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老公真有本事，带我们全家去昆明过年！”电话那头，岳母的炫耀声高亢洪亮。
我挂了电话，看着妻子李静喜悦的脸，觉得这七万块花得真值。
我为四个人编织了一个完美的暖冬假期，直到在机场，我看到了第五、第六、第七个人。
妻子拉住我的胳膊，声音颤抖：“老公，你别这样……”
我看着她，又看看她身后那一大家子，轻轻说出了那句改变了一切的话。
我叫陈凯，三十二岁。
在这个城市里，我算不上顶尖人物，但也不是随波逐流的浮萍。
我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这个职位听起来似乎有点空泛，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领着一群人，朝着一个目标，在规定时间内跑完，顺便把所有锅都背在自己身上的角色。
薪水还行，压力也匹配得上薪水。
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任务指标。
我出身普通工薪家庭，父母是勤恳了一辈子的老实人，他们教给我最重要的东西就是“靠自己”。
所以我拼了命地学习，工作，在大城市扎下根，买了房，娶了妻。
我的妻子叫李静，她是一家公司的文员，性格像她的名字一样，温和，安静。
我们是大学同学，从校服到婚纱，感情基础牢固得像焊死的钢筋。
至少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这么认为。
今年公司的效益不错，我主导的项目拿下了年度大奖，年终奖的数额让我的银行卡余额看起来前所未有的体面。
我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给自己换车，也不是买最新的电子产品。
我想到了岳父岳母。
去年春节，因为疫情反复，他们没能来我们这儿，我们也回不去，两家人只能通过屏幕互道新年好。
我记得视频里岳母失落的眼神，和岳父强撑的笑意。
李静也为此难过了好一阵子。
所以，我决定搞个大的。
一个惊喜。
昆明，春城。
在北方冰天雪地的时候，那里四季如春。
我花了一周的时间做攻略，预定了五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可以远眺滇池。
我还咬牙订了四张头等舱的往返机票。
我希望岳父岳母的第一次长途飞行，能舒适一点，体面一点。
整个行程，连吃带玩，加上购物的预算，我准备了七万块。
这是我将近半年的工资。
但我心甘情愿。
我想让岳父岳母开心，想让李静骄傲，也想让自己体验一把“成功女婿”的满足感。
当我把打印好的行程单和机票信息递给李静时，她的眼睛先是睁大，然后迅速蒙上了一层水汽。
她扑到我怀里，给了我一个结结实实的拥抱，带着哭腔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公。
那一刻，我觉得七万块，不，就算是十七万，也值了。
电话打给岳父岳母。
岳母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先是停顿了三秒，随即爆发出一种堪比中彩票的喜悦。
她连问了三遍“真的假的”，然后开始在那边兴奋地和我岳父讨论要带什么衣服。
接下来的几天，家里洋溢着一种节日的喜庆。
李静每天都在网上看昆明的美食攻略，购物车里加满了准备送给父母的保暖内衣和舒适的鞋子。
我则享受着这种被崇拜和感激包围的氛围。
我知道，岳母已经在她的姐妹圈和老邻居群里把这件事传遍了。
我可以想象出她描述时的神态，那种带着点凡尔赛的骄傲，“哎，我家女婿非要带我们去昆明过年，头等舱，五星酒店，拦都拦不住，你说这孩子，太实诚了。”
我并不反感这种炫耀。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期待的一部分。
男人的虚荣心，有时候就是这么朴实无华。
只是，在这片和谐的乐章中，偶尔会有一两个不协调的音符。
李静有几次看着我，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问她怎么了，她总是摇摇头，笑着说：“没什么，就是觉得太幸福了，有点不真实。”
我揉揉她的头发，让她别胡思乱想，好好期待我们的旅行。
现在想来，那不是幸福，那是心虚。
出发前两天，我接到了岳母的电话。
电话里，她先是惯常地嘘寒问暖，夸我懂事孝顺。
聊了大概十分钟，她话锋一转，用一种特别随意的口气问：“陈凯啊，你们订的那个酒店，是套房吧？床有多大啊？”
我笑着回答：“妈，您放心，订的行政套观景套房，两张一米八的大床，绝对够您跟爸休息的。”
“哦，那挺好，挺好。”她顿了顿，又问，“我听人说昆明那边有个什么民族村，里面的儿童乐园搞得不错，是吗？”
这个问题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
儿童乐园？岳父岳母都快六十了。
但我没多想，只当是老人好奇心重，便随口应道：“是吗？那我回头查查攻略，要是顺路就带您二老去转转。”
“好好好，我就是随便问问。”岳母心满意足地挂了电话。
我转身跟正在收拾行李的李静说：“你妈可真逗，还关心上儿童乐园了，想得真周到。”
我清楚地记得，李静的动作在那一刻停滞了一下。
她的背影有些僵硬。
她回过头，脸上的笑容有些不自然，像一张贴得不太服帖的面具。
“是吗……我妈就是，就是爱操心。”她含糊地应付着，然后迅速转过身，继续把一件毛衣叠进行李箱。
那根微小的刺，又出现了。
它扎在我的心头，轻轻一下，不疼，但有感觉。
可惜，当时的我，被即将到来的完美假期冲昏了头脑，主动忽略了这丝异样。
我以为，那只是幸福乐章里一个无伤大雅的跑调。
我错了。
那不是跑调。
那是另一首曲子的序章，一首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刺耳的交响曲。
出发当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了床。
我检查了一遍又一遍的证件、机票和行李，确保万无一失。
到了机场，新年的气氛扑面而来。
巨大的红色灯笼，循环播放的贺岁歌曲，还有拖着行李箱、脸上挂着期待笑容的人潮。
我推着三个巨大的行李箱，岳父岳母和李静跟在身后，我们这一家子看起来就像是幸福家庭的广告范本。
岳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路上只是微笑着，但看得出他很高兴。
岳母则完全是另一副模样，她拿着手机，对着机场的出发大屏拍个不停，嘴里念叨着：“这得发个朋友圈，让他们看看，什么叫高品质生活。”
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
办理值机的时候，我特意嘱咐柜台人员把我们的座位安排在一起。
头等舱的休息室安静而舒适，我给岳父岳(母)一人点了一杯热饮，看着他们新奇又拘谨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我的虚荣心和满足感，在这一刻达到了顶峰。
我感觉自己像个导演，正在完美地掌控着一部名为“阖家欢乐”的大片。
一切都按照我写的剧本在走。
我们办好了所有手续，拿到了印着A字的登机牌。
我意气风发地走在前面，准备带着我的“剧组成员”们通过安检，正式开启这场梦幻之旅。
就在这时。
一个我再熟悉不过，此刻却希望永远不要听到的声音，像一颗石子，砸进了我平静的心湖。
“姐夫！我们在这儿！”
声音里充满了欢快和理所当然。
我的身体像被按下了暂停键。
周围鼎沸的人声仿佛瞬间被抽离，世界变得一片死寂。
我机械地，一帧一帧地转过头。
不远处，安检口的另一侧，我的小舅子，李涛，正冲我咧着嘴笑。
他的笑容灿烂得有些刺眼。
他的身边，是他的妻子孙梅，怀里还抱着他们五岁的儿子。
他们的脚下，同样堆着两个大行李箱和一个儿童拉杆箱。
他们一家三口，全副武装，笑嘻嘻地朝我们挥手，仿佛我们是在公园门口约好了一起郊游。
我的大脑，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死机。
空白。
纯粹的，没有任何杂念的空白。
几秒钟后，无数的疑问和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潮水一样涌了上来。
他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他们也要去昆明？
这不是……巧合吧？
我茫然地把目光投向我的妻子，李静。
我需要一个答案。
哪怕是一个否定的眼神。
但是，没有。
她的眼神像受惊的小鹿，慌乱地四处躲闪，就是不敢与我对视。
她的脸颊泛着不正常的红色，双手无措地绞着自己的衣角。
那一刻，答案已经不言而喻。
我又看向岳母，张兰。
她的脸上先是闪过了一丝极为短暂的尴尬，那尴尬快得像幻觉。
随即，她脸上堆起了更加热情的笑容，快步走上前，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用一种打圆场的、夸张的语气说：
“哎呀，你看这不巧了吗！”
“小涛他们公司也放假了，说没地方去，正好听说我们去昆明，就想着跟着我们一起去热闹热闹！”
“人多才叫过年嘛！对不对？”
她一边说，一边用力地拍着我的手臂，仿佛想把她的“理所当然”通过物理方式传递给我。
晴天霹雳。
这个词，我以前只在小说里见过。
现在，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它的威力。
巧合？
跟着我们？
人多才叫过年？
这些词句在我脑子里盘旋，然后拼接成了一个清晰、残酷、且极具讽刺意味的事实。
这不是巧合。
这是一场有预谋，有策划，并且除了我之外全员知情的，“家庭绑架”。
我精心为四个人准备的七万块暖冬梦。
现在，要硬生生塞进另外一个三口之家。
我感觉自己像个傻子。
一个穿着名牌外套，推着昂贵行李箱，自以为是地扮演着“孝顺女僧”的，十足的傻瓜。
我所有的满足感、虚荣心、成就感，在这一瞬间，碎得片甲不留。
只剩下一地冰冷的、扎脚的玻璃碴。
机场登机口的催促广播声，像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的神经。
周围旅客投来的好奇目光，让我感觉自己像个展览品，被放在名为“家庭矛盾”的展柜里，供人围观。
小舅子李涛一家三口已经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他的儿子绕着我们的行李箱追逐打闹，发出清脆的笑声。
岳父依旧沉默着，但他深深地低下了头，仿佛想把自己缩进衣领里。
岳母张兰还在喋喋不休，试图用更多的“巧合”和“热闹”来粉饰这个巨大的窟窿。
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我毕生见过的，最荒诞、最讽刺的画面。
李静把我拉到队伍的一边，远离了她家人的视线。
她的声音很低，带着浓重的哀求：“老公，你别生气……你先听我解释。”
我看着她，没有说话，等待着她的“解释”。
“我妈……我妈前几天是跟我提过，说想让小涛他们一起去，热闹点。”
“我当时没同意，我说你都安排好了，这样不合适。”
“我以为……我以为她就是说说而已，我真的没想到他们会直接杀到机场来……”
她的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看起来楚楚可怜。
“现在票都买了，人也来了，总不能让他们再回去吧？这大过年的……”
“机票钱……酒店钱……我，我回头从我工资里扣，我慢慢还你……”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涌起的不是怜悯，而是一股冰冷的、彻骨的寒意。
我冷笑了一声。
从她工资里扣？
她一个月几千块的工资，除去日常开销，还要时不时地“补贴”一下她那个不成器的弟弟，这笔账，要还到何年何月？
更重要的是，这不是钱的问题。
“姐夫，牛啊！头等舱！”
一个毫无眼色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小舅子李涛满面红光地凑了过来，一巴掌重重地拍在我的肩膀上。
他的力气很大，拍得我一个趔趄。
“我长这么大还没坐过呢！沾了姐夫的光了！”
他一边说，一边得意地朝他老婆孙梅挤了挤眼。
然后，他用一种仿佛在安排自家司机一样的口吻对我说：
“姐夫，待会儿到了昆明，我儿子的那些门票啊，吃饭啊，还有买玩具什么的，你可得全包啊！小孩子出来玩，不能让他受委屈了！”
这句话，像一颗被引燃的炸药，在我早已紧绷的神经里轰然炸开。
我的怒火，在这一刻，冲破了理智的堤坝。
一幕幕往事，像快进的电影，在我脑海里飞速闪过。
两年前，李涛说要跟朋友“合伙创业”，找我借五万块。
李静在一旁帮腔，说这是他第一次想干点正事，我应该支持他。
我把当时刚攒下没多久的钱转给了他。
两年过去了，“创业项目”无影无踪，那五万块也石沉大海，他连提都没再提过。
去年，岳母家换家电，一个电话打过来，说看上了一款对开门的冰箱，一万多块。
她说：“陈凯啊，你反正能挣，就当提前孝敬我们的，给我们赞助一下吧。”
我“赞助”了。
我们自己结婚时买的小冰箱，现在还在嗡嗡作响地工作着。
我自己的父母，身体不好，去年生病住院。
我心疼那几天的工资，只请了三天假在医院陪护。
而现在，我却要用我辛辛苦苦攒下好几个月的工资，去为一个把我当成提款机的家庭，去成全他们理所当然的“大团圆”。
我付出了金钱，付出了精力，付出了我作为一个女婿所能付出的一切。
我换来了什么？
不是尊重。
不是感激。
而是越来越理直气壮的索取，和越来越肆无忌惮的得寸进尺。
我猛然想起，我和李静刚结婚那会儿。
我们租住在城中村一个二十平米的单间里，夏天没有空调，热得像蒸笼。
有一次，我发了一笔两千块的小奖金。
我偷偷跑到商场，花了一千五，给李静买了一条她盯着看了好几个月，却一直舍不得买的银项链。
她收到项链的时候，抱着我哭了很久，说我是世界上最好的丈夫。
那个时候，我们很穷。
但我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
我付出的每一分，都能在她眼睛里看到最真切的回响。
可现在呢？
我付出的从一千五变成了七万。
换来的，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算计，和一个拍着我肩膀，让我为他全家买单的“巨婴”。
我看着李涛那张得意洋洋、理所当然的脸。
我内心的那架天平，在经历了无数次倾斜之后，终于，彻底失衡了。
我的付出，我的尊严，在他们眼里，原来是如此的廉价。
廉价到，甚至不需要提前打一声招呼。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前往昆明的航班现在开始登机，请携带好您的随身物品，由二号登机口登机。”
机场广播里，甜美女声的最后通牒，如同催命符。
时间不多了。
岳母张兰的耐心显然已经耗尽，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换上了一副不耐烦的神情。
她走到我面前，用一种近乎命令的口气说：“陈凯，还愣着干嘛！时间来不及了，赶紧的！别耽误了登机！”
那口气，自然得仿佛我不是她的女婿，而是她雇佣的管家和司机。
我没有理会她。
我深吸了一口气，压下心中那股几乎要喷涌而出的岩浆。
奇怪的是，在极致的愤怒之后，我反而感到了一丝出奇的平静。
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死寂。
我的脸上甚至露出了一丝微笑，一种我自己都觉得陌生的、冰冷的微笑。
我一言不发地走上前。
李静以为我想通了，脸上露出了劫后余生的庆幸。
我没有看她，径直从她的手里，抽走了属于我的那份身份证和登机牌。
我的动作很轻，但李静的手却猛地一颤。
我转过身，终于，将目光死死地锁在了我的妻子，李静的脸上。
那双我曾经无比熟悉的，曾让我感到温暖和爱意的眼睛，此刻正像一汪被搅乱的池水，充满了慌乱、乞求和恐惧。
我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但在周围嘈杂的环境里，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冰冷的子弹，精准地射向她。
“李静，我最后问你一次。”
“从我开始订票，到今天他们出现在机场。”
“整件事，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会发生？”
我的问题像一把手术刀，剖开了她所有伪装的和善与无辜，直抵最核心的真相。
她的嘴唇剧烈地翕动着，脸色在一瞬间变得惨白如纸。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不受控制地夺眶而出。
她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能发出几声压抑的呜咽。
这个默认的答案，这个无声的承认。
是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收回了目光，不再看她。
我缓缓地环视了一圈这个所谓的“和谐”大家庭。
岳母张兰，脸上已经写满了怒容，仿佛我的质问是对她权威的巨大挑战。
小舅子李涛，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茫然和错愕，他显然不明白，这唾手可得的免费旅行，怎么会突然节外生枝。
他的老婆孙梅，抱着孩子，一脸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像一个误入战场的路人。
我轻轻地，几乎是无声地笑了笑。
然后，我转回头，再次看向那个还在无声流泪的李静。
我用一种我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前所未有的冷静和决绝的语气，一字一句地说道：
“这次你们去吧，我回自己家了！”
我没有回头。
身后的喧嚣，无论是李静的哭喊，还是岳母的咒骂，都被我一步步地抛在了身后。
走出机场大厅，冬日清晨的冷风吹在脸上，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
我打了一辆车，报出我父母家的地址。
路上，我关掉了手机。
我不想接任何电话，不想看任何信息。
我想象着身后那场没有了主角的闹剧会如何收场。
他们会怎么做？
是灰溜溜地打道回府，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这场变了味的旅行？
后来，很久以后，李静断断续续地告诉了我那一天后续的故事。
那场旅行，最终还是成行了。
在岳母“钱都花了，不能白瞎了”的强硬坚持下，他们七个人，登上了那架本来应该承载我们四人欢乐的飞机。
只是，没有了我这个“总付款人”，这场昆明之旅，瞬间从喜剧片，切换成了灾难片。
第一个难题，在酒店前台就出现了。
我预定的是一个大套房，登记的是四个人的名字。
现在凭空多出了三个人，酒店前台要求必须补齐额外的房费差价和高额的押金。
李静站在那里，手足无措。
她身上带的现金不多，手机里的余额也有限。
最后，是沉默了一路的岳父，从贴身的口袋里，摸出了一个布包，一层层打开，拿出他准备用来应急的养老钱，才勉强解决了入住问题。
那一刻，李静说，她觉得无地自容。
接下来的几天，对李静来说，是一场漫长的煎熬。
她被迫扮演了我之前的角色，一个移动的钱包。
但这个钱包，是空的。
第一天晚上去餐厅吃饭，李涛像往常一样，大手一挥，点了一大桌子他爱吃的硬菜。
点完菜，他习惯性地把菜单一推，看着李静，等着她去买单。
在李静表示自己钱不够时，李涛的脸上露出了不可思议的表情，他抱怨道：“姐，你跟我姐夫那么多年，他钱不都给你管吗？怎么可能没钱？”
孙梅也在一旁帮腔：“就是啊，姐，出来玩，哪有不花钱的。”
最后，那一餐饭，吃掉了他们接下来两天的伙食预算。
原定的行程全部被打乱。
五星酒店的自助早餐不敢去吃，改在外面吃米线。
预定的专车游览取消了，改成挤公交。
李涛的儿子在景区门口哭着要买一个昂贵的玩具，李涛两手一摊，让李静想办法。
李静拒绝了。
然后，岳母就在人来人往的景区门口，指着她的鼻子骂她自私，冷血，不顾亲情。
李静说，在昆明的那些天，她没有看到一天暖阳。
她的世界里，全是阴云和争吵。
她终于切身体会到，我这些年，到底是以一种怎样的心情，在为这个家付出。
她的“和稀泥”，她的“退一步海阔天空”，并不是在维护家庭和睦。
而是在用我的尊严，我的血汗，去无休止地喂养她原生家庭那只永远填不满的胃。
旅行的第三天晚上，因为钱的问题，家里再次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李涛指责李静不该惹我生气，导致现在大家跟着受罪。
岳母则坚称错全在我，说我小心眼，没担当，不是个男人。
争吵过后，李静一个人跑到酒店的阳台上。
昆明的夜景很美，万家灯火，璀璨如星河。
但没有一盏灯，是属于她的。
她的心，和那天在机场的我一样，凉透了。
就在这时，岳父端着一杯热水，走到了她身边。
这是他这几天来，第一次主动和李静说话。
而接着父亲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李静心中最后一道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