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深圳大芬油画，北有山东巨野工笔，谁的模式更能点“画”成金

中国隐藏的“绘画印钞机”：两个小城，一支画笔，如何创造出90亿年产值的富民产业？

45亿+45亿=？中国这两座小城把画画做成了90亿的大产业。

放下锄头拿起笔，从农民到画师：他们用颜料“涂”出了百亿级市场。

你或许很难想象，画画这门看似“阳春白雪”的艺术，在中国两个小地方，竟然被做成了产值合计约90亿元的“下里巴人”产业。

这不是天方夜谭。一个在南方，是深圳的“大芬油画村”；一个在北方，是山东菏泽的“巨野县”。

它们一个以油画闻名，一个以工笔牡丹画著称，看似毫不相干，却都让成千上万的普通人，通过手中的画笔，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命运。

这背后，没有高深莫测的艺术理论，有的只是一个非常实在的词：产业化。

时间倒回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香港画商黄江为了寻找成本更低的油画生产基地，来到了当时的深圳郊区大芬村。

那时的村子偏僻安静，租金低廉。黄江带着订单和画工在这里落脚，承接海外市场的油画临摹业务。

他可能没想到，这个为了生存的务实选择，像一颗种子，落进了最适合的土壤。

几乎在同一时期，远在北方的山东巨野，情况则有些不同。这里的工艺美术厂曾为出口创汇生产彩蛋、屏风画。

厂子后来经营不善，但培养出的画工手艺还在。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以家庭作坊的形式，继续画工笔牡丹。

牡丹是菏泽的市花，巨野人画起来有天然优势。起初，是几十个有商业头脑的人，背着画作跑遍全国去推销。

一个是被动承接的产业转移，一个是自发求生的手艺变现。南北两地，几乎同时迈出了第一步。

但光靠零星订单和个人闯荡，成不了气候。产业要壮大，必须形成规模和效率。

大芬村很快摸索出了“流水线”作业模式。一幅世界名画被分解成多个步骤。

有的画工专画天空，有的只勾勒轮廓，有的负责上色。这种分工让生产效率极大提升。

一个没有美术基础的学徒，经过短期训练，就能熟练掌握其中一个环节。媒体报道过，在这里，一个画工两小时就能临摹出一幅梵高的《向日葵》。

巨野的工笔牡丹画也是如此。创作一幅画有固定步骤：起稿、勾线、上色、分染、点蕊。

对于许多农村画师，尤其是妇女而言，她们往往不需要自己创作底稿。拿到现成的精美底稿后，她们能凭借熟练的技法，快速完成后续绘制。

一份底稿可以被反复使用，绘制出大量构图相似但同样精美的画作。这种模式，在艺术圈被称为“行画”。

有些人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只是重复劳动，缺乏原创性。但在大芬和巨野，这不是问题。

因为它们的核心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创造传世艺术品，而是生产满足市场需求的装饰画。

艺术追求独一无二，而产业追求的是标准化和可复制性。正是这种清晰的定位，让产业规模迅速膨胀。

大芬村的画作源源不断输往海外，据说全球市场上约70%的油画来自中国，其中80%又来自大芬。

巨野的工笔牡丹画则占据了全国手绘工笔牡丹画市场的80%以上，作品远销上百个国家和地区。

产业做大了，政府和社会的力量开始注入，为这两台“绘画机器”添加了更强劲的引擎。

深圳地方政府对大芬村进行了环境改造和产业引导，建起了艺术广场和画廊，将其打造成特色文化街区。

这不仅仅是为了美观，更是为了产业升级。如今的大芬，早已不是单纯的油画加工厂。

它融合了创作、交易、展览、培训甚至旅游休闲，变成了一个多元的艺术生态圈。咖啡馆、绘画体验室与画廊并肩而立。

游客可以在这里看画、买画，也能亲手体验画画的乐趣。产业链的延伸，创造了更多价值。

在巨野，当地政府的支持更为系统。他们每年设立专项发展资金，用于画师培训、画院建设和市场开拓。

巨野县书画院成为重要的培训和创作中心。他们不仅教授技法，更组织优秀画师进行主题创作。

政府牵头，让工笔牡丹画从民间作坊走向了国家级舞台。这是“产业”与“艺术”一次漂亮的结合。

2018年是一个高光时刻。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主会场，各国元首身后是一幅巨幅工笔牡丹画《花开盛世》。

这幅画宽15.5米，高4.2米，由巨野县书画院的画家们集体创作。画中218朵盛开的牡丹，寓意美好。

同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合影背景《锦绣春光》，同样出自巨野画家之手。画中130朵牡丹，对应当时130个参会国。

这些作品，让巨野工笔牡丹画从普通的装饰商品，跃升为国家重大外交场合的文化符号。

大芬村也有自己的高光时刻。2010年上海世博会深圳馆的外墙上，有一幅名为《大芬丽莎》的特殊作品。

它是将《蒙娜丽莎》旋转90度，由大芬村507位画工每人绘制一小块，最终拼合而成。

每一块画板的角落，还有画工写下的朴素梦想：“我想开一家画廊”、“我想成为真正的画家”。

这个作品完美诠释了大芬的本质：它不是少数艺术家的殿堂，而是无数普通人用劳动追寻梦想的现场。

荣誉随之而来。大芬村被誉为“中国油画第一村”，成为首批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巨野县则被命名为“中国农民绘画之乡”和“中国工笔画之乡”。这些称号，是对产业成就的最佳肯定。

当然，挑战也一直存在。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从“模仿”走向“原创”，从“制造”迈向“创造”。

原创意味着更高的艺术价值和市场溢价，但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大芬和巨野都尝试过鼓励原创。大芬有画家的原创作品拍卖出百万元高价，巨野也涌现出了一些知名的原创画家。

但对于庞大的产业从业者而言，原创之路依然狭窄。绝大多数画师，依然依赖稳定、高效的“行画”模式谋生。

这是现实的抉择。毕竟，产业的首要任务是生存与发展，是让更多人获得一份体面的收入。

未来的路在哪里？或许答案不是二选一，而是融合与升级。

大芬村正在向“艺术+”街区转型，结合数字艺术、衍生品开发，拓宽业态。巨野也在探索“AI+工笔画”，尝试用科技赋能传统创作。

它们都在努力，让产业链更长，让附加值更高。让画师们不仅靠手速，更能靠创意获得回报。

回过头看，大芬和巨野的故事，提供了一个非常中国式的产业发展样本。

它始于最朴素的生存需求，成于清晰的市场定位和高效的产业组织，兴于政府与社会的合力助推。

它把高高在上的艺术，变成了普通人可以参与、可以获益的“手艺”。它用实践证明，文化不仅能滋养精神，也能实实在在创造财富。

一支画笔，可以描绘个人梦想，也可以勾勒出一个产业的宏伟蓝图，更可以点缀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这或许就是“艺术产业化”最动人的一面：它让美，变得可及、可用、可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