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长庚，你这是干啥？这是春喜他爹留下的最后一点念想啊！”
“嫂子，你别管！今儿这地，我铲定了！”
推土机的轰鸣声盖过了母亲的哭喊，也把我的心碾得粉碎。
我死死盯着那个背着手、一脸冷漠的大伯，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那时候我发誓，这辈子跟刘长庚势不两立。
可谁能想到，就在新房落成那天，他当着全村人的面，做了一个让我跪地痛哭的举动。
那串冰凉的铜钥匙，成了我这辈子最滚烫的回忆。
01
那一年，北方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西北风像是带哨子的鞭子，抽打着村口那棵光秃秃的老槐树。
我叫刘春喜，那年刚满二十四岁。
我正蹲在自家那个四面透风的土坯房里，给母亲熬药。
母亲叫桂兰，是个苦命的女人。
自从我爹前些年因病走了以后，她的身子骨就一天不如一天。
药罐子里咕嘟咕嘟响着，冒出一股苦涩的中药味。
这股味道，像是要把我那点可怜的自尊心都给腌透了。
家里的窗户纸破了个洞，我用旧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
风一吹，那报纸就哗啦啦地响，像是有人在嘲笑我们孤儿寡母。
我正拿着蒲扇扇火，忽然听到院子外面传来一阵巨大的轰鸣声。
那声音大得连屋顶的灰尘都震落了下来，掉进了药罐子里。
我心里一惊，赶紧放下蒲扇，扶着门框跑了出去。
刚冲出院门，我就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血气直往头顶上涌。
那是我们家老屋旁边的一块空地。
那是爹临走前特意嘱咐留下的，说是将来给我盖新房娶媳妇用的宅基地。
可现在，一台巨大的黄色推土机正轰隆隆地开在上面。
原本平整的地面被铲得面目全非，那一垄垄见证了两家界限的土埂子，瞬间被夷为平地。
在推土机旁边，站着一个人。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蓝布中山装，背着手，腰杆挺得笔直。
那是我大伯，刘长庚。
他是村里出了名的硬石头，脾气又臭又硬，说一不二。
此刻，他正指挥着推土机，把我家那块地和他家的地连成了一片。
我只觉得一股怒火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我像是一头被激怒的小豹子，疯了一样冲了过去。
“大伯！你这是干啥！”
我大吼一声，声音因为愤怒而变得尖锐嘶哑。
推土机的声音太大，大伯似乎没听见，连头都没回。
我冲到他面前，一把拽住他的胳膊，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你凭啥动我家的地？这是我爹留给我的！”
大伯这才转过头来，那张满是褶子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他那双浑浊却锐利的眼睛冷冷地扫了我一眼，像是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
“松手。”
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我死死抓着他不放，指甲几乎要掐进他的肉里。
“我不松！你欺负人！你欺负我们孤儿寡母！”
这时候，母亲也踉踉跄跄地从屋里跑了出来。
她脸色蜡黄，一边跑一边咳嗽，风把她花白的头发吹得凌乱不堪。
“大哥，长庚大哥啊，你这是要做啥啊？”
母亲带着哭腔，想要去拉大伯的另一只手。
大伯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不耐烦地甩开了我的手。
“哭啥哭！我又没死，号什么丧！”
他吼了一嗓子，把母亲吓得一哆嗦，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这地空着也是长荒草，我要盖房。”
大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仿佛占我家的地是天经地义的事。
“盖房？你家没地吗？凭啥占我家的？”
我气得浑身发抖，指着他的鼻子质问。
大伯冷笑了一声，从兜里掏出一杆旱烟袋，慢条斯理地装上一锅烟丝。
“凭我是你大伯，凭我是刘家的长子。”
“这块地当年分家的时候本来就是连着的，现在我要盖大房，必须得用这块地。”
他说得理直气壮，完全没有一点愧疚的意思。
“我不准！这是我爹的命根子！”
我冲上去想拦在推土机前面，却被大伯一把揪住了衣领。
别看他五十多岁了，常年干农活的手劲大得惊人。
我就像只小鸡仔一样，被他轻易地拎到了一边。
“小兔崽子，反了你了！”
“今儿这地我铲定了，我看谁敢拦！”
大伯瞪着眼睛，那模样凶神恶煞，像是要吃人。
周围已经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
大家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哎哟，这长庚也太霸道了，连亲侄子的地都占。”
“谁说不是呢，欺负人家没爹的孩子。”
“不过长庚在村里向来强势，谁敢惹他啊。”
这些议论声钻进我的耳朵里，像针扎一样疼。
我觉得自己的脸被人狠狠地扇了几巴掌，火辣辣的。
我看向母亲，希望她能站出来说句话。
可母亲只是捂着嘴在哭，身子缩成一团，显得那么无助。
“娘！你说话啊！咱不能让他这么欺负！”
我冲着母亲喊道，心里充满了恨铁不成钢的委屈。
母亲抬起头，满脸泪痕地看着大伯，嘴唇哆嗦着。
“大哥……能不能……能不能给我们留点……”
大伯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团灰白色的烟雾，眼神有些闪躲，但语气依然强硬。
“留啥留？以后这房子盖起来，也是刘家的产业。”
“行了，别在这丢人现眼，赶紧回屋去！”
说完，他大手一挥，示意推土机继续干活。
轰隆隆的声音再次响起，每一铲子下去，都像是铲在我的心头上。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道界限消失，看着属于我家的土地变成了大伯工地的一部分。
我想要冲上去拼命，却被母亲死死抱住了腰。
“春喜！别去！那是你大伯啊！”
母亲哭得撕心裂肺，瘦弱的手臂爆出了青筋。
“他不是我大伯！他是强盗！是土匪！”
我嘶吼着，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那是屈辱的泪水，是无能为力的泪水。
那天晚上，我躺在冰冷的炕上，听着隔壁母亲压抑的咳嗽声，一夜没睡。
窗外的月光惨白惨白的，照得屋里更加凄凉。
我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地陷进肉里。
我在心里暗暗发誓：刘长庚，你等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总有一天，我要把这一笔一笔的账，都跟你算清楚。
这仇，我刘春喜记下了。
从那以后，我和大伯家彻底断了来往。
哪怕是在村里路上碰见，我也要把头扭向一边，装作没看见。
大伯似乎也根本不在意我的态度。
他依然每天背着手，在工地上转悠，指挥着那一帮子泥瓦匠。
他越是得意，我心里的恨意就越深。
村里人都说，刘家这两兄弟，算是彻底完了。
我也以为，这辈子我也不会再叫他一声大伯。
可我那时太年轻，看不懂人心，更看不懂那被岁月磨砺得粗糙的亲情。
我只看到他霸占了我的地，却没看到他转过身时，那微微佝偻的背影里藏着的沉重。
那时候的我，满脑子都是怎么争一口气，怎么让他后悔。
却不知道，命运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着那个特殊的日子来揭晓答案。
而那个答案，将会彻底颠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02
日子就像那山沟里的小溪，虽然流得慢，但从不停歇。
转眼间，冬去春来，大伯那边的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干开了。
那个年代，农村盖个二层小楼可不是件容易事。
得先把地基打得深，还得用钢筋混凝土浇筑。
大伯似乎下了血本，用的全是上好的红砖和水泥。
每天天刚蒙蒙亮，隔壁就会传来工人们吆喝的声音，还有搅拌机轰隆隆的动静。
那声音就像是在向我示威，提醒着我那块被霸占的土地。
我在县城的建筑队找了个小工的活儿，每天给人提灰桶、搬砖头。
一天累死累活，也就挣个二三十块钱。
每次收工回家，我都要经过大伯的工地。
那是一条必经之路，也是我的耻辱之路。
房子一天天长高，脚手架搭得比我家的烟囱还高。
红彤彤的砖墙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眼，和大伯那张总是板着的黑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大伯母翠霞是个热心肠的人，以前经常偷偷塞给我两个鸡蛋。
可自从动工以后，她看见我也有些讪讪的，眼神里总是带着躲闪。
我知道，她是在为大伯做的事感到愧疚。
但我不需要这种愧疚，我觉得那是怜悯，是施舍。
有一天中午，我回家吃饭。
刚走到胡同口，就看见一堆沙子堆在了路中间，把本来就不宽的路堵了一大半。
那沙子是大伯家盖房用的，显然是卸车的时候没注意，漫出来了。
我心里那股无名火“腾”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推着破自行车，本来就累得腿软，这下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欺人太甚！”
我咬着牙骂了一句，把自行车往墙边一靠，抬腿就朝那沙堆狠狠踢了一脚。
这一脚我是用了全力的，想把心里的怨气都发泄出来。
沙子飞溅，扬起了一阵灰尘。
“干啥呢！干啥呢！”
一声暴喝从脚手架上传来。
我抬头一看，大伯正站在二楼的架子上，手里拿着一把瓦刀，怒目圆睁地瞪着我。
他顺着梯子蹭蹭几下就滑了下来，动作利索得不像个五十多岁的人。
他几步冲到我面前，带起一阵风。
“你个混小子，拿沙子撒什么气？”
大伯的脸黑得像锅底，胸口剧烈起伏着。
我不甘示弱地瞪回去，脖子一梗：“你把路都堵死了，还不让人走了？这路是你家开的？”
“这路堵了你不会绕着走？非得踢这一脚？”
大伯的声音很大，震得我耳朵嗡嗡响。
“我凭啥绕着走？你占了我的地，现在连路都要占，你想把我们娘俩逼死是不是？”
我大声吼着，把积压了几个月的委屈都喊了出来。
大伯愣了一下，眼里的怒火似乎闪烁了一下。
但他很快又板起了脸，举起手似乎想打我。
我吓得本能地一缩脖子，闭上了眼睛。
但他那只粗糙的大手在半空中停住了，最终没有落下来。
这时候，我突然觉得脚心一阵钻心的疼。
低头一看，原来那沙堆里藏着一根带钉子的废木条。
我刚才那一脚踢得太狠，钉子直接扎穿了我的解放鞋，扎进了肉里。
鲜血瞬间染红了鞋面。
“哎呀！流血了！”
旁边看热闹的一个婶子惊叫起来。
大伯低头一看，脸色瞬间变了。
刚才那股凶神恶煞的劲儿一下子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看不懂的慌乱。
他扔下手里的瓦刀，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快！坐下！让我看看！”
他的声音竟然有些发颤。
我猛地甩开他的手，忍着剧痛往后退了一步。
“不用你管！假惺惺！”
我咬着牙，冷汗顺着额头往下流。
大伯的手僵在半空中，那双布满老茧的大手微微颤抖着。
“春喜，那沙子里有钉子……我是怕你踢到才……”
他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解释什么，但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
我根本听不进去，只觉得他在猫哭耗子。
“你巴不得我踢死才好吧！这样这宅基地就彻底归你了！”
我恶毒地说出了这句话。
大伯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像是一记重锤砸在了他的胸口。
他定定地看着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深深的失望和痛苦。
那种眼神，让我心里莫名地咯噔了一下。
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转过身，弯下腰，用手在那堆沙子里扒拉起来。
他把那些藏在沙子里的碎木条、烂砖头，一块一块地捡出来，扔到一边。
他的背影显得那么苍老，那么孤单。
我没再理他，一瘸一拐地推着自行车回了家。
母亲看到我的脚受了伤，心疼得直掉眼泪，一边给我包扎一边数落我不该跟大伯顶嘴。
我听得心烦意乱，把头蒙在被子里不想说话。
从那以后，我对大伯的恨意更深了。
我觉得他就是个两面三刀的小人，表面上装好人，背地里却不干人事。
房子终于封顶了。
那天，大伯家放了整整一万响的鞭炮。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震耳欲聋，红色的碎屑铺满了整条胡同。
我看着那栋拔地而起的小洋楼，心里五味杂陈。
那房子真漂亮啊。
红砖红瓦，亮堂的玻璃窗，气派的大铁门。
在当时我们那个穷村子里，这就跟皇宫似的。
可那房子越漂亮，我就越觉得刺眼。
因为它的一半，是建立在我家的宅基地上的。
那是我的耻辱碑。
房子盖好后，大伯并没有马上搬进去。
他开始张罗着搞装修，又是刮大白，又是铺地板砖。
村里人都说，刘长庚这是发了横财了，要把这房子搞成村里的一景。
我也听人议论，说大伯为了盖这房子，把家里的几头老母猪都卖了，还借了不少外债。
我心里冷笑：活该！为了面子活受罪！
转眼到了秋天，房子彻底收拾利索了。
大伯选了个黄道吉日，准备办一场盛大的乔迁喜宴。
也被叫做“暖房”。
请帖发遍了全村，连隔壁村的亲戚都请了。
那几天，大伯家门口车水马龙，送礼的人络绎不绝。
只有我们家，冷冷清清，门可罗雀。
那张大红的请帖，是大伯母趁我不在家的时候送来的。
母亲拿着请帖，手都在哆嗦。
“春喜啊，去吧。毕竟是你大伯，打断骨头连着筋呢。”
母亲劝我。
我一把夺过请帖，想把它撕了。
可看着上面那烫金的“喜”字，我又下不去手。
那毕竟是刘家的喜事，我爹要是活着，肯定也会高兴吧？
不，爹要是活着，肯定会被大伯气死！
“我不去！要去你去！”
我把请帖扔在桌子上，气呼呼地说。
母亲叹了口气，默默地去翻箱倒柜。
她找出了一件多年前爹穿过的中山装，那是家里最体面的一件衣服了。
她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
“春喜，娘求你了。这可能是你大伯这辈子最大的事了。咱不能让人看笑话，说咱刘家没人了。”
母亲说着，眼泪又要掉下来。
看着母亲那卑微恳求的样子，我的心软了。
我知道，母亲这辈子最在意的就是面子，就是“家和”。
为了母亲，我忍了。
到了正日子那天，大伯家院子里搭起了彩棚，摆了整整十桌酒席。
大喇叭里放着喜庆的唢呐曲《百鸟朝凤》。
厨师在门口架起了大锅，煎炒烹炸，香味飘满了半个村子。
那是红烧肉的味道，是炸丸子的味道，是富裕日子的味道。
我和母亲穿着那身半新不旧的衣服，像两个局外人一样，走进了那个热闹喧嚣的院子。
我低着头，不敢看周围人的眼光。
我觉得每个人的笑容里都藏着嘲讽。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说：看，那就是那个连宅基地都守不住的窝囊废。
我的手心里全是汗，指甲掐进了肉里。
我告诉自己：吃完这顿饭就走，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可我万万没想到，这顿饭，却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
03
酒席上人声鼎沸，猜拳行令的声音此起彼伏。
我和母亲被安排在最角落的一张桌子上。
同桌的都是些村里的孤寡老人，或者是平时不太受待见的人。
这位置安排得真是“讲究”，恰好避开了主桌的风光，像是不愿意让我们给这喜庆的日子添堵。
我心里冷哼一声，埋头只顾吃菜。
那红烧肉炖得软烂入味，可嚼在嘴里却如同嚼蜡。
母亲更是一筷子也没动，只是端着茶碗，眼神局促地四处张望。
大伯刘长庚今天穿了一身崭新的深蓝色西装，虽然有些不合身，袖子稍微长了点，但显得格外精神。
他胸前别着一朵红绸花，脸上泛着酒后的红光。
他在人群中穿梭，接受着众人的敬酒和恭维。
“长庚叔，这房子盖得真气派啊！咱们村头一份！”
“是啊长庚，以后享福咯！”
大伯笑着应承，大嗓门震得嗡嗡响。
看着他那副得意的样子，我心里的酸楚一阵阵往上涌。
那是用我家的地换来的风光啊！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原本以为这顿饭就要这么平淡无奇地吃完了。
我也做好了随时起身走人的准备。
就在这时，大伯突然推开了身边敬酒的人，摇摇晃晃地站到了院子中央。
原本喧闹的院子，因为他的举动，慢慢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以为他要发表什么感言，或者是要显摆一下他的新家当。
大伯清了清嗓子，那双喝得通红的眼睛，越过重重人影，一下子锁定了角落里的我。
我的心猛地一跳。
那种眼神很复杂，有严厉，有期待，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沉重。
全场人的目光也顺着大伯的视线，齐刷刷地投向了我们这个角落。
我顿时觉得如坐针毡，脸上火辣辣的。
他要干什么？
是要当众羞辱我吗？
还是要借着酒劲，把当年的旧账再翻出来数落一番？
我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摆出一副防御的姿态。
母亲更是紧张得抓住了我的衣角，手心全是汗。
大伯深吸了一口气，迈着沉重的步子，一步一步朝我们走来。
因为喝多了酒，他的脚步有些踉跄，甚至在跨过一道门槛时还差点绊倒。
但他没有停，直勾勾地冲着我来了。
人群自动分开了一条路。
空气仿佛凝固了，只有远处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
大伯走到了我们桌前，双手撑着桌沿，呼吸粗重。
近距离看，我才发现他老了很多。
那张曾经像铁板一样硬朗的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鬓角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味混合着白酒味扑面而来。
我抬起头，毫不示弱地盯着他。
“大伯，有事？”我冷冷地问。
大伯没有说话。
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手伸进了那件不合身的西装内兜里。
他的手有些颤抖，摸索了好一会儿。
全村人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刘长庚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终于，他掏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串崭新的黄铜钥匙。
上面还系着一根鲜红的红绳，在这个灰扑扑的秋日午后，显得格外耀眼。
“啪”的一声。
大伯把那串沉甸甸的钥匙，重重地拍在了我面前的桌子上。
震得桌上的盘子碟子都跳了一下。
“拿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