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罗沛霖传》《延安通信史》《中国无线电通信发展史》等相关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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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延安清凉山南麓，一位背着藤箱的年轻人站在窑洞前。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脚上的布鞋沾满了黄土。藤箱里装的不是什么贵重物品，而是一摞摞专业书籍。
这个人叫罗沛霖，1913年12月出生在天津，刚满25岁。几个月前，他还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工作。那里有完善的设备，有体面的收入，有舒适的生活。
而现在，他站在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面前是简陋的窑洞，身边是穿着打补丁衣服的战士。
他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又将在这里做出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故事，要从几年前说起。
【一】书香门第的技术少年
1913年12月30日，罗沛霖出生在天津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罗朝汉是中国早期电信界的知名人士，与舅父孙洪伊共同创办了天津电报学堂，这是中国北方最早培养电讯人员的场所。母亲孙云擅长诗画，家中藏书颇丰。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成长，罗沛霖从小就养成了好读书、善思考的习惯。
父亲工作的关系，让他很早就接触到了电报、电话这些当时最先进的通信技术。每当看到父亲摆弄那些电线、电键，年幼的罗沛霖眼里总是充满好奇。
1914年，因为父亲调任北京电报局长，全家搬到了北京。
在北京生活的那些年里，罗沛霖先后在北师大附小、天津河东行宫庙小学读书。1925年，12岁的罗沛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南开中学在当时是全国顶尖的学府，校风严谨，名师云集。在南开读书的六年时间里，罗沛霖不仅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基础，更在理科方面显露出过人的天赋。
他对物理、数学特别感兴趣，经常一个人钻研各种技术问题。
那个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人在东北步步紧逼。
年轻的罗沛霖虽然埋头读书，但对国家的命运始终忧心忡忡。他心里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学好技术，将来用科学救国。
1931年，18岁的罗沛霖参加了高考。凭借优异的成绩，他同时被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录取。
两所学校都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选择哪一所都是不错的。经过慎重考虑，罗沛霖最终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
这个选择，有父亲专业影响的因素，也有他自己对电学的热爱。
更重要的是，上海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有最先进的工业设施，有最前沿的技术信息。在那里学习，能够接触到最新的知识。
从天津到上海，火车要走两天一夜。当罗沛霖第一次踏上上海的土地，看到租界里的高楼大厦、霓虹灯光、穿梭的汽车，他感受到了现代文明的气息。
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有多么大。
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是中国第一个电气工程学科，设立于1908年。
到罗沛霖入学时，这个系已经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系里的教授不少是留学归来的博士，教学设备也比较齐全。
在交大读书的日子里，罗沛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各种知识。电路分析、电机原理、无线电技术、通信工程......每一门课程他都学得很扎实。
课余时间，他泡在图书馆里，把所有能找到的电信类书刊都读了个遍。
1933年，罗沛霖在交大结识了一个人，这个人对他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个人就是钱学森。
钱学森比罗沛霖高两届，1934年就要毕业赴美留学了。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也会谈到国家的前途命运。
钱学森见识广博，思想敏锐。他告诉罗沛霖，中国的落后不仅是技术上的落后，更是制度上的落后。
单靠几个工程师，单靠一些技术改进，救不了中国。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变革来解决。
这些话深深地影响了罗沛霖。他开始思考，自己学这些技术，到底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找一份好工作，过上体面的生活吗？还是应该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
1935年7月，罗沛霖从交通大学毕业，获得电机工程学士学位。这一年，他22岁。
以他的成绩和能力，找工作完全不成问题。果然，毕业后不久，中国无线电业公司就向他发来了聘书。
这家公司在当时是中国无线电行业的龙头企业，主要从事无线电设备的进口和销售业务。
公司开出的待遇很优厚，让刚毕业的大学生羡慕不已。罗沛霖接受了这份工作，开始了他的工程师生涯。
在公司工作的那段时间，罗沛霖的主要工作是测试和维修无线电设备。这份工作让他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结合起来，他对无线电技术的理解更加深入。
但罗沛霖的心里并不平静。1935年，日本人在华北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北平的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抗日救亡的呼声日益高涨。
罗沛霖在北平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名叫杨敏如。杨敏如当时在北京大学读书，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
但时局动荡，前途未卜。罗沛霖心里清楚，在这样的时代，个人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
1935年底，罗沛霖做了一个决定。他听说广西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治理下，正在积极备战，准备抗日。他想，或许应该去那里，用自己的技术为抗日出一份力。
这个决定意味着要离开繁华的大都市，离开优渥的工作，也意味着要和杨敏如暂时分离。但罗沛霖觉得，这是自己应该做的选择。
他告诉杨敏如，等抗战胜利了，他们就能团聚。杨敏如虽然不舍，但也理解他的想法。
【二】从南国到西北的辗转
1936年初，罗沛霖离开了上海，前往广西。他进入第四集团军无线电厂担任工程师。
当时广西的军政当局确实在积极备战，也投入了一些资源发展军事工业。罗沛霖满怀希望地来到这里，以为能够施展自己的才能。
然而现实很快让他失望。无线电厂的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要糟糕。设备陈旧，管理混乱，技术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更重要的是，整个工厂缺乏明确的目标和规划，生产效率极低。
罗沛霖想要推动一些技术改进，但总是困难重重。有时候是缺乏必要的材料和设备，有时候是得不到上级的支持，有时候是其他人员的消极抵制。
在这样的环境里，他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根本发挥不出来。
几个月下来，罗沛霖感到越来越沮丧。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是不是应该回到上海，继续原来的工作？至少在那里，还有比较好的工作条件，也离杨敏如更近一些。
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所有人的犹豫。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沦陷，战火迅速蔓延。
罗沛霖从报纸上看到，北平已经被日军占领。他想起了杨敏如，想起了那座曾经生活过的城市。
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上海也很快陷入战火，淞沪会战打得惨烈无比。罗沛霖在广西焦急地关注着战局，心里五味杂陈。
这个时候，他听说了延安。听说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有一支不一样的队伍。
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根据地，坚持抗日。有人说，八路军在前线打了几个漂亮的胜仗，平型关大捷让全国人民振奋不已。
罗沛霖开始打听延安的消息。他了解到，延安的队伍虽然装备简陋，但战斗力很强。更重要的是，那里的人有理想，有信念，有改变中国命运的决心。
一个想法在罗沛霖心里萌生：也许，真正能打回北平的，不是国民政府的军队，而是那支在延安的队伍。如果要为抗日做贡献，如果要用自己的技术报效国家，也许应该去延安。
1937年秋天，罗沛霖借着工厂派他出差的机会，悄悄离开了广西。他没有直接回上海，而是一路北上，前往西安。在西安，他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罗沛霖给办事处写了一封自荐信。信很简短，只有一句话："我有无线电专长，愿为抗战效力。"
落款是罗沛霖三个字，还有他的简历：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在无线电行业工作两年，熟悉各种无线电设备的原理和维修。
这封信很快引起了重视。林伯渠亲自接待了罗沛霖。林伯渠当时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负责人，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但像罗沛霖这样，名牌大学毕业，有专业技术，主动要求去延安的人，还真不多见。
林伯渠仔细询问了罗沛霖的情况。得知他在大城市有很好的工作机会，现在却要去条件艰苦的延安，林伯渠既高兴又有些担心。
他对罗沛霖说，延安的条件很艰苦，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窑洞，什么设备都没有。要不你先去看看，如果受不了那里的苦，再回来也不迟。
罗沛霖的回答很坚定。他说，自己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只要能为抗日做贡献，吃什么苦都不怕。林伯渠听了，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声好。
就这样，罗沛霖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这一路走得很不容易。从西安到延安，要穿过国民政府军队的封锁线，路上到处都是检查站。
罗沛霖乔装成商人，混在难民队伍里，走走停停，用了两个多月时间。
一路上，他看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村庄被烧毁，田地荒芜，难民流离失所。这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只有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老百姓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
1938年1月，罗沛霖终于到达了延安。当他站在宝塔山下，看着满目黄土，看着那些窑洞，看着穿着打补丁军装的战士，他知道自己来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延安的生活条件确实很艰苦。吃的是小米饭和窝窝头，有时候连盐都很缺。
住的是窑洞，冬天冷得要命，夏天又闷又热。更不要说什么现代化的设施，连电灯都没有，晚上只能点煤油灯。
但这里的氛围让罗沛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大家的精神状态都很好，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每个人脸上都充满朝气。
干部和战士一起劳动，一起学习，没有什么特殊化。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抗日救国，建设新中国。
【三】窑洞里的考验
罗沛霖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三局工作。三局负责军事通信，局长是王诤。王诤听说来了一位交大毕业的无线电工程师，非常高兴。延安太缺这样的专业技术人才了。
王诤亲自带罗沛霖参观了三局的各个部门。当走到通信材料厂的时候，罗沛霖停住了脚步。他看到的景象，让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所谓的通信材料厂，其实就是几孔窑洞。里面摆着几台简陋的设备：一台手摇车床，一台手板刨床，一个手摇钻台，还有老虎钳。就这些了。没有电动工具，没有精密仪器，没有测试设备。
几把
地上堆着一些废铜烂铁，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破损设备。墙角放着几个木箱，里面装着零零散散的零部件。整个工厂简陋得不能再简陋。
王诤看出了罗沛霖的震惊。他苦笑着说，这就是咱们的全部家当。虽然条件差，但已经修好了不少缴获的电台。
现在的问题是，前线需要更多的电台，缴获的数量远远不够。我们需要自己制造电台。
罗沛霖沉默了。自己制造电台？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电源，没有材料，没有工具，怎么制造？这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王诤接着说，我们知道这很难。但没有办法，前线等着用。
现在各个根据地之间联系不畅，很多时候只能靠人工送信，一来一回要好几天。如果有了电台，消息几分钟就能传到。这对于指挥作战太重要了。
罗沛霖明白王诤说的意思。无线电通信确实是现代战争中不可或缺的。但问题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基本的条件，怎么制造出合格的电台？
那天晚上，罗沛霖一个人坐在分配给他的窑洞里。窑洞不大，只有十几平方米。一张土炕，一张小桌子，一个小凳子，这就是全部的家具。墙上挂着一盏煤油灯，发出昏黄的光。
他打开自己背了一路的藤箱，拿出那些专业书籍。这些书是他的宝贝，从交大到上海，从上海到广西，从广西到延安，一路背着。
书上详细记载着各种无线电设备的原理、电路图、制造工艺。
罗沛霖一页页翻着这些书。这些理论知识他都很熟悉，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理论变成现实？怎么在几乎没有任何条件的情况下，制造出能用的电台？
他想起了在上海工作时的情景。那时候，公司有完善的工作台，有进口的测试仪器，有充足的元器件库存。遇到什么问题，查查资料，找找器材，很快就能解决。
再看看现在的情况。什么都没有。要什么没什么。这简直就是从零开始，甚至是从负数开始。
罗沛霖把书放下，走到窑洞外面。外面是寒冷的冬夜，北风呼啸。
但天上的星星很亮，一颗颗清晰可见。远处传来战士们唱歌的声音，虽然听不清歌词，但那种激昂的旋律让人感到振奋。
他想起了自己为什么来到这里。不是为了舒适的生活，不是为了高薪的工作，而是为了抗日救国。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要走下去。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克服。
第二天一早，罗沛霖就开始了工作。他首先对通信材料厂进行了全面的调查。把所有的设备、工具、材料都清点了一遍，记录下来它们的状态和可用程度。
然后他开始研究缴获的电台。这些电台大多数是日本制造的，也有一些是国民党军队使用的。虽然很多已经损坏，但通过仔细研究，罗沛霖摸清了它们的工作原理和结构特点。
接下来，罗沛霖开始思考一个核心问题：在延安现有的条件下，能够制造出什么样的电台？不可能照搬进口电台的设计，那需要太多无法获得的材料和精密的加工工艺。
必须设计一种简化的电台，使用本地能够获得的材料，用简单的工艺就能制造。
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罗沛霖在交大学的是标准的工程技术，在公司接触的都是成熟的产品。但现在，他要从头开始设计一种全新的电台，而且要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实现。
他开始画电路图，一遍遍修改。每画一条线路，他都要想：这个元件能不能在延安制造出来？这个工艺能不能用现有的设备完成？每一个细节都要反复推敲。
与此同时，罗沛霖还要培养工人。通信材料厂的工人大多是从农村来的年轻战士，文化程度不高，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算术都不会。
要让他们掌握制造电台的技术，需要从最基础的知识开始教起。
罗沛霖白天和工人们一起干活，手把手教他们怎么使用工具，怎么读图纸，怎么进行简单的测量。晚上他就在煤油灯下备课，准备第二天要讲的内容。
日子一天天过去。罗沛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吃的是粗茶淡饭，睡的是硬邦邦的土炕。手上磨出了茧子，脸被风吹得粗糙起来。但他没有抱怨，没有后悔。
1938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正式成立延安通信材料厂。这标志着延安的无线电工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罗沛霖被任命为工厂的工程师，负责技术方面的工作。工厂的任务很明确：批量生产电台，满足前线的需要。
但具体怎么做，能不能做成，谁心里都没底。王诤找到罗沛霖，问他有没有把握。罗沛霖想了想，没有说大话，只是说会尽力而为。王诤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通信材料厂正式运转起来了。罗沛霖和工人们每天从早忙到晚。窑洞里没有电，他们就用手摇发电机。
没有精密工具，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方法加工零件。没有现成的元器件，他们就想办法自己制造。
时间到了1938年7月，罗沛霖来到延安已经半年了。通信材料厂的生产工作进入了关键阶段。
此时此刻，摆在罗沛霖面前的，是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每天都在窑洞里思考着同一个问题，他和工人们究竟能不能创造出奇迹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