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父亲病了,手术费三万。
大哥说:“我最近手头紧。”
二哥说:“我老婆怀二胎,一分钱都拿不出。”
三哥说:“我就是个死工资。”
他们不知道,父亲听见了走廊里的每一句争吵。
更不知道,为了凑钱,他悄悄卖了祖屋。
当我从机场一路疾驰到医院,准备接他出院时,一场迟来的风暴,才刚刚开始。
我倒想看看,当真相砸在他们脸上时,那副后悔的嘴脸,该有多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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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到电话时,人正在米兰看秀。
电话是老家的邻居张婶打来的。
她的声音焦急,带着浓重的乡音,隔着半个地球,依然刺耳。
“小雪啊,你快想想办法吧,你爸……你爸不行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手中的咖啡杯晃了晃,褐色的液体洒在纯白的设计稿上,晕开一团狼藉。
我爸,李建民,一个在我记忆里像山一样沉默,也像山一样坚固的男人。
张婶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地拼凑着事情的经过。
我爸在田里干活时,突然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人当场就昏死过去。
是她和几个邻居手忙脚乱地把我爸送到了县医院。
诊断结果是急性肠梗阻,有部分肠段已经坏死,必须马上手术。
医生说,先准备三万块钱。
三万。
搁在十年前,这笔钱对我们家来说是天文数字。
但现在,对我那三个“出人头地”的哥哥来说,应该不算什么。
大哥李伟,在镇上开了个建材店,逢年过节回家,总是开着他那辆二手帕萨特,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派头十足。
二哥李强,在县城做销售,嘴皮子最溜,听说已经是区域经理,车子房子都置办了。
三哥李明,虽然只是个事业单位的小职员,但胜在安稳,我妈在世时总说,这是铁饭碗。
张婶后面的话,我听得断断续续,却无比清晰。
她说,我三个哥哥都赶到了医院。
大哥李伟第一个到的,像个主心骨,抓住医生的手,话说得比谁都漂亮。
“医生,钱的事你不用担心,一定要用最好的药,最好的方案,我爸这辈子没享过福,我们做儿子的不能让他再受罪!”
那架势,仿佛他随时能从口袋里掏出三十万。
可当医生平静地说出“请先去缴费处交三万押金,手术要尽快安排”时,大哥的表情就那么僵在了脸上。
他清了清嗓子,那是我从小就熟悉的、他要开始找借口的标志性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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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医生您看,我这不是刚压了一批货款嘛,现金流有点紧张。要不,让我两个弟弟先想想办法?”
随后赶到的二哥李强和三哥李明,让这场虚伪的温情戏码,迅速滑向了现实的荒诞剧。
二哥李强一听要钱,立刻掏出了他的标准说辞,一套他对着所有亲戚都演练过无数遍的苦情戏。
“哥,你又不是不知道,赵兰(他老婆)刚怀上二胎,孕检、营养品,哪样不要钱?我那房贷一个月四千多,压得我喘不过气,我最多……最多能挤出三千块。”
三哥李明,我们家那个永远长不大、永远在推卸责任的老幺,则直接摊开了手。
“大哥二哥,你们就别看我了,我一个月就那点死工资,月月光,你们都是当老板做经理的,这事还得靠你们。”
张婶说,他们三个人就在医院惨白的走廊里,开始了表演。
从相互推诿,到压低声音的指责。
大哥骂二哥自私自利,眼里只有自己的小家。
二哥反唇相讥,说大哥就会打肿脸充胖「子,死要面子活受罪。
三哥在一旁添油加醋,说反正他最没本事,责任也不该他担大头。
他们的声音刻意压低,又像故意留了道缝。
那道缝,刚好够把这些冰冷刺骨的话,一字不漏地送进病房里。
送进那个躺在床上,意识半醒,插着各种管子的老人耳朵里。
张婶最后说,她隔着病房门上的玻璃,看到我爸的眼角,滑下了一滴泪。
然后,他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我挂了电话,米兰的阳光明媚得有些刺眼。
我定了最快一班回国的机票。
我知道,该回去看看了。
不为别的,就为我爸那滴眼泪。
我踏上回国旅程的时候,李家那三兄弟,也各自回了家。
不是回去砸锅卖铁,是回去开一场关于如何“合理避责”的家庭会议。
我后来从张婶和其他亲戚的零碎描述中,拼凑出了那两天的全貌。
大哥李伟回到家,妻子王琴正在客厅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剧。
李伟把医院的情况一说,重点强调了“三万”这个数字。
王琴把瓜子皮一吐,眼睛从电视上挪开,像机关枪一样开了火。
“三万?李伟你疯了吧?你店里那笔钱是留着下个月进货的!动了那笔钱,我们下个月喝西北风啊?”
“你爸又不是你一个人的爸!凭什么大头要我们出?你那两个弟弟是死人吗?”
“我告诉你李伟,这钱你要是敢拿,我就抱着孩子回我娘家!你自己看着办!”
我这个大嫂,向来势利,把钱和面子看得比天大。
她支持丈夫在外面装点门面,但前提是不能动摇她小家的根基。
我大哥,那个把“长兄如父”挂在嘴边的男人,在老婆的枕边风面前,瞬间就蔫了。
他那点可怜的兄长尊严,被几句刻薄话戳得千疮百孔。
最后,夫妻俩达成共识:出于“人道主义”和“长子颜面”,可以出五千。
不能再多了。
二哥李强那边,则上演了另一场戏。
他老婆赵兰挺着刚显怀的肚子,一听要出钱,眼泪说来就来。
她不骂人,她只会算账,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算。
“强子,你摸摸良心,我跟着你容易吗?这房贷一个月四千二,眼看要生了,你妈走得早,月嫂不得请一个?现在好点的月嫂一个月不得一万多?”
“咱们给肚子里的孩子攒的钱,那是救命钱,你现在拿去给你爸看病,那我们娘俩的命,谁来救?”
赵兰的逻辑很清晰:别人的命是命,自己家的命,才是真金白银的命。
她甚至给我二哥出了个主意。
“你明天就去找你大哥,你就哭穷,比他还能哭!你就说你一分钱都掏不出来,看他怎么办!”
我二哥,那个精于算计的利己主义者,觉得这主意简直妙极了。
至于三哥李明,他家最简单。
他那个没见过什么世面的老婆,听完丈夫的转述,两口子一拍即合。
“咱们本来就是最没本事的,没钱没路子,出钱的事肯定轮不到我们担大头。我们拿一千块钱去,仁至义尽了,谁也说不出咱们的不是。”
就这样,一场围绕着父亲性命的“筹款”,在三个儿子的精打细算中,有了结果。
第二天,他们再次在医院碰头。
大哥李伟黑着脸,从口袋里摸出五千块。
二哥李强哭丧着脸,说自己求爷爷告奶奶,刷信用卡才套现了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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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哥李明像个犯错的小学生,怯生生地递过来一千。
总共九千。
离三万的手术费,还差两万一。
空气死一般寂静。
然后,是火山爆发。
大哥指着二哥的鼻子骂:“李强你个白眼狼!爸白养你了!”
二哥跳着脚反驳:“你少装大瓣蒜了李伟!你开店一年挣多少我不知道?你就是虚伪!”
“都别吵了!”二哥情急之下,吼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包括偷听的张婶都震惊的话。
“实在不行,把乡下那老房子卖了啊!那破房子怎么也值个十来万吧?钱不就有了!”
“你他妈混账!”大哥李伟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他冲上去揪住了二哥的衣领,“那是祖宅!你想让李家断了根吗?!”
两人扭打在一起,三弟在一旁拉架,嘴里喊着“别打了别打了”,眼神却在闪躲。
他们扭打的丑态,引来了路过的病人和护士。
那些鄙夷、不屑、看热闹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们身上。
也像针一样,扎在我那躺在病床上,万念俱灰的父亲心上。
这场闹剧,我爸都知道。
不是他想听,而是那扇薄薄的病房门,根本隔绝不了人性的丑陋。
他听着自己养大的三个儿子,为了钱,为了责任,像菜市场的泼妇一样相互攻if。
他听着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喊出了“卖掉祖宅”那句话。
祖宅。
那是爷爷的爷爷留下来的基业,是李家在这个村子里的根。
我爸这一辈子,最大的骄傲不是养了三个儿子,而是守住了这座老宅子。
他把宅子修缮得很好,青瓦白墙,门前的石榴树比我年纪都大。
他总说,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老宅还在,这个家就散不了。
可现在,他的亲生儿子,要为了三万块钱,刨了他的根。
他的心,大概在那一刻,就死了。
张婶说,那天下午,哥哥们吵完架,各自找借口走了。
病房里只剩下我爸一个人。
他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用那只没打点滴、还在颤抖的手,摸出他那台用了七八年的老人机。
他没打给我那三个儿子中的任何一个。
他打给了村里的发小,王叔。
王叔早些年在外面跑过工程,在村里算是见多识广的人,也帮人倒腾过几次房子。
我爸的声音很虚弱,但语气却异常坚定。
“老王,帮我个忙,把我那院子……卖了。越快越好。”
电话那头的王叔愣了半天,还以为我爸病糊涂了。
但我爸只是重复了一遍。
“卖了。急用钱。”
在等待王叔回信的间隙,我爸就那么呆呆地看着窗外。
他后来告诉我,那个下午,他想了很多。
他想起了二十多年前的一个大雪天。
那时候我还很小,发高烧烧得说胡话。
我妈急得直哭,我爸二话不说,用厚棉被把我一裹,背起来就往十几里外的镇卫生院跑。
那天的雪下得很大,没过了膝盖,每走一步都像陷在泥潭里。
我趴在他宽阔又温暖的背上,迷迷糊糊地,还能感觉到他粗重的喘息。
风雪刮在他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懂事地说:“爸,你放我下来自己走吧,雪儿不冷。”
我爸没说话,只是把我往上颠了颠,用带着雪花的大手拍了拍我,然后走得更快了。
那天,他在及膝的雪地里,走了整整三个小时。
到了卫生院,他整个人都快成了一个雪人,眉毛胡子上全是冰碴。
而我,在他怀里,温暖如春。
他还想起,我初中毕业那年,成绩是全校第一。
校长亲自来家访,说我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一定要让她继续念高中,考大学。
我爸当时只是一个劲地抽着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家里太穷了。
三个哥哥都在上学,三个男娃,像三个无底洞,吞噬了家里所有的收入。
他和我妈商量了一晚上。
第二天,我妈红着眼睛对我说:“雪儿,女孩子家家的,读那么多书没用,早点出去打工,还能帮衬家里。”
我爸就站在门口,低着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劣质的旱烟。
从头到尾,他没看我一眼。
我知道,他没脸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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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天起,我心里的某个地方,就塌了。
我拿着我妈给的二百块钱,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家,南下去了那座完全陌生的城市。
这件事,成了我爸心里一辈子都拔不掉的刺。
他觉得他亏欠了我。
王叔的电话很快回了过来。
他说正好有个外地的老板,想在村里收个老院子,改造成民宿。
对方知道我爸急用钱,把价格压得很死。
一口价,五万。
那座至少值十五万的祖宅,被以一个屈辱的价格标售。
我爸没有任何犹豫。
“行,就五万,让他现在就带钱过来。”
那天下午,在病房里,我爸在一份潦草的房屋买卖合同上,按下了自己鲜红的手印。
他拿到了五沓用橡皮筋捆着的、皱巴巴的现金。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叫来护士,把其中三沓,也就是三万块钱,拍在了护士站的桌子上。
他对一脸错愕的护士说:“手术费。我女儿从国外打回来的,麻烦你们了。”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
或许,是想为自己保留最后一点尊严。
或许,是在那一刻,他心里唯一还能指望的,就只剩下我这个被他亏欠了一辈子的女儿了。
手术很成功。
哥哥们得知手术费已经交齐,一个个都松了口气。
他们围在病床前,假惺惺地追问钱的来路。
我爸只是睁开疲惫的眼睛,淡淡地说了一句。
“是你们妹妹寄回来的。”
我能想象到他们当时的表情。
先是错愕,然后是恍然大悟,最后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释然。
大哥李伟甚至还拍了下大腿,一副“我早该想到”的模样。
“看吧!我就说小雪在外面发大财了!爸就是偏心,有事都只跟她说,都不跟我们这些当儿子的商量。”
二哥和三哥也在一旁附和,语气里带着一丝酸溜溜的嫉妒。
他们没有一个人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
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想去怀疑。
因为这个“真相”,让他们心安理得。
让他们把自己的不孝,完美地推卸到了父亲的“偏心”和妹妹的“能干”之上。
他们甚至开始觉得自己挺委屈。
那天,他们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留下我爸一个人,守着那个天大的秘密,和一个破碎的家。
飞机落地,我没有片刻耽搁。
从机场到县城的路,我让司机把车开得飞快。
车窗外是飞速倒退的熟悉又陌生的景象。
我爸出院的日子,到了。
这一天,我那三个哥哥难得地没有争吵,和谐地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大哥李伟提着一个崭新的暖水瓶。
二哥李强拎着一袋子水果。
三哥李明抱着一床新棉被。
他们脸上洋溢着虚伪的笑容,围在病床前,嘘寒问暖,仿佛前几天的丑恶嘴脸从未存在过。
他们在商量着要把父亲接到谁家去住。
又或者说,是新一轮的推诿。
大哥说自己店里最近忙得抽不开身,妻子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也辛苦。
二哥说他家房子太小,就两间房,妻子又怀着孕,需要静养,实在不方便。
三哥说自己白天要上班,家里没人,总不能把刚出院的爸一个人扔在家里。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每个人都有充分且正当的理由。
就是没有一个人说:“爸,跟我回家。”
我爸什么也没说。
他只是默默地,一件一件地,收拾着自己的旧衣服。
动作很慢,很吃力。
他的背比我离家时更佝偻了。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谁家也不去。
他口袋里揣着卖房子剩下的两万块钱。
那是他给自己准备的,最后的退路。
他打算在县城边上租个小单间,自己一个人过。
就在他们为了谁来赡养老人这个问题,快要再次撕破脸皮的时候。
一辆车,停在了住院部的大楼前。
那是一辆黑色的轿车,车身线条流畅而优雅,在阳光下泛着深沉的光泽,像一头沉默的野兽。
它停在那里,周围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进出的人,都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目光被它牢牢吸引。
即使是不懂车的人,看到车头那个展翅欲飞的欢庆女神立标,也知道这东西价值连城。
我那三个还在病房门口拉扯的哥哥,也停了下来。
他们好奇地伸长了脖子,往窗外张望。
二哥李强咂了咂嘴,用一种混杂着羡慕和嫉妒的语气说:“乖乖……这是劳斯莱斯吧?哪个大老板来咱们这破医院视察工作了?”
大哥李伟清了清嗓子,故作镇定:“不就是辆车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可他的眼睛,却一眨不眨地盯着。
车门开了。
一个穿着黑色西装、戴着白手套的司机快步下车,绕到后排,恭敬地拉开了车门。
一只踩着Jimmy 银色高跟鞋的脚,先探了出来。
鞋跟很细,稳稳地踩在地面上。
随即,一个女人从车里走了下来。
她穿着一件剪裁精良的Max Mara米色羊绒大衣,长发挽起,脸上戴着一副遮住了半张脸的Dior墨镜。
她就那么站在那里,气场强大到让周围的空气都变得稀薄。
病房里,我三个哥哥的议论声戛然而止。
他们像被人按下了暂停键,傻傻地看着。
那个女人迈开步子,朝着住院部大楼走来。
随着她一步步走近,她的脸也越来越清晰。
当她走到大楼门口,摘下墨镜的那一刻。
空气,仿佛凝固了。
那是一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
熟悉的,是那依稀可见的、属于李家人的轮廓。
陌生的,是那份从容不迫的气度,和那双沉静锐利、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眼睛。
是我。
李雪。
大哥李伟手里的暖水瓶“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热水溅了他一裤腿,烫得他龇牙咧嘴,他却像毫无知觉。
他的嘴唇哆嗦着,喉结上下滚动,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音节。
“小……小……雪?”
二哥李强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脸上写满了荒唐和不敢置信。
他猛地推了一把身边的三弟,声音干涩得像是被砂纸磨过。
“那是……那是咱妹?她……她开着……劳斯莱斯?”
老三李明的嘴巴张成了“O”型,足以塞进一个鸡蛋。
他看着我,又看看那辆车,脸上的表情在震惊、嫉妒、困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恐惧之间,疯狂切换。
他身边的媳妇,更是夸张地倒吸一口凉气,手不自觉地捂住了自己的嘴,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我完全无视了他们脸上那副如同见了鬼的表情。
我的目光穿过他们呆若木鸡的身体,径直落在了我爸身上。
我快步走到他面前,半蹲下来,伸出手,动作轻柔地帮他整理了一下有些凌乱的衣领。
那件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上,还有一股医院特有的消毒水味道。
我的鼻子一酸,声音里带着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哽咽和心疼。
“爸,我来接您回家。”
我爸看着我,看着这个他亏欠了一辈子的女儿,此刻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以一种他从未想象过的方式,出现在他面前。
这位坚强了一辈子的老人,浑浊的眼睛瞬间就红了。
他的嘴唇剧烈地颤抖着,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只是拼命地、拼命地点着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
我站起身,扶着他的胳膊,然后缓缓地,转向我那三位已经石化的哥哥。
我看着他们,那双曾经在他们面前总是怯生生的眼睛,此刻冷得像西伯利亚的寒风。
我一字一句地,清晰地问道:
“你们就是这么照顾爸的?连三万块钱都凑不齐?”
我的话音未落,一阵尖锐刺耳的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寂静。
是大哥李伟的手机。
他像是被电击了一样,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划了半天才接通。
电话那头,传来村里邻居张婶焦急到变调的声音,大到整个走廊都能听见。
接着电话那头短短的一句话,如同一道晴天霹雳,在三兄弟的头顶轰然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