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贵州文史资料》、《黄埔将帅录》、《赵健民文集》等史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6月，贵州境内一条通往龙里的公路上，午后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柏油路面上。
一辆国民党保安团的军用卡车突然发出几声异响后停在路中央，黑烟从引擎盖下冒出。
负责修理的保安团少校脱下军帽，卷起袖子开始检查发动机故障。
这本是军队行进中常见的情况，然而当第89军的车队到达时，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这名正在专心修车的少校应声倒下，鲜血很快染红了路面。
开枪者正是坐在吉普车内的第89军军长刘伯龙，他甚至没有下车询问情况，仅仅因为道路被堵就结束了一个同僚的生命。
【一】从黄埔到贵州的军旅生涯
刘伯龙生于1899年，贵州龙里县人。
1924年，25岁的刘伯龙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
在黄埔军校期间，刘伯龙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与同期的许多学员一样，他们被誉为国民革命军的骨干力量。
毕业后，刘伯龙的军旅生涯起步顺利。
他先后担任黄埔同学会纪律股股长、复兴社中央干事会干事等职务。
1930年代，刘伯龙成为国民党清党委员会委员，负责执行党内清洗任务。这一时期的经历塑造了他严厉甚至残酷的行事风格。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刘伯龙历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参谋长、代理总队长等重要职务。
别动总队是国民党的特殊部队，主要负责敌后工作和特殊任务，这段经历进一步强化了刘伯龙的铁腕作风。
1940年12月，刘伯龙被任命为第66军第28师师长，这是他首次担任师一级的指挥职务。
然而，他的师长生涯并不顺利。
1942年，第28师奉命赴缅甸作战，参与中国远征军的对日作战行动。
在缅甸战场上，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刘伯龙表现出与其平时强硬作风截然不同的一面。
当战局不利时，他擅自脱离指挥岗位，带着少数亲信返回国内，留下部队在前线苦战。
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军纪，导致他被撤去师长职务，在军界声誉受损。
战后，刘伯龙被调任中央军校教育处长，负责军官教育培训工作。
虽然职位看似重要，但实际上这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岗位，远离了实际的军事指挥。
在中央军校任职期间，刘伯龙始终寻找机会重新获得部队指挥权。
1948年底，随着国民党在大陆战场的节节败退，西南地区成为蒋介石政权的最后依托。
在这种背景下，刘伯龙终于等来了重新获得军事指挥权的机会，被任命为新组建的第89军军长。
【二】1949年贵州的复杂局势
1948年，国民党在大陆战场节节败退，长江以北大片领土相继失守。
为了巩固西南地区的统治，国民党当局开始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份大规模扩军备战，试图建立所谓的"大西南防线"。
贵州作为西南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这个内陆山区省份不仅是通往云南和四川的要道，也是国民党政府准备最后抵抗的重要基地之一。
1948年5月，蒋介石任命原宪兵司令谷正伦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
谷正伦生于1889年，贵州安顺人，早年东渡日本求学，1909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
他参加过武昌起义，在北伐战争中担任过重要职务，后来长期担任南京宪兵司令，在国民党内地位稳固。
谷正伦的两个弟弟谷正纲、谷正鼎也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谷家在国民党内势力庞大，时人称"一门三中委"。
谷正伦到任后，开始在贵州实施"黔人治黔"政策，大量启用贵州籍人士担任各级官员，同时扩充地方保安部队。
到1949年初，贵州省保安部队已达数万人，分布在全省各地维持秩序。
这些保安部队虽然战斗力有限，但对维护地方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贵州的经济形势也十分严峻。
由于战争的影响，省内物价飞涨，民生凋敝。
为了筹措军费和维持政府运转，谷正伦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甚至允许烟土贸易等。
这些措施虽然缓解了财政压力，但也加重了民众负担。
1949年初，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和国民党军主力的覆灭，西南地区的军事压力急剧增加。
国民党当局预计解放军很快就会进军西南，因此加紧在贵州等地的军事部署。
当时驻扎在贵州的正规军主要包括第19兵团，该兵团辖第49军、第89军及6个扩编师，总兵力约5万人。
第49军军长王景渊，部队主要驻扎在黔西南地区；而第89军的组建和刘伯龙的任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除了正规军外，贵州还有大量的地方武装，包括各县的保安团、民团等。
这些武装虽然装备简陋，训练不足，但人数众多，对维护地方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谷正伦试图将这些地方武装统一整编，提高其战斗力。
【三】第89军的组建与内部矛盾
1949年2月，为了加强贵州地区的防务，国民党军事当局决定将黔西地区的保安团、民团等地方武装统一编组，成立第89军。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贵州各地的保安团和地方武装，人员成分复杂，既有正规军出身的军官，也有地方民团的头目。
最初，第89军隶属第十三编练司令部，由王伯勋担任军长。
该军下辖第91师、第103师、第147师，总兵力约2万人。
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参差不齐，武器装备也不统一，整体素质远不如中央军的嫡系部队。
4月，随着军事形势的变化，第十三编练司令部改编为第十九兵团。
在这次改编中，王伯勋被提升为兵团副司令官，第89军军长的职位空缺出来。经过慎重考虑，蒋介石决定任命刘伯龙担任第89军军长。
刘伯龙的任命有着深层的政治考虑。
作为贵州本地人，他对当地情况比较熟悉；作为黄埔三期毕业生，他具备了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
更重要的是，作为蒋介石的门生，他可以成为制衡谷正伦的重要力量。
在刘伯龙接任后，第89军进行了重新编组。
原来的三个师被整编为第328师和第343师两个师。
第328师师长为张涛，该师主要由原第91师和第103师的部分部队组成；第343师师长为项荣，主要由原第147师改编而成。
张涛是贵州本地军官，早年参加过黔军，具有丰富的地方作战经验。
项荣则是外省调来的军官，曾在中央军服役多年。两个师长的不同背景也反映了第89军内部的复杂性。
刘伯龙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部队纪律和加强训练。
他认为地方保安部队军纪松散，战斗力低下，必须采用严厉手段进行改造。
他制定了严格的军纪条例，对违纪者严厉处罚，甚至不惜使用极端手段。
这种严厉的管理方式在军中引起了不同反响。
一些军官认为刘伯龙的做法过于严苛，不符合地方军队的实际情况。
特别是那些原本就是地方保安团出身的军官，对刘伯龙的外来军官身份和严厉作风都有不满。
与此同时，刘伯龙与谷正伦之间也开始出现分歧。
作为省主席和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对全省的军政事务拥有统一指挥权。但刘伯龙作为军长，认为自己应该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不应该完全受制于谷正伦。
这种矛盾在军费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当时贵州财政困难，军费短缺，谷正伦需要统筹全省资源来维持各支部队的运转。
但刘伯龙认为第89军作为主力部队，应该获得优先保障，对谷正伦的财政分配方案多有不满。
5月，第89军完成整编，开始在贵州各地执行防务任务。
刘伯龙将军部设在龙里县，这里是他的家乡，也是贵州中部的重要交通枢纽。
第328师主要负责贵阳周边地区的防务，第343师则部署在黔东地区。
在部队部署过程中，刘伯龙与谷正伦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谷正伦希望第89军能够与地方保安部队密切配合，统一行动。但刘伯龙认为保安部队素质低下，不愿意与他们协同作战，坚持独立行动。
【四】6月公路事件与矛盾激化
1949年6月中旬，贵州正值雨季，山区道路经常因为暴雨而受损。
第89军的部队需要经常在各驻地之间调动，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军事形势。
当时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正在湖南境内集结，准备进军西南，贵州的军事压力日益加重。
6月某日上午，刘伯龙从龙里县城出发，准备前往贵阳与谷正伦商讨军事部署问题。
他的车队由一辆美式吉普车和几辆卡车组成，载着军部的主要人员和卫兵。
车队沿着龙里通往贵阳的公路行进，这条路是当时贵州境内最重要的交通干线之一。
中午时分，车队行进到距离贵阳约30公里的路段时，前方出现了堵塞。
一辆保安团的军用卡车停在路中央，黑烟从引擎盖下不断冒出。
这辆卡车属于贵州省保安第二团，该团负责这一地段的道路安全和交通维护。
负责修理车辆的是保安第二团的一名少校，这名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有着丰富的汽车维修经验。
他正专心致志地检查发动机，试图找出故障原因。
车辆故障在当时是很常见的问题，特别是在山区道路上，车辆经常因为路况不好而出现各种问题。
刘伯龙的车队到达后，卫兵下车查看情况。
他们发现这辆卡车的水箱过热，需要加水和检修。
按照正常程序，这种情况下应该等待修理完成，或者协助将车辆移到路边，然后继续行进。
然而，刘伯龙看到道路被堵后极为不满。
他认为保安团的纪律松散，行动迟缓，严重影响了军队的行进效率。在没有下车了解具体情况的情况下，刘伯龙下令将这名少校就地处决。
执行命令的是刘伯龙的贴身卫兵，这名卫兵毫不犹豫地举枪射击。
少校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中弹倒地，当场身亡。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几分钟，其他保安团士兵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没有人敢于反抗或质疑。
事件发生后，刘伯龙命令部下将尸体移到路边，然后继续前行。
他没有对此事作任何解释，也没有向保安团的其他军官通报情况。
对他来说，这只是整顿军纪的一个普通举措，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这一事件很快在贵州军界传开，引起了广泛的震动。
许多军官对刘伯龙的做法感到不解和愤怒，认为他过于残暴，不符合军人的基本道德。
保安团的官兵更是感到寒心，他们认为自己在执行正常任务时却遭到如此对待，实在无法接受。
消息传到省政府后，谷正伦立即召集相关人员了解情况。
保安第二团团长详细汇报了事件经过，并对刘伯龙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
其他保安团的军官也纷纷表态，认为这种做法严重伤害了地方军队的感情。
谷正伦对此事深感不满，但考虑到当时的复杂形势，他没有立即公开对抗刘伯龙。
相反，他选择通过私下渠道表达不满，希望刘伯龙能够收敛自己的行为。
然而，刘伯龙对谷正伦的劝告并不以为然，认为自己的做法完全正确。
这一事件标志着两人矛盾的公开化。
从此以后，刘伯龙与谷正伦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各种分歧和冲突不断出现。在军事指挥、人事任免、资源分配等各个方面，两人都存在不同意见。
与此同时，刘伯龙的强硬作风在第89军内部也引起了不同反应。
一些军官对他的严厉管理表示支持，认为这有利于提高部队战斗力。
但更多的军官，特别是那些原本就是地方军队出身的人员，对刘伯龙的做法感到不满。
这种内部分歧进一步削弱了第89军的凝聚力。
在面对即将到来的解放军攻势时，这支本来就战斗力有限的部队内部矛盾重重，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而刘伯龙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然我行我素。
随着1949年下半年解放军步步逼近，贵州的政治军事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刘伯龙的强硬作风在军队内部引起越来越多的不满，而他与谷正伦之间的矛盾也日趋尖锐。
11月初，当大势已去、人心惶惶的时候，一件更加严重的事件发生了，这一次刘伯龙的行为彻底越过了所有人能够容忍的红线，而在晴隆县的深山之中，一场精心策划的致命清算正在暗中酝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