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中国科学院院士传记》、《延安通信史料》、《电子学与信息学家罗沛霖传记》等权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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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一个在中国无线电通信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
1913年12月30日生于天津的24岁青年工程师罗沛霖，在这一天做出了改变其人生轨迹的重大决定——放弃优厚的待遇，投奔延安参加革命。
1935年从交通大学毕业后，罗沛霖的职业道路相当顺畅。
他先是在广西南宁无线电工厂工作，1936年1月进入上海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参与大型无线电发射机的设计研制工作。
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和敏锐的技术嗅觉，他很快在无线电领域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月薪达到120块大洋。
这笔收入在当时代表着什么样的生活水平，从延安的物价对比中便能清楚地看出差距。
1938年至1939年，延安物价为小米每斤0.13元，猪肉每斤0.2元，鸡蛋每个0.01元。
按照这个标准计算，罗沛霖的月收入足以让他在上海过上当时知识分子梦想的现代化生活。
然而，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全面侵华的战争阴云迅速笼罩整个中国，这个在繁华上海安享优渥生活的青年工程师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一】技术世家的深厚根基与学术历程
罗沛霖与无线电技术的深厚渊源可以追溯到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
罗沛霖的父亲罗朝汉是我国早期电信界知名的耆宿。
他和罗沛霖的舅父孙洪伊在天津设立了天津电报学堂（1904—1934），这是我国北方最早培养电讯人员的场所。
父亲罗朝汉为电报学堂创始人，并任北京电话局局长。
这样的家庭背景为罗沛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技术启蒙环境。
孙洪伊是天津早期的同盟会会员，曾任大元帅府（广州）内务总长，对当年的国共合作作出过贡献，1922年孙中山与李大钊的第一次会见就是在孙的上海寓所进行的。
罗沛霖的母亲孙云有《梦仙诗画稿》行世。
父亲罗朝汉则以墨绘竹兰石及文物鉴赏知名于北京。
出生在这样一个既有深厚文化底蕴又有先进技术背景的知识分子家庭，使罗沛霖从小养成了好读书善思考的习惯。
他12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在那里接受了系统的基础教育。
受家庭熏陶，罗沛霖在南开中学就读时就热衷无线电研究。
在南开中学求学期间，罗沛霖展现出了对科学技术特别是电学和物理学的浓厚兴趣。
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阅读各种科技书籍，对当时刚刚兴起的无线电技术尤其着迷。这种早期的科技兴趣和知识积累，为他后来的专业学习和技术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罗沛霖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和交通大学，最终选择了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选择交通大学而不是清华大学，体现了罗沛霖对实用技术的偏重和对工程实践的重视。
交通大学以工程技术教育见长，这种教育背景更加符合他的兴趣和发展方向。
在交通大学求学期间，在钱学森的影响下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关于电信知识的书刊，同时也自修了现代物理。
钱学森作为后来著名的科学家，当时已经在学术上展现出过人的才华。
与钱学森的接触和交流，不仅扩展了罗沛霖的学术视野，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科学思维方法。
1933年，大学三年级的罗沛霖志在电信专业，但却选习了电力以扩大视野，学习了机械、冶金、化工、管理等的知识。
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方式在当时并不常见，体现了罗沛霖超前的教育理念和广阔的学术眼光。
正是这种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为他后来在延安窑洞里进行跨专业的技术创新和材料替代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二】职场技术历练与专业能力提升
1935年7月，罗沛霖从交通大学毕业获得工学学士，之后在广西南宁无线电工厂工作。
广西南宁在当时属于相对偏远的地区，工业基础薄弱，技术条件有限。
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对于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工程师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在广西工作期间，罗沛霖主要承担无线电设备的技术研发、生产工艺改进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由于当地的工业基础相对薄弱，很多工作都需要他亲力亲为，从技术设计到具体制造，从设备调试到故障排除，这些全方位的实践经历让他对无线电技术的各个环节都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掌握。
更重要的是，广西相对简陋的工作环境锻炼了罗沛霖在资源匮乏条件下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
他学会了如何在缺少标准设备和材料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利用现有条件完成复杂的技术任务。
他学会了从废旧设备中回收有用的零件，学会了用简单工具完成精密的加工任务，学会了用替代材料解决标准材料短缺的问题。
这些看似平常的工作经历，实际上为他后来在延安面对更加严峻的技术挑战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技术储备。
1936年1月，罗沛霖进入上海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参加大型无线电发射机等的设计研制工作。
从广西到上海，从相对落后的工业环境到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工业中心，这个转变让罗沛霖的视野和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聚集了大量的技术人才、先进设备和国际先进技术。
在这里，罗沛霖接触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前沿的无线电技术和设备，学习了最先进的设计理念和制造工艺。
他参与了多个重大技术项目的设计和实施，技术能力和工程经验都得到了质的飞跃。
在上海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工作期间，罗沛霖不仅熟练掌握了大型无线电发射机的设计原理和制造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现代化的工程项目管理方法和质量控制体系。
他参与的项目涉及从技术方案制定、设备选型、工艺设计到生产组织、质量检验、技术服务等各个环节。
这种全程参与的工作经历让他对现代工业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了深入的理解和实践经验。
他的技术能力和工作表现得到了公司领导和同事的高度认可，不仅承担了越来越重要的技术工作，收入水平也随之大幅提升。
120大洋的月薪在当时的上海已经属于高收入群体，这样的收入水平让他能够在上海租住条件较好的住房，享受相对舒适和体面的生活。
【三】抗战爆发后的思想觉醒与人生转折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开始全面侵华。
战争的烽火迅速从华北蔓延到华东和其他地区，上海也很快被卷入战火之中。
原本平静安逸的现代化生活被残酷的战争现实彻底打破，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亡的严峻现实，许多有识之士和爱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和社会责任。
在民族危机面前，个人的安危得失显得微不足道，如何为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成为许多知识分子思考的核心问题。
罗沛霖也深深地卷入了这种思想的激荡之中。
作为一个掌握先进技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他开始思考在这个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己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是继续在上海过着安逸的生活，还是投身到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去，这个选择对他来说既是道德的考验，也是人生的重大抉择。
同学杨锦心常来罗沛霖处，说到交大几个同学都准备到延安。
还有在校时进步同学对罗沛霖的影响和阅读一些进步书籍，这些因素在罗沛霖的思想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通过阅读这些进步书籍，罗沛霖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更加清醒和深刻的认识。
他开始理解到，在民族危机面前，知识分子不能置身事外，技术人员更不能仅仅满足于个人的专业成就。
真正的爱国主义不是口号和表态，而是要在国家和民族最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把自己的知识、技能和生命都奉献给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
在同学孙友余、周建南等的行动影响下，罗沛霖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同窗好友的实际行动给了罗沛霖最直接的鼓舞和感召。
当他看到自己的同学朋友都在以实际行动响应时代召唤的时候，他也下定决心要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这个决定对于一个在上海享有优越生活条件的工程师来说，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
放弃每月120大洋的丰厚收入，放弃现代化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放弃在大城市的发展前景，前往那个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前途未卜的陕北黄土高坡，这样的选择在外人看来可能是不理智的，但对于罗沛霖来说却是内心深处价值观念的必然选择。
【四】踏上延安征程的艰难历程与初到体验
做出前往延安的决定后，罗沛霖开始为这次人生重大转折做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
他悄悄整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技术资料、专业书籍和工程图纸，这些珍贵的技术财富是他多年学习和工作的结晶，也是他将来在延安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
同时，他还想方设法收集一些无线电器件、工具和材料。
虽然数量有限，但这些东西在延安那样资源匮乏的环境中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
他还要处理在上海的各种个人事务，所有这些都要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悄悄进行。
1937年12月，罗沛霖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从繁华的大上海到偏远的陕北延安，这段路程在当时的交通和社会条件下充满了艰辛和风险。
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各地都设有关卡检查，交通线路时常中断，旅途中还要面临各种不可预知的危险。
整个旅程历时数月，期间罗沛霖经历了无数次的身份检查、行李搜查和路线改变。
他要时刻小心自己的身份不被怀疑，要保护好自己携带的技术资料不被发现，要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找到正确的路线。
这段经历不仅是身体上的考验，更是意志和信念的磨练。
当时在西安的林伯渠在征求李强的意见后，接见了他，并接受他去延安。
林伯渠和李强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他们的接见和安排为罗沛霖最终到达延安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保障。
经过他们的精心安排，罗沛霖得以安全地完成最后一段行程。
1938年初春，延河畔杏花初绽，罗沛霖背着装满无线电书籍的藤箱，几经周折踏进清凉山南麓的窑洞。
初春的延安虽然依然寒冷，但已经有了生机和希望的气息。
他背着沉重的藤箱，里面装满了他视若珍宝的专业书籍和技术资料，这些东西将成为他在延安发挥作用的重要工具。
初到延安的罗沛霖，面对的是一个与上海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现代化的工厂，没有便利的交通，甚至没有基本的电力供应。
延安的住所是挖在黄土坡上的窑洞，生活条件极其简陋，工作环境更是原始得令人难以想象。
然而，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罗沛霖却感受到了一种在上海从未体验过的精神力量。
这里的人们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状态饱满，意志坚定，目标明确。
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聚集在这里，不畏艰苦，不怕牺牲，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真正的革命精神和奉献精神。
1938年3月，罗沛霖秘密前往延安，进入中央军委三局工作，参与创建了陕甘宁边区延安（盐店子）通信材料厂，担任工程师并主持技术和生产工作。
当罗沛霖第一次踏进这个所谓的"通信材料厂"时，眼前的景象让这位见过大世面的上海工程师完全震惊了。
1938年春，延安通信材料厂在距离延安10余公里的盐店子村正式成立。
工厂由10余个窑洞和四五间小平房组成。
这些窑洞就是黄土高坡上最普通的民居，常见的单间窑洞宽3.5米左右，高3-4米，深5-9米。
前面有木结构、带门和格子窗的外壁。
没有现代化的厂房，没有标准的生产线，甚至连基本的照明设备都极为简陋。
更加令人震惊的是设备条件。
建厂初期，通信材料厂的主要设备仅有小型车床、刨床、钻床、砂轮各1台，全厂技术人员和生产工人只有20余人。
与上海现代化工厂的先进设备相比，这里的条件简直可以用原始来形容。
这些设备大多已经老化，精度和性能都远远达不到精密制造的要求。
当时的工作与研发条件非常艰苦，从战场缴获来的通信器材，更成了稀有物件。
一部缴来的电台，再利用上备份器材，会被改装成两部使用。
整个边区的通信设备状况可以说是捉襟见肘，每一件设备都要珍惜使用，每一个零件都要反复利用。
在这样看似绝望的技术环境中，罗沛霖却开始进行一项深入的技术调研和资源评估工作。
他仔细考察了延安周边地区的资源分布，详细了解了当地能够获得的各种材料和原料，深入分析了现有设备的技术潜力和改造可能性。
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和反复思考，一个大胆而又看似疯狂的技术方案在他脑海中逐渐成形。
这个方案不仅要在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条件下制造出性能可靠的无线电台，而且制造数量要达到惊人的60部。
当罗沛霖将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计划向军委三局的领导汇报时，在场所有人的反应让他意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技术挑战即将在延安的窑洞里展开，而这场挑战的结果将彻底改变中国共产党军队的通信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