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城堡》：修正不同立场的偏见丨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

书评周刊编辑部的年度书选已经持续存在了逾二十年。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选出了众多触动心灵、启发智识、开阔眼界的书籍，试图让这些书籍帮助我们相对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自我。书籍是自我的渡口，它在人类生活中一直帮助我们走出唯一的选择、驶向不同的方向。在阅读的顿悟中，我们或者向内走向潜在的那个自我，或者向外踏入未来的思考与陌生的过往，所有书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帮助着我们，让“自我”涉过泥潭，去往存在的宁静。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特刊。

我们正逐一在书评周刊公号二条推送这11本被评委和编辑部选择的好书以及特别致敬奖项。本篇为乌韦·诺伊玛尔的《作家城堡》。

《作家城堡》

作者：（德）乌韦·诺伊玛尔

译者：柳雨薇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25年9月

乌韦·诺伊玛尔，罗曼语文学与德语文学博士，目前为自由作家兼文学经纪人。

致敬词

2025年是纽伦堡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史性的审判引出的问题远比解决的更多。如何对系统性的暴力追责，时至今日仍然牵动每个关心人类最基本生活的普通人。《作家城堡》首次将目光对准当年来自世界各地、代表不同立场的两百余位记录者。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叙述，却深刻揭示了言说本身的无力，而战后新的概念与现代国际法的新秩序也由此萌发。

我们致敬《作家城堡》，也致敬其作者乌韦·诺伊玛尔，致敬他以独特犀利的视角重新审视这场世纪审判的决心。时间的距离与语言的隔膜都将这场审判推向迷雾深处，而他在无法言说之物中打捞遗漏的细节，凝视人性深处的偏见与裂痕，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重新理解那个新世界的“零时”。

答谢词

我非常欣喜地获知，《作家城堡》的中译本入选了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这完全是一份意料之外的荣誉。首先，我要感谢新星出版社以及本书的译者。这本书能获得如此良好的反响，毫无疑问要归功于她出色的翻译工作。

这本书写作于新冠疫情期间，在那样的背景下，这本书给了我某种安慰，因为书中的各位主角在战争期间经受的苦难远比我们当下面对的更残酷。我想，让读者产生共鸣的，或许是当年人们建立国际刑事法庭、制定国际法的努力。自那时起，这样的尝试始终面临着威胁，而在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国际法的秩序似乎再次陷入了危机。本书正是在呼吁人们关注这种始终面临危险、需要我们所有人捍卫的共识。

——乌韦·诺伊玛尔（作者）

对话译者柳雨薇

这本书

新京报：在这本书出版之前，关于二战反思以及纽伦堡审判的书已经有很多。你初读这本书时有哪些不同的感受？促使你决定把它译成中文/答应出版社的翻译邀约的一点是什么？

柳雨薇：《作家城堡》最吸引我的一点在于，它是以不同记者的见闻为线索，去串起审判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影响。在现有关于纽伦堡审判的著作中，大多数都会将重点落在受审的战犯和审判所揭露的具体罪行上，本书则在试图回应一个更为普世的问题：审判对这间法庭之外的世界意味着什么。

就如书中所写，人们期待记者们“为这片与世隔绝的飞地打开一扇窗户”。本书花了不少篇幅回顾记者们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大多数人都曾被迫流亡，一些人作为战地记者见证了前线的惨烈，也有人选择留在德国，记录第三帝国内部的动荡。他们不仅是审判的记录者，也是无数不能踏入这间法庭，却需要向战争和暴行的责任人追讨正义的普通人的代表。无论他们是愤怒、讥讽，略动恻隐还是哗众取宠，每个人的文字都指向当时舆论场上真实回荡着的声音，当代的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也完全能代入80年前关注着这些报道的人们，甚至体会他们如何在立场各异的报道中加深或修正自己的偏见。这种临场感让初读的我相信，这本书有被译介给国内读者的价值。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乌韦·诺伊玛尔答谢视频播放现场。

新京报：相较于其他同主题作品而言，这本书聚焦的是纽伦堡审判台之外的众生相，那些来自世界各地观看并记录这场审判的人。可否举例谈谈，庭外的种种互动与庭审现场有哪些耐人寻味的联系？

柳雨薇：法庭内外之别是纽伦堡审判期间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庭审、尤其是主要战犯审判的目的是确定极少数战犯应当为战争和反人类暴行承担的责任，然而审判过程又会牵扯出一个无法在庭审中讨论的问题——德国人的集体罪责。即便是庭审的参与者，也必须把这类讨论留到闭庭之后，留到法贝尔堡的记者营或是迪伦亨巴赫的乡间别墅。

这就造成了一个奇特的局面：如果只关注庭审本身，很难意识到集体罪责的议题才是此时舆论场上真正的焦点，记者们的报道补足了这一视角。他们潜在的追责对象往往不再限于受审者：丽贝卡·韦斯特将她在铅笔堡中偶遇的德国园丁描绘为德意志民族的典型代表，玛莎·盖尔霍恩记录下德国士兵的执迷不悟，维利·勃兰特也揭露过部分同胞粉饰罪行的倾向。受到这种仇德情绪攻击的德国人想要自我辩护，自然也没有法律的框架可供依靠。可以说，庭审只是参与者和关注者思考罪责归属问题这一复杂的开端，远非其终点。

电影《纽伦堡的审判》（1961）剧照。

新京报：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本书也是一种“群像写作”。文中涉及诸多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与彼此间的私交关系，甚至他们各自的叙述本身也蕴含着种种意味。你在翻译这本书时，最大的困难或者说挑战是什么？可否举一两个例子？

柳雨薇：主要的挑战来源于两方面，其一是本书涉及一部分国际法和法理学概念，术语的正误会极大地影响读者的阅读体验，需要谨慎对待；其二，如你所说，书中出场人物众多，各主人公都以写作为业，虽然书中引用的大多是他们的信件和纪实作品，但他们的措辞依然相当有特色，还常常夹杂讽刺和反语等修辞，想要精准传达、在语气上做出区分，确实有一定难度。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珍妮特·弗兰纳评价法庭上的男性时使用的一个小双关，她不愿迁就他们的谈话方式（talking on the male level），因为这种谈话总是服务于划分“等级”（levels）、满足自尊心。最终我把两处都译为“层次”，算是保留下了这个文字游戏。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现场，颁奖嘉宾、剧作家李静，与《作家城堡》译者柳雨薇、责任编辑白华召合影。

这个人

新京报：该书作者乌韦·诺伊玛尔是一名自由作家兼文学经纪人。除此以外，中国读者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可否简单介绍一下这位作者，以及翻译本书过程中你们有过哪些互动交集吗？

柳雨薇：很可惜，我和作者本人没有直接交流，也是在翻译过程中看了他的一些专访来增进了解。诺伊玛尔擅写传记，求学期间主攻罗曼语文学、尤其是文艺复兴文学，在《作家城堡》之前的作品也多选取这一时期前后的人物为主人公，其中包括塞万提斯、亨德尔和切萨雷·波吉亚。

关于他为何在《作家城堡》中转而关注现当代史，也有两则值得一提的轶事：其一，辉柏嘉公司在施泰因（即铅笔堡的所在地）开办了一所艺术专科学校，诺伊玛尔曾在那里担任创意写作课的讲师，他也是从该校校长处第一次听说了记者营，以及它云集世界文学巨匠的光辉历史；其二，作为文学经纪人，他也格外熟悉本书的各位主角，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作品在德国市场就由他代理出版。这些都是他撰写本书的热情之源。

新京报：结合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可否谈谈在你看来，乌韦·诺伊玛尔在还原这段历史时比较核心的关切是什么？以及他的写作有哪些特点？

柳雨薇：从本书的标题就能看出，诺伊玛尔尤其关注审判参与者的写作，尤其是他们为审判撰写的报道和在审判影响下创作的作品。他的核心关切并不是为审判本身作出新的历史裁断，而是要考察历史如何与个人史发生关联，如何在不同类型的文本（公共和私人）中被理解和书写。至于这些观点之间的矛盾，他不会强行加以弥合，而是将它们置于相应的历史背景前，客观铺陈在读者面前。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大历史”的关注，更宏大的历史趋势早就体现在各章节的互文和整体的时序结构中。

对于本身就对书中出场的作家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作家城堡》会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诺伊玛尔既是一位很有技巧的叙事者，也是一位严谨的研究者。在生动流畅的叙述、简明扼要的阐释之余，他也善于在适当的时候引入原文，让读者透过文字直观感受各位传主的性格与观点。

2025新京报年度阅读盛典，《作家城堡》译者柳雨薇分享现场。

这一年

新京报：2025年是纽伦堡审判开庭80周年。如今回看，这本书对于我们重新理解那段历史会有怎样的启发？

柳雨薇：我想，这本书并没有试图为纽伦堡审判提供一个新的、确定的历史答案。它的启发恰恰在于让我们意识到理解历史本身的困难，以及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误解、偏差与盲区。通过呈现不同观察者在历史现场中的反应与分歧，作者提醒我们，重大历史事件并不会自动转化为清晰、统一的意义，理解历史从来都是每个有责任感的个体都要面对的长期课题。

从今天回望，二战及其后果依然深刻地塑造着我们所处的世界。许多政治、法律和道德概念正是在当时被确立并沿用至今，与此同时，某些极端思潮仍在试图借助战时的语言和形象死灰复燃。《作家城堡》的叙述止步于世纪之交，当时的德国社会面对极右翼思潮的威胁，感到有必要再次回顾纽伦堡审判的结果，权衡安全与人道主义孰轻孰重。这也昭示着，纽伦堡审判、以及以之为代表的对战争的法律清算，都不该被视为已经完成的历史节点。反思此前对历史的理解与书写，仍应当是一项持续的、规律性的使命。

采写/申璐

编辑/宫子 罗东 张婷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