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在日本风风光光待了12年,75岁的杜月梅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再踏上这片“又土又乱”的故土。
可最后,她还是拖着行李箱回来了。
她回国后唯一的底气,就是那笔在国内扎扎实实交了三十年的养老金。
当她像个讨债的女王一样冲进社保局,得到的却是一句冷冰冰的“已注销”。
“我的钱呢?”
她指着工作人员的鼻子吼道,“三十年的钱,凭什么给我注销掉!”
她不信邪,她要去闹,她要把属于她的东西拿回来...
机场自动门嘶地一声滑开,一股混着方便面味和人肉汗气的热浪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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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梅下意识地皱了皱眉,用手里的丝巾在鼻子前挥了挥,好像那能挡住什么脏东西。
侄女周静在出口那儿垫着脚尖张望,看见杜月梅推着行李车出来,赶紧挤过人群迎上去。
“姑,这儿!”
杜月梅看见了她,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把行李车往前一推,架子就端起来了。
她穿着一身米色的套装,头发烫得一丝不苟,脖子上系着那条丝巾,看上去很精神,就是脸色不太好。
“怎么这么久才出来,等死我了。”杜月梅开口就是抱怨,声音又干又尖。
“人多,取行李慢了点。”周静接过行李车,有点吃力,“姑,你瘦了。”
杜月梅斜了她一眼,目光落在周静洗得发白的T恤和脚下那双运动鞋上。“你倒是胖了。在国内就是安逸,心宽体胖。”
周静的脸僵了一下,没接话,只低头推着车。
到了停车场,周静拉开一辆国产SUV的车门。
杜月梅站在车边没动,眉头拧得更紧了。“就开这个车来接我?”
“姑,这车宽敞,放行李方便。”
“我在日本,建国他们家都是开的丰田阿尔法,你坐过没有?那椅子跟沙发一样。你这个车,硬邦邦的。”
她说着,还是拉开车门坐了进去,但坐下去之前,先从自己随身的小包里掏出一片消毒湿巾,仔仔细死地把皮质座椅擦了一遍。
周静看着她的动作,默默地把行李箱塞进后备箱,关上门,坐进了驾驶座。
车子开出机场,汇入拥堵的车流。
“你看你看,又堵上了。到处都是喇叭声,吵死了。”杜月梅摇上车窗,但外面的噪音还是钻了进来。
她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高楼和店铺招牌,嘴里没停过。“这路怎么还是这么脏,到处都是灰。我们在日本,马路上干净得能坐人。”
“这几年变化挺大的,建了很多新楼。”周静试图找个好点的话题。
“建得再多有什么用,乱七八糟的,跟个积木盒子一样,一点美感都没有。你看人家的房子,一户建,都带小花园的。”
周静不说话了,专心开车。她知道,不管自己说什么,姑妈总能从里面挑出刺来,然后以一句“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作为开头,把一切都贬得一文不值。
手机响了,是杜月梅的。她拿出来一看,脸上的不耐烦稍微收敛了些。
“建国啊。”
电话那头的声音很小,听不清说什么。
“知道了知道了,我到了,你侄女来接我了。”
“钱?你打过来就行,还用问我。你爸妈就我这么一个亲妹妹,她照顾我是应该的。”
“行了行了,你忙你的吧,你媳妇孩子要紧,我这边不用你操心。”
她飞快地挂了电话,脸又沉了下来。车里的气氛比刚才还要压抑。
周静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心里明白,姑妈这次回国,根本不是她嘴里说的“想家了,落叶归根”,而是被儿子“请”回来的。
听说是在日本跟儿媳妇闹得不可开交,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闹,搞得儿子孙建国在中间两头受气,家里鸡飞狗跳。
最后,孙建国大概是没办法了,半劝半哄地让她先回国住一阵子,说等那边安顿好了再接她过去。
这话,周静一个字都不信。这就像一个体面的借口,把一个烫手山芋扔回了国内。
而她,就是那个接山芋的人。
周静的家在市中心一个老小区,三室一厅,收拾得干净整洁。
杜月梅一进门,就把行李箱往门口一放,视线在屋里扫了一圈。
“你这房子多少年了?墙纸都起皮了。”
“住了十几年了,姑。”周静的丈夫李明从厨房里端着一盘水果出来,脸上堆着笑,“姑,一路辛苦了,快坐,先吃点水果。”
杜月梅瞥了他一眼,没动。“我不吃,国内的水果农药多。”
李明的笑僵在脸上。
周静赶紧打圆场:“姑,给你收拾的房间在那边,朝南的,采光好。”
杜月梅走进房间,看到里面摆着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是周静儿子的房间。“我住这?这么小,行李箱都摊不开。”
“姑,家里就这个条件,您先将就一下。”周静的声音带着一丝恳求。
杜月梅没再说什么,但那张脸拉得老长。
接下来的日子,杜月梅把“挑剔”两个字发挥到了极致。
周静早上做的粥,她说太稀了,像喝米汤,“在日本,我们早上都喝味增汤,配烤鱼和纳豆,那才叫营养。”
中午炒的菜,她说油太大了,腻得慌,“日本人吃饭很清淡的,讲究食材的原味。”
晚上李明看会儿电视,她就在客厅里来回踱步,“吵死了,一天到晚没个安静的时候。”
周静上高中的儿子周末回家,想进自己房间拿本书,杜月梅直接把门一关,“没看到我休息呢?一点规矩都不懂。”
家里像是住进来一尊神,一尊需要所有人小心翼翼伺候,但永远不会满意的神。周静夫妇俩下班回来,宁可在楼下车里多坐十分钟,也不想立刻上楼去面对那张刻薄的脸。
一天晚上,饭桌上,杜月梅用筷子扒拉着盘子里的红烧肉,一脸嫌弃。
“这肉怎么一股腥味。”
李明终于忍不住了,放下筷子说:“姑,这肉我今天早上特意去菜场买的最好的五花肉,新鲜得很。”
“新鲜?你懂什么叫新鲜吗?”杜月梅眼皮一翻,“在日本,超市里的肉都标明了产地和饲养方式,那才叫放心。”
“那您就别吃了。”李明把那盘肉往自己面前一拉。
“你这是什么态度!”杜月梅把筷子往桌上“啪”地一拍,“我大老远回来,住在你们家,吃你们家一口饭,就得看你脸色了?周静,你看看你找的什么男人!”
周静的太阳穴突突地跳。她一把拉住要起身的李明,对着杜月梅说:“姑,他不是那个意思,您别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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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是什么命啊!养个儿子,儿子不要我了,跑到侄女家,侄女也嫌弃我!”她说着,竟开始抹起眼泪来。
这顿饭最后不欢而散。
夜里,周静躺在床上,听着丈夫压抑的叹气声,觉得心力交瘁。
正在这时,她收到了银行的短信提醒,一笔钱到账了。她点开一看,三千块。是孙建国打来的。
她把手机递给李明看。
李明冷笑一声:“三千块?打发叫花子呢?他妈在这儿吃穿用,一个月三千块够干嘛的?他倒是会算账,把他妈扔给我们,自己清净了。”
周静沉默了。她知道,这笔钱根本不够。姑妈用惯了日本的化妆品,擦脸的、抹手的,都得是进口的。她原来的那些用完了,这两天正催着周静去给她买。那一瓶面霜,就得小一千。
第二天,杜月梅像是忘了昨晚的不愉快,主动找到了周静。
“小静啊,你姑父走得早,我一个人把建国拉扯大,送他去日本留学,多不容易。现在我老了,他也有自己的家了,我不能老拖累他。”她话说得很动情,但周静听着只觉得假。
“姑,建国他……”
杜月梅摆摆手,打断了她。“你别替他说话。我啊,有我自己的打算。”
她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和傲慢。
“你别看我现在寄人篱下,等我的养老金一到手,我马上就搬出去,自己租个带电梯的好房子,再请个保姆。我可是在国内交了整整三十年的社保,一分钱都没少过!那可是一大笔钱,够我舒舒服服过下半辈子了。”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仿佛已经看到了自己搬进高级公寓,重新过上“体面生活”的场景。
那笔养老金,是她最后的底牌,是她所有傲慢和底气的来源。
去社保局那天,杜月梅特意起了个大早。
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一件香云纱连衣裙,化了个精致的妆,嘴唇涂得鲜红,又在手腕上喷了点从日本带来的香水。
她让周静跟单位请了一天假,专门陪她去。
坐在周静的车里,她不停地整理着自己的裙摆,姿态端得像要去参加一场重要的宴会。
“等会儿到了那,你就别说话,看我跟他们说。”她嘱咐周静,“这种办事的地方,你越客气,他们越欺负你。得拿出点气势来。”
周静握着方向盘,点了点头,什么也没说。
社保局办事大厅里人山人海,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躁的气息。取号机前排着长队,电子叫号声和人们的说话声混在一起,嗡嗡作响。
杜月梅一进去就皱起了眉。“什么地方,跟个菜市场一样。”
周静去取了个号,前面还有二十多个人。
她们在塑料椅子上坐下。杜月梅从包里掏出扇子,不停地扇着,满脸都写着不耐烦。旁边一个大妈想跟她搭话,问她办什么业务,她眼皮都没抬一下,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等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轮到她们了。
杜月梅理了理衣服,昂首挺胸地走到柜台前,把自己的身份证和户口本“啪”地一下放在台面上。
“你好,我来办养老金领取。”她的语气,不像是在办业务,倒像是在下达命令。
柜台里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小伙子,看起来刚毕业没多久。他接过证件,客气地说:“好的阿姨,我帮您查一下。”
小伙子把身份证在机器上一刷,然后在电脑上敲打着键盘。
杜月梅抱着胳膊,居高临下地看着他,嘴角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仿佛在等待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
周静站在她身后,手心有点冒汗。
小伙子盯着屏幕,眉头慢慢皱了起来。他反复核对着信息,又输入了一遍身份证号,屏幕上显示的内容还是没有变。
“怎么了?是不是钱很多,把你吓到了?”杜月梅看他半天不说话,不耐烦地催促道。
小伙子抬起头,表情有些为难。“那个……杜女士是吧?”
“有话就说,别吞吞吐吐的。”
“是这样的,”小伙子推了推眼镜,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很平缓,“根据我们系统里的信息显示,您的社保账户……目前是‘注销’状态。”
“什么?”杜月梅以为自己听错了。
“就是说,您的账户已经被注销了,所以现在是无法领取养老金的。”小伙子又重复了一遍。
空气仿佛凝固了两秒。
杜月梅脸上的笑容僵住了,然后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难以置信的错愕。
“注销?”她猛地拔高了声音,整个大厅的人都朝这边看了过来。“什么叫注销?!你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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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子被她突然爆发的气势吓了一跳,往后缩了缩。“阿姨,系统里就是这么显示的,我……”
“我交了三十年的钱!白纸黑字!一分不少!你说注销就注销了?”杜月梅的脸因为愤怒而涨得通红,她一巴掌拍在柜台的玻璃隔板上,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你们把我的钱吞了是不是!啊?凭什么给我注销掉!”
她的声音尖利得刺耳,像一把锥子,在大厅里回荡。所有人都停下了手里的事,围了过来。
“阿姨你冷静点,这里面肯定是有原因的……”小伙子试图解释。
“我冷静不了!”杜月梅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们就是骗子!强盗!我辛辛苦苦交了三十年的钱,那是我养老的救命钱!你们说没有就没有了?还有没有王法了!”
她一边骂,一边开始捶胸顿足,眼泪说来就来,顺着她化了妆的脸往下流,冲出两道白色的印子。
“我一个孤老婆子,从日本回来,无依无靠,就指望这点钱活命!你们这是要逼死我啊!”她干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开始嚎啕大哭,拍着大腿,控诉着社会的不公和自己的悲惨遭遇。
周静站在一旁,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她想去拉杜月梅,却被她一把甩开。
“姑,你先起来,有话好好说。”
“我不起来!今天他们不把我的钱给我,我就死在这儿!”杜月梅在地上撒起泼来。
周围的人指指点点,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同情她,跟着附和说社保局办事不靠谱;有人觉得她太丢人,摇着头走开了。
最后,还是大厅的保安和一位像是领导模样的人走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杜月梅劝到了旁边的小办公室里。
周静不停地跟人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姑她年纪大了,情绪有点激动”。她觉得自己的脸都被丢尽了。
在办公室里,无论那位领导怎么解释,说需要进一步核查档案,让她先回家等消息,杜月梅就是不听。她认定了是他们内部搞错了,或者是有人想贪掉她的钱。
最后,周静几乎是半拖半拽地,才把精疲力尽的杜月梅弄出了社保局。
坐进车里,杜月梅还在哭哭啼啼地咒骂着,骂社保局的人都是黑心的贼,骂周静没用,连个小职员都搞不定,眼睁睁看着姑妈受欺负。
周静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发动了车子,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回到家,杜月梅像是被抽掉了骨头,瘫在沙发上。但她的嘴没停,把在社保局没骂完的话,对着周静又重复了一遍。
“都是你!没用的东西!让你陪我去,你就跟个木头一样杵在那儿!我要是有个有本事的侄女,他们敢这么对我吗?”
“一个破办事员,都敢骑到我头上来!这要是在日本,我一个电话投诉过去,他就得立马卷铺盖走人!”
周静默默地回了自己房间,关上了门。她不想听,一个字都不想听。
李明下班回来,看到家里一片狼藉,杜月梅在客厅里唉声叹气,周静在房间里不出来,就知道今天肯定没好事。
听周静小声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李明冷着脸,只说了一句:“自找的。”
从那天起,杜月梅开启了她轰轰烈烈的“维权”之路。
她先是找到社区,在办公室里坐了一下午,把自己的遭遇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要求社区给她出头。社区的工作人员好言相劝,说这事他们管不了,让她还是找社保局。
她又开始打各种市长热线、投诉电话。电话一接通,她就声泪俱下地控诉,把自己的故事讲得闻者伤心,听者落泪。
可电话那头永远是客气的官方辞令:“女士,您反映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会转交相关部门处理,请您耐心等待。”
等待,又是等待。杜月梅的耐心在这些无尽的等待中被消磨殆尽。
她变得更加暴躁和偏执。她认定这是一个巨大的阴谋,所有人都串通好了要坑她这个无依无靠的老人。
她甚至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她让周静的儿子教她怎么录视频,然后把自己打扮得凄惨无比,坐在窗边,对着镜头哭诉。
“各位网友,你们给我评评理啊!我叫杜月梅,今年75岁了。我在国内交了三十年的社保,如今老了,回国想领点养老金,他们却说我的账户被注销了!我三十年的血汗钱啊,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没了!天理何在啊!”
她把视频发到了一些本地的论坛和短视频平台上,希望能引起舆论的关注。
孙建国从日本打来电话,语气里满是疲惫。
“妈,你能不能别闹了?我听周静说了,人家让你等消息,你就不能等等吗?非要搞得这么难看?”
“我闹?”杜月梅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我在维护我自己的权利!那是我应得的!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烦了?觉得我给你丢人了?我告诉你孙建国,这钱我要不回来,我就去你日本的公司闹!我让你媳妇看看,她婆婆在国内过的是什么日子!”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最后只剩下一声叹息和挂断的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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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梅把手机狠狠地摔在沙发上。她觉得全世界都背叛了她。
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周静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是社保局打来的,一位自称姓陈的主任。陈主任在电话里的语气很客气,但也很坚定。
他说,关于杜月梅女士反映的情况,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原始档案都调了出来。
为了把事情彻底说清楚,避免误会,希望可以安排一次面谈,当着杜月梅的面,把所有文件都给她看。
周静把这个消息告诉杜月梅时,杜月梅的眼睛瞬间又亮了。
“你看!他们心虚了!肯定是查出来他们自己搞错了,现在想私了了!”她立刻从沙发上坐直了身体,精神头又回来了。
“我告诉他们,没门!想让我不追究,可以,把我的钱连本带息都还给我,还得给我精神损失费!”
面谈那天,杜月梅像是要上战场的将军。
她特意穿了一身黑色的衣服,脸上不带一丝笑容,表情肃穆又带着几分悲壮。她觉得,这是最后的决战,她必须赢。
在社保局那间小小的会议室里,陈主任已经在等着了。他四十多岁,看上去很沉稳,不像上次那个年轻的小伙子。
杜月梅一坐下,就开门见山:“陈主任是吧?我的事情,你们查清楚了?是不是你们搞错了?”
周静坐在她旁边,紧张地搓着手。
陈主任没有急着回答,他只是从旁边一个厚厚的牛皮纸档案袋里,抽出一沓泛黄的纸张,推到杜月梅面前。
“杜女士,您别急。我们先把事实摆出来看。”
杜月梅低头看去,第一页就是她的个人信息和缴费记录。上面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地记录着从她年轻时开始,每一年的缴费金额和单位。
在档案的最下面,有一个汇总栏,上面用打印体写着:“累计缴费年限:30年”。
杜月梅的脸上立刻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她用手指重重地点了点那行字,抬起头,看着陈主任。
“看到了吧?白纸黑字!三十年!一分都不少!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她的声音里充满了压抑不住的得意和挑衅。
周静也松了一口气,心想,看来真的是他们搞错了。
陈主任没有和她争吵,而是冷静地将档案翻到了下一页。那一页上,只有一份单独的文件。
他用手指着那份文件,一字一句地,清晰地说道:“杜女士,您说的没错,缴费记录确实是三十年,一分不少。问题,不出在这里。”
他把文件往杜月梅面前又推了推。
“您看这份文件,《出国定居人员一次性退保申请表》。申请日期,是十二年前的五月份,就在您去日本之前。
上面写明了,申请人杜月梅,因出国定居,自愿申请一次性退还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全部储存额,并终止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陈主任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钉子,砸进杜月梅的耳朵里。
“这笔钱,本金加利息,总计八万七千三百元整,在当年六月初,已经一次性汇入了您当时提供的银行账户。这里……”
他的手指,最终落在了申请表最下方的签名栏上。
“是您当年的亲笔签名,和您按下的红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