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针|1.25亿独居人的喜怒哀乐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胡玲玲 路董萌

年初，一款“每天签到一次，证明自己还活着”的App火了。然而，它所掀起的关于1.25亿独居人群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很多人因此开始认真思考，在独居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究竟谁来，又该如何，为独居者的生活托底？

一边是惬意，一边是焦虑

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独居的刘黎看到这款App占据了多个词条。

对于刚步入职场的刘黎来说，这款App精准击中她的需求。去年夏天，她曾突发急性肠胃炎，在家服药后胃里依旧翻江倒海。怕远在外地的父母担心，刘黎没有告诉家人，只是半开玩笑地叮嘱同事，“明早要是没发消息，记得按这个地址，找公寓管理员来看看我。”回想起来，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刘黎觉得那种不安感却始终如影随形。

不过，更多时候，独居对刘黎而言，是一种主动且惬意的选择。因为工作需要与形形色色的陌生人打交道，刘黎格外珍惜下班之后，全然属于自己的独处时间。关上门，世界便安静下来，身心彻底放松。她租住的是一套两居室，曾有中介询问她是否愿意和别人合租，刘黎拒绝了，“现在多好，打开音响放喜欢的歌，煮一碗螺蛳粉，DIY一杯果酒，完全不用考虑会影响室友。”

在刘黎看来，网络上有人总结“一人独居，两眼惺忪，三餐外卖”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对独居人群的片面解读。

“父母那代人的观念里，独居往往与失败、孤独、不合群绑在一起。”刘黎认为独居并非意味着与社会切断联系，而独居者同样有强烈的社交需求。比如她自己，就主动报名了夜校学习乐器，也会经常在周末与朋友相约去短途旅行。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新业态的蓬勃发展，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人们已不再需要通过群居来维持基本生计，获取日常照料。这种变化，使个体得以摆脱传统生活中的经济和照护依赖，从而能够更加自主地选择符合自身意愿的生活方式。

独居不是独活

像刘黎这样的独居者并非个例，她的背后是国内日益庞大的独居群体。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一人户”超过1.25亿。据贝壳研究院《新独居时代报告》预测，到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至2亿人，20-39岁独居青年或将达到7000万人。

在社交平台上运营“我独自一人”账号的张墨对独居生活的体会很深刻。同样是独居人士的她，开设了专门的账号，接受来自全国各地独居者的投稿。

曾有人投稿，因为刚出来工作，手头没有积蓄，没带够过冬的衣物，想请网友推荐一些厚衣服和热乎乎的食物。

评论区很快涌入了近千条温暖的回应：“湿冷的夜里煮俩鸡蛋，先放手里暖手，抛来抛去等它降温，一口一口吃了”“可以试试暖宝宝一样的鞋垫，考研那年就靠这个保持一整天脚底都暖暖的”“棉服加毛衣，腿上棉裤加护膝，先挺过这个冬天，明年这时候你肯定境况好转了，拥有轻盈从容的温暖”……

除了实用的建议，更多人分享了自己如何度过艰难时刻，甚至有人主动提出想寄衣服和食物给投稿者。投稿者对张墨说，需要的是倾诉的窗口，而非物质上的帮助。

翻阅投稿，张墨发现了一个共同点，独居者们通常有意识地追求一种“向内求的幸福”。“他们会问，如何在有限的预算里把房间布置得更温暖？如何在这个城市找到精神寄托？”张墨说，这些人眼中的孤独是一个中性词，而且有人会主动寻求“社交搭子”，在独处的状态中寻找平衡。

“独居并不是自我限制，也不是独活，我们既需要与他人连接，也需要独立空间。”国民心理健康研究院暨社会心理服务产业学院副院长罗清军表示，如果独居是性格使然的内向偏好，是一种蓄能的方式，那么尊重这种天性，享受其中便是最佳选择。反之，如果是被动选择独居的群体，则需要主动积极向外寻求帮助，而与此相对的社会支持也要跟得上。

生前身后事，谁来托付

但对于独居群体来说，安全焦虑或是不可预测的意外，始终是无法忽视的问题。

2025年年末，上海46岁的独居人士蒋女士，因突发脑溢血被同事送至医院救治，最终不幸离世。由于她没有法定监护人和继承人，遗产将依法由民政部门接收。这一事件将独居人群的生命安全与身后安排问题，推至公众视野的焦点。

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董晓莹长期关注单身群体婚育法律保护领域。她认为，此类案例的核心困境在于，目前我国法定继承与监护制度主要围绕近亲属设计。“第一顺序为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董晓莹说，对于无上述亲属的独居者，若未提前订立遗嘱或指定监护人，一旦发生意外，便有可能面临“医疗无人签字、遗产无人继承”的真空状态。

在董晓莹看来，通过提早订立遗嘱和选择意定监护制度，是独居者自我保护的一道防线，“它打破了血缘束缚，让独居者能自主选择‘托付之人’。”这一制度允许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通过书面协议指定信任的个人或组织，在自己失能失智时履行监护职责，小到日常照料安排，大到医疗决策、财产管理，均能由约定监护人代为处理。

“但这些措施的普及率仍低，应该让更多人知道，并愿意使用它们。”董晓莹提到，当前《民法典》已确立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框架，具体实施细则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细化。与此同时，面向独居群体的公共服务同样需要完善。政府可以鼓励社区等基层机构整合多方资源，逐步建立独居人员信息档案，针对意定监护、遗嘱、生前预嘱等法律文书，提供政策解读、咨询服务，降低使用门槛。

刘黎始终关注着蒋女士事件的进展。此前，她总觉得独居的日子大多是舒心自在的，可这件事之后，她平日里也会多和朋友互相报平安，彼此照应。她希望，在未来，每个独自生活的人，都能拥有稳稳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不止是来自于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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