他被判处五个月的监禁。故事结尾，是他给女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胡特：

鉴于新的停车场开始运营，我被提升为小组负责人了。如果从现在起，你再也听不到我的消息，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我的工作太忙，没有丝毫自由的时间。

故事到此结束了。

雅各布是一个被命运抛入绝境却未完全麻木的复杂个体。他兼具颓废与理想主义、道德感与欺诈性、拯救欲与自我毁灭倾向。他的行为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难民身份下的精神创伤：试图在破碎的环境中抓住一丝主体性，哪怕这种尝试注定失败。故事通过这一人物，展现了战争与流亡如何扭曲普通人的道德选择，以及人性在绝境中挣扎的微光与阴影。

《上海犹太流亡报刊文选》中不乏此类精彩凝练的作品，其文化价值与意义正体现出报纸文学独具的特点：时效性——这些文字是“正在进行时”的记录，直接反映流亡者与上海碰撞初期的即时感受、困惑与惊奇；微观叙事——通过“向下看”与“向内看”，将历史从冰冷的规律和抽象结构还原为有血有肉、充满矛盾与可能性的“人类生活经验”，其“在地性”与“即时性”的叙事，映射了每个在陌生时空中努力生活的普通犹太人的爱恨、挣扎、信仰与抉择；通俗文学——以“接地气”的方式参与社会对话，在动态互动中塑造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跨文化互鉴——聚焦普通中国人的坚韧、善良与日常生活，试图在东方的苦难与坚韧中，寻找自身命运的映照与精神慰藉。文选中的142篇作品，让历史真正成为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离散中的“人”的历史。

（二）在“异托邦”流亡生活中，报刊被建构为文化生存的公共空间

译著所译5种上海犹太流亡报刊首页

报刊作为一种实体媒介，固然具有物质性，但更关键的是其符号生产功能。从文化空间建构的角度来看，印刷品的定期流通创造出时间维度上的仪式感；同时，报刊通过专栏、读者来信、专题报道等制度性设计，形成交互结构。除了传递信息，报刊更承担着阐释意义、凝聚社群的功能——通过持续的内容生产维系共同体想象，搭建“文化桥梁”，进而形成“行动共同体”：生动展现犹太难民如何借助报刊维系文化认同、促进族群团结，并最终融入上海社会。

也就是说，流亡上海的犹太难民正是通过报刊，在远离故土的陌生城市中构建起一个新的公共领域，一个属于离散犹太族群的公共文化空间。它不是单纯的“意见束”，不是各种意见的简单呈现，它以族群为底层框架，以情感为纽带。在这个话语空间里，离散族群进行着文化延续、政治辩论和身份协商。报刊中关于“德国文化”“犹太身份”与“上海现实”的讨论，交织成一张复杂的话语网络。我们既能看到“抵抗”，也能看到“适应”：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流亡者通过文字，对纳粹的文化灭绝进行软性抵抗（如坚持用德语创作、讨论古典文化），同时又策略性地适应上海的环境（如描述中国邻里、学习本地习俗）。报刊因而成为他们在物理与精神双重流亡中维持主体性的重要工具，并由此形成一种基于共情而非权力的中国观。

（三）与爱尔兰离散文学研究的比较谈

国内关注离散文学的学者不在少数，如爱尔兰裔离散群体文学研究便已取得丰硕成果。爱尔兰离散作品与犹太离散作品，看似地域与文化迥异，但都深深植根于“离散”这一核心母题，因而，对比二者，便能看到离散的不同面孔、历史的不同重量，以及文学译介所承载的不同使命。

国内的爱尔兰离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爱尔兰本土文学及爱尔兰裔离散作家（如詹姆斯·乔伊斯、科尔姆·托宾等），多围绕作品中的流亡、身份认同、民族性与现代性等主题展开。而张帆学术团队所进行的“上海犹太人”德语文学译介，则聚焦于1930-40年代为逃离纳粹迫害而流亡至上海的犹太难民，其研究对象特指他们以德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日记与回忆录等。这一译介工作立足于特定历史时空下的、极度创伤性的离散经验，不仅涉及语言转换，更是一种历史拯救与文化记忆的重构。这些作品作为见证文学，串联起二战、大屠杀与上海庇护所等多重历史维度。

因此，《上海犹太流亡报刊文选》等“上海犹太人”德语文学译介，填补了我国在二战难民史、跨文化庇护以及上海城市国际化记忆等领域的研究空白，具有重要的历史学与伦理学意义。

人文的坚守：在AI时代延续学术的温度

文化交流互鉴只是手段，其目的才更重要，它其实蕴涵的是一种和平的大爱。张帆学术团队正是以柔软而细腻的学术实践，弘扬这种精神。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学术研究难免遭遇种种干扰，面对一些相对敏感的话题，团队并未退缩，而是以学术的方式积极回应。这份勇气，源于他们内心深处某种强大的力量，使他们得以对抗干扰，用他们特有的智慧，在浩瀚的德语文献中打捞珍贵材料，娴熟应对，从容思考。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时常引发学术研究是否将被替代的讨论。而张帆学术团队所做的——深挖一手文献、建构文化记忆——正是一项足以与AI形成对话、亦无法被轻易取代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