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老板……你这里……卖窝头吗？”
她的声音在颤抖，和我这间油腻腻的小面馆格格不入。一九九三年的夏天，城市里的人都在谈论股票和未来，窝头这个词，像是从上一个世纪的尘埃里被吹了出来。
我看着眼前这个穿着精致套裙的女人，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流泪。
更不知道，她的下一个问题，会将我瞬间拉回二十五年前那个冰冷的雪夜，以及那个足以让我掉脑袋的秘密。
一九六八年。
那一年，风很大。
吹在脸上，像砂纸一样。也吹得墙上那些用墨写的、血红的大字报哗哗作响，像是无数张嘴在声嘶力竭地喊。
我叫李卫国，二十岁，名字起得很响亮，人却活得像颗尘土。
唯一的幸运，是在大队食堂当了伙夫。
这差事听着不赖，至少能闻着粮食味儿，在那个年月，粮食味比什么都香。
每天我的世界就是三样东西：烟雾缭绕的灶台，半人高的大蒸笼，还有永远也搅不匀的大锅菜。
以及，大队长儿子赵胜利那双总像在抓贼的眼睛。
食堂里的一切都必须是集体的，精确到每一粒米。偷拿一根葱，都可能被上升到破坏革命生产的高度。
我小心翼翼地活着，像踩在薄冰上，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直到那天傍晚。
我拎着泔水桶去后院，准备倒进猪圈。
就在墙角那堆杂乱的柴火旁，我看到了她。
一个影子，瘦小，几乎要融进黄昏的暮色里。
她穿着一件不知是谁的、空荡荡的旧棉袄，头发枯黄，像一丛秋天的野草。
风一吹，她就跟着晃。
她没看我，一双大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泔水桶，那眼神，不是人的眼神，是饿极了的野猫的眼神。
充满了渴望，也充满了极致的恐惧。
我被那眼神钉在了原地。
回到伙房，我听见帮厨的刘婶压低声音说，那是刚从城里押下来的顾教授家的丫头，叫小妹。
顾教授，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住村东头最破的那间牛棚。
刘婶说完，还往地上啐了一口，好像提了这个名字都晦气。
“跟这种人，离远点，沾上就甩不掉了。”她警告我。
我点了头，心里说是，是，是。
可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闭上眼，就是那双眼睛。
我想起我小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去偷邻居地里半生不熟的地瓜，被抓到后吊起来打。
那种饿，是胃里有把小刀子在来回刮，刮得你只想撞墙。
我知道那是种什么滋味。
可理智又像另一只手，死死地拽住我。
我爹在我来食堂干活前，就一句话：“卫国，保住饭碗，别惹事。”
在那个年代，“惹事”两个字的重量，能把人活活压死。
第二天，蒸窝头的蒸汽比往常更浓，呛得我有点喘不过气。
我的手在发抖，心里有两个小人在打架。
一个说，去你妈的，一个七岁的孩子，能有什么罪。
另一个说，李卫国，你不想活了？赵胜利的眼睛可一直盯着呢。
那天，我一天都心神不宁，搅菜的时候差点把勺子掉进锅里。
黄昏又来了。
我又拎着泔水桶走向后院。
我没看到她。
心里说不清是松了口气，还是有点失落。
就在我倒完泔水，准备转身回去的时候，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了柴火堆后面，一闪而过的、小小的衣角。
她还在。
她只是更害怕了，躲得更深了。
我的心脏猛地一抽。
我回到伙房，里面空无一人，刘婶已经回家了。
我走到蒸笼边，掀开盖子，热气扑了我一脸。
我飞快地抓起一个窝头，比给社员的稍微小一点，免得被看出来。
那窝头还烫手。
我用一张干荷叶胡乱包上，揣进怀里，像揣着一块炭。
我的心跳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我快步走到后院，四周看了看，没人。
我把那个滚烫的窝头，轻轻放在柴火堆下面一块翘起的旧石板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
我躲在伙房的门后，从门缝里往外看。
几分钟后，那个小小的身影，像受惊的兔子一样，从柴火堆后探出头来。
她警惕地扫视着四周，确认安全后，才猫着腰跑到石板前。
她掀开石板，抓起那个窝头，紧紧地抱在怀里，然后一头扎进越来越浓的夜色中，消失不见。
我靠在冰冷的门板上，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那口气在冬夜里，凝成了一团白雾。
我害怕得腿肚子都在转筋。
但同时，胃里那把刮了我一晚上的小刀子，好像不那么疼了。
那块石板，成了我和她之间唯一的桥梁。
一座看不见，也说不出口的桥。
我每天傍晚，都会放一个窝头在那里。
她每天都会在夜色降临后，悄悄取走。
我们从没打过照面，更没说过一句话。
但我觉得，我们比村里任何两个人都要熟悉。
我开始变着花样。
有时候，我会在和面的时候，偷偷多撒一把玉米面，让那个窝头更实在一点。
有时候，我会把中午剩下的一小条咸菜，用纸包好，跟窝头放在一起。
那咸菜咸得发苦，但在那个连盐都精贵的年月，就是山珍海味。
我做这些事的时候，感觉自己像个行走在刀尖上的贼。
既紧张，又有一种畸形的、隐秘的快乐。
尤其是想到那个小女孩，能多吃一口热乎的，我就觉得，这刀尖也没那么锋利。
我的动作越来越熟练，胆子也越来越大。
但赵胜利的鼻子比狗还灵。
他是大队长的儿子，二十二岁，一双眼睛总是半眯着，好像在盘算着什么。
他一直想把我从伙夫这个位置上挤下去，换他自己的亲戚来。
他开始有事没事就往伙房跑。
“卫国啊，最近社员们反映，这窝头好像比以前小了点啊。”
他捏着一个窝头，皮笑肉不笑地对我说。
“怎么会，赵哥，都是一样的瓢舀的面。”我低着头回答，不敢看他的眼睛。
“是吗？”他把窝头在手里抛了抛，“粮食是革命的本钱，可不能有半点差池。要是让我发现谁在里面搞鬼……”
他没说下去，但那威胁像冰碴子一样，钻进我的耳朵里。
我感觉后背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那年冬天来得特别早，雪下得也特别大。
一天傍晚，眼看就要到我和小女孩约定的“交货”时间了，赵胜利却像尊神一样赖在伙房里不走。
他搬了条板凳，就坐在灶台边烤火，嘴里哼着革命小调，眼睛却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我的怀里，揣着一个今天特意加了点猪油渣的窝头，用荷叶包着，还散发着热气和一点点肉的香气。
我急得满头是汗，心里骂了他祖宗十八代。
天越来越黑，雪花在窗外狂舞。
再不去，那孩子可能就要白等一晚上了。
这么冷的天，在外面冻一个晚上，会死人的。
我看着灶膛里跳动的火苗，一个念头突然闪过。
我猛地站起来，大喊一声：“哎呀！柴火要没了！”
我装作急匆匆地要去抱柴火，身体“不经意”地一晃，手肘“正好”撞到了旁边桌上的一桶水。
那桶水是我刚打来准备刷锅的。
“哗啦”一声，大半桶水，不偏不倚，全都泼在了赵胜利那双崭新的大头棉鞋上。
“我操你娘！”
赵胜利触电一样跳了起来，冰冷的水瞬间浸透了他的鞋和裤脚，在零下的天气里，那滋味可想而知。
他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
我一个劲儿地道歉，点头哈腰：“赵哥，对不住，对不住，我真不是故意的，我给你擦擦……”
“滚开！”他一把推开我，气急败坏地往自己家跑，“冻死老子了！李卫国，你给老子等着！”
在他转身冲出伙房的那一刻。
我像一支出弦的箭，闪电般冲向后院。
风雪瞬间糊了我一脸。
我跑到柴火堆前，掀开石板，放下那个还带着我体温的窝头，然后又用最快的速度跑回伙房。
当我重新拿起烧火棍，往灶膛里添柴时，我感觉自己的心脏都快停跳了。
整个过程，不超过三十秒。
等赵胜利骂骂咧咧地换了鞋回来，想继续找我麻烦时，他只看到我老老实实烧火的背影。
他没找到任何破绽。
但他没有放弃。
几天后的一次社员大会上，在总结完生产情况后，赵胜利突然清了清嗓子，站了起来。
他的目光越过黑压压的人群，像两把锥子，直直地扎在我身上。
“最后，我再说一句！”他的声音很大，回荡在空旷的食堂里。
“咱们食堂，是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每一粒粮食，都是社员们的汗水换来的！咱们得用在刀刃上！”
他顿了顿，嘴边挂起一丝冷笑。
“要是让我发现，有哪个吃里扒外的东西，敢拿集体的财产去资敌，去接济那些需要被改造的牛鬼蛇神……”
他故意拉长了声音，一字一句地说。
“哼，那可就不是挨几场批斗那么简单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顺着他的视线，聚焦到了我的身上。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扒光了衣服，扔在雪地里。
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瞬间窜到了天灵盖。
我手脚冰凉，后背的棉袄，一下子就被冷汗给湿透了。
我知道，我被他彻底盯上了。
赵胜利的警告，像一把悬在我头顶的刀。
那几天，我做事更加谨慎，连走路都贴着墙根。
我甚至想过，要不要就此收手。
可一到傍晚，我看着那个空空如也的石板，心里就堵得慌。
我想象着那个小女孩在寒风里，一次又一次地掀开石板，看到的却只是失望。
那个场景，比赵胜利的威胁更让我难受。
我咬了咬牙，还是继续了。
只是我变得更加狡猾，像个经验丰富的老特务，每次行动都规划好路线和时机。
危险并没有让我退缩，反而让我和那个从未谋面的小女孩之间，生出一种奇怪的、相依为命的感觉。
我们都在这疯狂的世界里，用自己的方式，苟延残喘地活着。
好在，赵胜利似乎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除了偶尔用眼神警告我一下，倒也没有进一步的行动。
日子就这样在心惊胆战中，滑到了年末。
村里开始流传一个消息。
顾教授一家，要被再次下放了。
这次不是在村里，而是要送到更北边，一个叫白马河的劳改农场。
村里去过那地方的人说，那是个鸟不拉屎的盐碱地，冬天能把人冻成冰棍，夏天蚊子能把人抬走。
去了那里的人，十个有九个，是回不来的。
这个消息像块石头，砸进了我心里，激不起一点浪花，只是沉沉地往下坠。
我知道，这意味着，那个瘦小的身影，将要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了。
也许，是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和一种巨大的悲伤，搅在一起，让我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他们走的前一天，我知道了这个消息。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件最大胆的事。
我蒸了一个比我拳头还大的窝头，用的是磨得最细的玉米面。
我还从自己那小得可怜的储物盒里，用油纸包了一小撮白糖。
那是我娘偷偷塞给我的，让我实在撑不住的时候舔一舔，我过年都舍不得碰一下。
最奢侈的，是我还拿了一个煮鸡蛋。
那是大队长为了奖励我“工作积极”，特批给我的。我一直没舍得吃。
我把窝头，白糖，还有那个温热的鸡蛋，用一张干净的荷叶小心翼翼地包好。
这已经是我能拿出的，我全部的家当，我倾其所有的“饯行礼”。
夜深了。
我像往常一样，把东西放在那块石板下。
这一次，我没有马上离开。
我站在不远处的阴影里，想最后再看她一眼，就当是告别。
寒风刮过，卷起地上的雪沫。
等了很久，她才出现。
她比以前更瘦了，好像风一吹就会倒。
她熟练地掀开石板，拿出那个包裹。
当她打开荷叶，看到里面的东西时，她整个人都愣住了。
她小小的身体僵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看到她低下头，用袖子飞快地擦了擦眼睛。
然后，她把那个包裹紧紧地、紧紧地抱在怀里，好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她转身，准备像往常一样跑掉。
我看着她小小的背影，心里一酸，也准备转身离开。
就在那一刻。
一个声音，从我背后传来。
极其微弱，像蚊子叫，但在寂静的雪夜里，又无比清晰。
“……谢谢……哥哥。”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糯糯的，带着哭腔。
我浑身一僵，像被雷劈中了一样。
我猛地回过头。
夜色中，我只看到她小小的背影，像一只受惊的小鹿，飞快地跑远，消失在村口那片无边的黑暗里。
只留下那句“谢谢哥哥”，在寒风中，久久地回荡。
它像一个温暖的烙印，滚烫地、深深地，刻在了我二十岁那年的记忆里。
第二天。
一辆破旧的解放卡车，停在了村口的土路上。
顾教授和他妻子，还有那个叫小妹的女孩，被人推推搡搡地赶上了车。
他们的行李只有一个破麻袋。
村里有不少人围着看热闹，指指点点，表情麻木，像是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戏。
我也混在人群里。
我离得很远，怕被人认出来。
卡车发动了，突突地冒着黑烟。
大雪还在下，纷纷扬扬，很快就要把整个世界都埋起来。
我看见卡车后车厢上，那个小小的身影，正扒着栏杆，拼命地往村子的方向望。
她在找什么？
我不知道。
我只是远远地看着，看着卡车在雪地里艰难地拐了个弯，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某个地方，咯噔一下，彻底空了。
从那天起，后院柴火堆下的那块石板，再也没有被掀开过。
上面落满了灰尘，长出了青苔。
这个只属于我和她的秘密，随着那辆卡车的远去，被我用二十五年的光阴，彻底埋葬了。
一九九三年。
二十五年，能改变很多事。
能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变成一个两鬓斑白的中年人。
能让贴满标语的土墙，变成贴满瓷砖的高楼。
也能让窝头和咸菜，变成牛肉面和可口可乐。
我叫李卫国，四十五岁。
我的面馆，开在城市里一个老旧的居民区拐角。
店名叫“老李面馆”，简单直接，就像我这个人。
妻子前几年生病走了，儿子考上了南方的大学，一年回来一次。
这间小小的、永远弥漫着骨汤和油烟味的面馆，就是我的全部世界。
当年的惊心动魄，早已被日复一日的揉面、煮面、洗碗给磨平了。
像一块有棱角的石头，被时间的长河冲刷了二十五年，变得圆润，光滑，沉在了记忆的最深处。
我很少去碰它。
不是忘了，是不敢。
那个年代留下的后遗症，是刻在骨子里的谨慎和胆小。
生活就像我店里那口煮面的大锅，水永远是温的，偶尔冒几个泡，但永远不会沸腾。
这天下午，太阳毒辣，晒得柏油路都快化了。
过了饭点，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
我靠在椅子上，听着收音机里放的《涛声依旧》，昏昏欲睡。
一阵轻微的刹车声，把我惊醒了。
一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桑塔纳轿车，停在了我那油腻腻的店门口。
在九三年，这可是稀罕物。
车门打开，下来一个女人。
三十岁出头的样子，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米色套裙，头发盘在脑后，露出光洁的脖颈。
她看起来，和这条街上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她推门走了进来，高跟鞋踩在有点黏的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嗒嗒”声。
她没有像别的客人一样，先找个位置坐下，或者抬头看墙上的菜单。
她就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地，看着我。
那是一种我无法形容的目光。
很复杂，里面有打量，有探究，有激动，还有一种深深的、化不开的悲伤。
我被她看得有点发毛。
我站起身，擦了擦手上的油，挤出一个职业性的微笑。
“同志……哦不，这位女士，吃点什么？我们这儿的牛肉面不错。”
我说着，顺手拿起一块抹布，准备去擦她面前那张桌子。
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她只是看着我，嘴唇在微微地颤抖，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地红了起来。
她好像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卡住了什么东西，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我彻底愣住了。
这是什么情况？来找茬的？还是认错人了？
“女士？您……您没事吧？”我小心翼翼地问，手里的抹布都忘了放。
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用尽全身的力气，来平复自己的情绪。
然后，她开了口。
声音不大，却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像一片在风中飘零的叶子。
她试探着问：
“老板……请问……你这里……卖窝头吗？”
窝头？
我愣了一下，随即忍不住笑了。
“哎哟，这位女士你可真会开玩笑。这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吃那玩意儿？我这是面馆，不卖窝头。”
我摆着手，觉得她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我的话音刚落。
那女人的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滴，一滴，不受控制地从她漂亮的眼睛里滚落下来。
她没有哭出声，只是默默地流着泪。
那无声的哭泣，比任何嚎啕大哭都更让我心慌。
我彻底懵了，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完全不知道自己哪句话说错了。
这城里来的文化人，都这么奇怪吗？
就在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那个女人，突然有了动作。
她伸出那只戴着精致手表、微微颤抖的手，打开了她那个看起来就很贵的皮包。
她从里面，拿出了一个东西。
一个用一块洗得发白的蓝色手帕，层层包裹着的东西。
她把那个包裹放在桌上，然后像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小心翼翼地，一层一层地，将手帕打开。
手帕的中央，躺着一个东西。
一个……已经干瘪、发黑、像石头一样坚硬的……小半块窝头。
我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有根弦被狠狠拨动了一下。
我的瞳孔猛地收缩，死死地盯着那半块窝头。
那个形状……
那种掺杂着玉米叶子的粗糙质感……
那熟悉的、只有在极度饥饿的年代才会有的模样……
像一道尘封了二十五年的闪电，狠狠地劈开了我的记忆，照亮了那个被我深埋在心底的、大雪纷飞的夜晚。
女人抬起头，泪水已经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看着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那句让我全身血液都凝固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