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历史

相信很多喜欢中国古代历史的朋友，都听说过，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二世纪，在北方草原之上，崛起过一个彪悍善战的游牧民族，叫匈奴。匈奴与秦汉这两个中原早期王朝之间的冲突与交流互动，既是这段时期内东亚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轴之一，也是中原华夏文明演化发展的重要推力。

然而，曾经势力庞大，能骑善射的匈奴，在东汉之后的中国历史文献中，居然神秘地消失了！如同草原上一股突然刮起的疾风一样。匈奴人后来迁徙去了哪里？他们的后代是否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一系列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历史研究者。

熟悉历史的朋友知道，东汉中期，曾经强大的匈奴被东汉王朝打败，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投降东汉，而北匈奴为了躲避后者的兵锋，开始在苍茫的欧亚大草原上一路西迁，最终抵达欧洲，一路横扫，所向无敌，被称为“匈人”。即使是当时的霸主罗马帝国，也不得不对匈人退避三舍。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匈奴的历史。

草原霸主

彪悍善战的匈奴人起源于何方？迄今为止也没有明确的定论，但是，作为栖居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他们很早就试图南下，和中原华夏文明发生过接触与冲突。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记载，战国时代赵国的名将李牧，曾经在遭遇匈奴入侵时，选择坚守城池，而不是轻率出击，根据李牧活跃的年代推测，这大概是公元前三世纪早期或者中期的事情，已经是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最早对于匈奴的记载之一。

到了战国时代，一些北方草原上的骑马民族，栖息地已经拓展到了和秦，赵，燕三国接壤的地方，他们频繁南下进行袭击和劫掠。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把这些来自草原，南下劫掠的骑马民族，统称为戎狄。为了防御，三国先后在国境线上修建了长城，其中赵国的赵武灵王还进行了军事改革，让军队改穿轻便的骑马民族服装，比如裤装，短上衣和轻便的铠甲，并练习骑马射箭技能，这就是大家熟悉的“胡服骑射”。于是，赵国军队显著提升了战斗力，打败了来自北方的林胡、楼烦等游牧政权。

在《史记》中，司马迁特地写了一篇《匈奴列传》，说匈奴的祖先，是夏朝的王族分支，叫夏后氏，夏朝灭亡后，就向北逃亡迁徙，在草原上游牧。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基于传说而成的想象。同时，司马迁还把周朝到春秋战国时代，华夏文明核心区周边的许多游牧民族，比如山戎，猃狁，都称为匈奴的旁支；之所以出现这种混乱而模糊的现象，除了他们的生活习俗可能非常相近，难以明确区别，也是因为这些草原上的骑马民族缺乏文字和书面的典籍记录。

说到这里，有人肯定要问，匈奴人究竟起源于哪里？他们的身材相貌如何？穿什么样的服饰，使用什么样的兵器来作战，所谓游牧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首先，匈奴人是人类文明早期时代，欧亚大草原上诸多骑马民族的一支。欧亚草原，东起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西至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平原，幅员辽阔。也是游牧民族诞生的摇篮。

所谓游牧，就是定期性迁居，更换牧场，夏避酷暑，冬避严寒，以便为牲畜找到足够的草料资源。

公元前3000年左右，人类驯化了马；而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又发明了轻便的辐条车轮，从而显著改变了当时人类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当时全球气候干燥，欧亚草原上的人类先祖，不得不放弃了原本的定居农耕生活，选择骑乘马匹，驱赶牲畜，同时用马车装载家眷和生活物资，在草原上定期迁移。

游牧部落的军队，可以通过骑乘马匹，在草原上快速行动，再加上金属兵器，和大概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发明的复合弓，就构成了强大的战斗力。同时，随着松散的游牧部落在迁移中不断互相冲突，吞并，部落规模也不断扩大，部落中也出现了被称为“王”的军事政治领袖。在匈奴民族中，军事政治领袖被称为“单于”（chan yu），在草原民族中，意思是“辽阔”。

最早出现在欧亚草原上的骑马游牧民族，叫斯基泰人。斯基泰一词源自古希腊语，含有 “牧民” 的意思 。自从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作品《历史》中对黑海北岸斯基泰人做了记载之后，“斯基泰人”几乎成了早期游牧人群的代名词，很多学者也将早期游牧时代称为“斯基泰时代” 。

斯基泰人起源在哪里？历史和考古学界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说法。

一种比较主流的意见是，在公元前七世纪左右，斯基泰人从原本的栖息地，也就是我国新疆地区与今天哈萨克斯坦一带，开始大规模向西迁移，途径俄罗斯南部草原，高加索地区，一直抵达欧洲多瑙河流域一带。

在这次轰轰烈烈的大迁徙与文化融合中，被后人称为“草原之路”的贸易文化与迁徙通道正式诞生，这条通道东起黄河流域，经蒙古草原，阿尔泰山、天山，通向中亚和南俄草原。

同时，由于这种交流，欧亚草原上许多骑马游牧部落的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都带有浓重的斯基泰元素，而匈奴也不例外。

甚至一些国外学者说，一些在欧亚草原东部生活的晚期斯基泰人，就是匈奴人的先祖之一。

在最强盛时期，匈奴人的活动范围，从今天的蒙古，延伸到中亚，西伯利亚南部与中国北方地区，所以这些地方一直陆续有不同时期的匈奴人墓葬出土。通过丰富的文物发现，我们就能对这个神秘的游牧部落，有更具体感性的了解。

首先来看衣着服饰；和华夏农耕文明的习俗不同，匈奴人的日常服饰为彼此分离的上衣下裤，方便骑马，材料主要是动物皮毛，随后因为与中原文明有了频繁的贸易交流，也添加了丝绸。

上衣，是对襟形式的紧身短衣，下摆不超过胯部；而裤子，则是看起来很近代的束口满裆一体长裤，或者连袜套裤，不仅轻便利索，而且防风保暖，符合草原日常生活狩猎起居的需要。

匈奴人脚上穿的，是短筒的毡靴或者皮靴。讲究一点的贵族武士，靴子内部的衬里是来自中原的丝绸或者缎子。

至于匈奴人头上戴的冠帽，根据考古发现，可能有两种样式，一种是用毡子打底，叠满貂皮的平顶帽，一种是斯基泰人风格，用呢绒和毡子做成的尖顶帽。两种帽子都有下垂的护耳，和系在下颌上的绑带，这也是为了对抗欧亚草原上的风沙与寒冷天气。

由于频繁迁徙的需要，匈奴人的住所并不是永久性的固定房屋，而是被称为“穹庐”的便携式可拆卸帐篷。这些帐篷的墙壁用坚韧的柳木制成，再覆盖上毡料，既可以安置在草原地面上，也可以在迁移时抬上马车拉走。

和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也喜爱黄金，因为它是草原贸易中的硬通货，且便于携带。在许多匈奴贵族墓葬中，都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黄金器具；而在装饰风格上，匈奴人的黄金饰品也深受斯基泰人的影响，常见各种矫健灵活的草原动物，比如鹿，虎豹，老鹰，甚至来自波斯的狮鹫兽。

在法律方面，匈奴的律法也非常简单，带有浓厚的草原部落习惯色彩：

部落男子之间发生争执，不能擅自拔出刀剑兵器，拔出长度超过一尺，就要处死。

这是因为兵器，是游牧部落赖以生存的神圣之物，不可轻易使用；同时，在男性壮年人口有限的情况下，擅自私斗等于白白损耗部落宝贵的战斗力。至于其他犯罪行为，视情节轻重，有死刑和轧刑两种刑罚，重罪处死，轻罪就处以轧刑。

所谓轧刑，就是用车轮碾碎脚踝骨，这等于剥夺了一个男子继续当部落武士，骑马驰骋的能力，余生就只能生活在困苦和歧视当中。对于游牧部落男子来说，当一个无法作战的残疾人，是至为耻辱的事情，所以在相关历史记载中，似乎只有极少数人被判处这种处罚。

说到生活风俗和伦理，匈奴也和中原大相径庭。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和华夏农耕社会尊老爱幼的风气相反，在匈奴部落里，最受尊重和优待的是健壮勇敢的成年男性。

每个大家庭，以壮年男性为核心，居住在同一所毡房里；如果父亲或者兄长死亡，那么儿子和弟弟就会迎娶他们遗留的寡妇，这种传统被称为“收继婚”；在草原放牧生活里，这种风俗的优势在于，对于失去丈夫的寡妇和她们幼小的孩子来说，生活有了保障；同时，宝贵的财产，尤其是牲畜，不会分散流失到他人之手。

不仅如此，在草原上放牧成群的牲畜，也需要尽可能多的人手协同进行，所以客观上要求维持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

在战场上，匈奴人以战术机动灵活，勇敢无畏著称。根据考古专家的考证，这不仅是因为游牧骑马民族崇尚勇士，同时也有物质激励的因素：

在战场上，游牧武士如果抓住俘虏，那么俘虏和他的兵器盔甲坐骑等，就自动成为战胜者的奴隶和私人财产，如果想获释，就要缴纳赎金。

另外，如果有武士不幸阵亡，而同伴抢回了他的尸首，那么同伴就有资格继承死者的寡妻，子女和其他财产。

双雄并立

匈奴正式在司马迁的史记里第一次登场，是公元前3世纪末。

公元前215年，秦统一以后，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出击匈奴，取得河套地区，并设立九原郡，成为北疆防御匈奴骑兵南下的核心枢纽。

秦始皇还在公元前212年，修建了一条从咸阳至九原，途经甘泉，榆林的直道，一旦战事发生，来自内地的大军和给养就可以顺着这条国防干线，火速增援。

然而，表面强大的秦帝国二世而亡，楚汉相争之际，河套地区又回到了匈奴手中。

前面说到，匈奴人的最高首领叫“单于”，而在《史记》中，匈奴第一个单于，叫头曼，曾经被蒙恬打败。

头曼单于有一个太子叫冒顿（mò dú意为“英雄”）。冒顿从小就显露出残忍狡猾，野心勃勃的特质，所以，头曼想让自己的幼子取代冒顿，继承自己的单于位置。

但冒顿并不甘心束手待毙，决定发动政变。据说，为了让部众对自己绝对忠心，冒顿用残酷的手段对手下进行了多次服从性测试：先是告诫手下的武士，自己的响箭射向哪里，哪里就是目标；然后他用响箭去射自己的爱驹和妻子，凡是迟疑，不敢放箭射向目标的武士都被立刻处死。最终，确认手下绝对忠诚的冒顿，在公元前209年，发动了政变，他利用和父亲一起外出狩猎的机会，杀死了头曼和弟弟，自立为单于。

冒顿即位以后，立刻开始了扩张，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分别消灭了位于匈奴以东，以西的东胡和月氏（yue zhi），这两个草原部落，随后再度南下，重新恢复了被秦朝夺取的土地。

据说，冒顿麾下，能够集结起来作战，善于骑马射箭的武士，有30万人之多。

此时，西汉刚刚建立，在楚汉之争中打败项羽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想消灭匈奴，结果轻敌冒进，被冒顿重兵包围在白登山，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附近，7天不能解围脱困。

万分危急之中，刘邦的谋士陈平用了一条秘计：他派密使带了重金厚礼去见冒顿的阏氏（yan1 zhi），也就是单于的正妻和王后，说汉朝皇帝现在困难之极，已经派人去取汉朝的绝色美女，要来献给单于。冒顿的阏氏一听急了，心想汉朝美女来了，自己不就失宠了么，连忙劝单于放走刘邦、和平共处。刘邦这才得以脱身。

但是，第二年秋高马肥之时，匈奴又南下进犯。刘邦无奈，只好采用谋士刘敬的建议，用和亲政策怀柔匈奴，主要就是嫁公主、每年缴纳岁币，也就是贡金、同时允诺开放边境贸易，用这三项非常有利的措施，来换取长期的和平。

当然这种政策并不能完全制止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战争，这是被游牧民族社会经济模式所决定的：游牧部落每年生产大量的畜牧产品，除了自用，剩余的不能全都在草原部落内部，交易变现、只能开展交换。一旦贸易不能完全消化这些剩余产品，就只能使用战争劫掠手段，这就是匈奴对汉朝的态度，在和亲与开战之间反复摇摆的原因。

到了冒顿当单于的年代，匈奴社会结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可以被称为“国家”的水平。虽然相比起早早建立起复杂官僚体系的中原王朝，匈奴的管理结构还是显得简单。

当时，匈奴的社会构造为四层，第一层是单于家族和他的婚姻氏族，单于和辅政大臣共同构成中央朝廷；单于对外代表国家，手下有汉人官僚协助处理文书，进行行政管理。

第二层是军事贵族，首先是四个王，左贤王、右贤王，左右谷蠡王。

再往下，是左右大将，大都尉等官职，一共是24个。这些官职名称，有一些是草原游牧民族中的传统尊称，有一些则是模仿中原华夏王朝而设立。一旦打起仗来，他们都是指挥不同数量骑兵的军事领袖，从上万人到几千人不等。

第三层是部落酋长，称千长、百长、什长，军政合一。千，百，什这些数字，代表他们能够调动指挥的骑马武士数量；

而第四层，最低层，就是普通部落牧民，以及在战争中被俘虏，或者从中原逃亡来的汉人；汉人在匈奴部落中，多半从事农耕或手工业制造。

由于社会结构简单，全体男性都习惯于骑马射箭，所以一旦开战，匈奴这种草原骑马部落民族的动员效率，反而更便捷。

西汉成立初年，由于秦末战争的破坏，所以注重休养生息，对外政策以和平为最高目标。

在“文景之治”时，汉朝几次和匈奴续签了和亲条约，维持和平共处关系。当然，匈奴一方获益更多：单于迎娶汉朝公主，得到与汉朝皇帝同样崇高的威望；汉朝进贡给匈奴的岁币，通常都是奢侈品，其中大量的丝绸是国际硬通货；单于把这些分给贵族，换取他们的政治支持。

而边境贸易，则满足匈奴普通部落民众的需求，让他们能用畜牧产品换取食盐，金属工具等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匈奴南下劫掠入侵的行为依旧时有发生，但双方的和平关系基本是稳定的。　

终于，这种局面在汉武帝时期被颠覆逆转。他继位时年轻气盛，手里又有文景之治期间积累的巨量财富，决心对匈奴展开军事反击。

从公元前129年到119年，汉武帝对匈奴发动了数次大规模征伐，在名将卫青和霍去病的指挥下，汉军夺回了被匈奴长期占据的河套地区，与河西走廊，还一度深入到匈奴腹地，给匈奴造成了惨重的人力与物力损失，被迫把统治中心迁移到荒凉的戈壁沙漠以北。

这一场汉匈战争，打得匈奴元气大伤。不仅如此，匈奴内部也出现了频繁而持续的内乱，导火索就是匈奴单于的继承问题。

从冒顿单于开始，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单于的位置都是由上一任单于的长子来继承，相当稳定，但是从汉武帝发动的汉匈战争之后，这一传统就变得难以维持，原因何在呢？

有那么几个原因：

首先，持续的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让匈奴内部的贵族集团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裂，对单于离心离德。

其次，随着战争的开始，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朝贡和贸易也被迫停止，单于失去了来自汉朝的大量财富，无法继续笼络人心。

祸不单行的是，战败的匈奴又和周边的其他游牧民族，比如乌孙，丁零发生了断断续续的冲突，还遭遇了罕见的天灾：突如其来的雨雪天气和降温，让宝贵的牲畜大批量死亡。

在这些内忧外患的打击下，匈奴不仅国力衰弱，内部还发生了分裂，许多部落贵族开始携带部众出走。

到了公元前56年左右，匈奴甚至出现了五个单于并立内战的混乱局面，并最终分裂为东西两部。

其中东匈奴的呼韩邪（ye）单于，决定率部依附汉朝，他先后三次，前往长安朝见西汉皇帝。

汉元帝对呼韩邪单于给予丰厚的赏赐，并决定将自己后宫中的女子嫁给他，作为阏氏，而这名被选中的后宫佳丽，就是著名的王昭君。

呼韩邪单于的内附，以及与汉朝的联姻，在客观上促进了北方草原地区与华夏文明的经济文化交流，为促进民族团结和区域和平，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匈奴宣布归附汉朝，而西匈奴则选择了向西迁移，首领郅支单于在哈萨克斯坦塔拉兹附近，修建了都城，并四处用兵，试图东山再起。

然而，此时，汉朝已经经营西域多年，对西域各国的控制和号召力，都压倒了匈奴，绝对不会允许老对手死灰复燃，再度威胁自己。

最终，在公元前36年，西汉西域都护府的指挥官甘延寿和陈汤，率领一支由西域各国组成的联军，攻陷了西匈奴的都城，郅支单于被杀。胜利后，汉军的指挥官陈汤说了一句豪言，流传至今，这就是大家熟悉的“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一眨眼，时间来到了公元1世纪，东汉王朝宣告建立。

在此期间，由于极端气候的打击和内部权力斗争，东匈奴再度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宣布投降东汉，迁居进入长城以内，与华夏地区各民族共生融合。

而北部，曾一度占据今天的新疆自治区北部，与东汉对峙，并在遭遇多次失败后，再度向西迁移。

到了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南匈奴单于刘渊趁机独立，建立了汉赵（前赵））政权，开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同时也不再自称匈奴。

随着汉赵（前赵））政权于329年灭亡，曾经煊赫一时，被华夏文明视为劲敌的匈奴，也就在中国古代历史记载中，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