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日本战败,落入苏联手中的上万名女战俘,她们的遭遇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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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十九年来,田中明子一直被教导,她是帝国花园里一朵含苞待放的樱花,沐浴着天照大御神的光辉。

可当苏联人的坦克碾碎伪满洲国那层薄脆的“王道乐土”时,她和成千上万朵“樱花”一同被狂风卷起,成了漫天飞舞的尘埃。

她们的旅途终点是西伯利亚,但真正的恐惧不是冰雪,不是劳役,而是当其中一些最娇艳的花朵,被从杂草中单独挑选出来之后,所面对的一切...



一九四五年的夏天,新京的空气黏腻得像化不开的麦芽糖。

知了在院子里的榆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仿佛要喊尽一个时代的最后一口气。

田中明子跪坐在榻榻米上,小心翼翼地为父亲田中信一整理着书房里的文件。

父亲是满洲国官厅的高级文员,那些印着繁复汉字和片假名的公文,在明子眼里,就是父亲权威的象征。

她穿着一身素雅的棉布和服,乌黑的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温顺的发髻。十九岁的她,皮肤像刚剥壳的鸡蛋,一双眼睛总是带着点不谙世事的好奇。

收音机里,女播音员用一种打了鸡血的语调,播报着“皇军”在南方战线的“转进”捷报。

一切都和昨天,和去年,没什么两样。

突然,一阵尖锐、撕裂空气的啸叫从遥远的天际传来,由远及近,瞬间放大成震耳欲聋的轰鸣。

不是演习。

那种声音带着死亡的金属颤音,让整栋木屋都在发抖。

父亲猛地从书桌后站起来,脸色煞白。“快,去地下室!”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挪动脚步,大地就开始剧烈地摇晃。窗外的天空被染成了橘红色,浓烟像巨大的章鱼触手,从城市的四面八方升起。

街上乱了。彻底乱了。

人们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四处奔逃,尖叫声、哭喊声和听不懂的俄语叫骂声混在一起。明子紧紧抓着母亲的手,被人流推搡着,挤压着。

“跟紧我,明子!”母亲的声音在混乱中变得尖利而陌生。

一枚炮弹在不远处炸开,气浪把她和母亲冲散了。她摔倒在地,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几双粗糙的军靴就踩在了她的周围。

她抬起头,看到几张斯拉夫人种的年轻面孔,他们的眼神里没有愤怒,也没有同情,只有一种看牲口的冷漠。一支冰冷的枪口顶在了她的额头上。

世界在那一刻安静了。

她被粗暴地拽起来,和其他被抓住的日本女人、孩子一起,被赶羊一样驱赶到一处广场上。

人群里有穿着体面和服的贵妇,有和她一样惊慌失措的少女,还有一些穿着护士服的女人。

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护士,大概三十五六岁,短发,眼神异常镇定。她正试图安抚一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年轻女孩。

苏军士兵在她们中间穿行,毫不客气地从她们手上、脖子上和耳朵上扯下首饰,将她们随身的小包和行李全部倒在地上,然后用脚随意地拨弄着。

明子的一个小巧的刺绣钱包被一个士兵挑了出来,他粗鲁地拉开,里面的几张伪满洲国纸币和一张全家福照片散落出来。士兵捡起照片看了看,轻蔑地笑了一下,随手扔进了泥水里。

明子下意识地想去捡,却被旁边伸出的一只手死死按住了。

是那个短发护士。

“别动。”她用日语低声说,“想活命,就别做任何多余的事。”

这个女人叫越水悦子。后来,明子才知道,她在战场上待了五年,见过的死人比明子见过的活人都多。

她们成了战俘。

没有审判,没有宣告,只是从“帝国的子民”这个身份,变成了没有名字的财产。

通往西伯利亚的旅程,是从一节密不透风的闷罐火车开始的。

上百个女人被像塞沙丁鱼一样塞进黑暗的车厢,门从外面被铁条锁死。空气中弥漫着汗臭、恐惧和绝望混合成的酸腐气味。

火车开动时,车厢猛地一晃,许多人摔倒在地,引发一阵哭喊和咒骂。

“都闭嘴!”一个沙哑的声音响起,是悦子。她靠在车厢的角落里,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省点力气。哭声会引来麻烦,也会耗干你们自己。”

明子被挤在悦子身边,黑暗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她能感觉到身边陌生身体的温度和呼吸,能听到压抑的啜泣和低低的呻吟。

第一天,没有食物,没有水。

第二天,依旧没有。

有人开始疯狂地捶打车厢壁,用嘶哑的嗓子叫喊。但外面除了车轮碾过铁轨的“咔哒”声,没有任何回应。

到了第三天,车门终于被拉开一道缝隙。

刺眼的阳光射进来,让所有人都眯起了眼睛。两个苏军士兵抬着一桶浑浊的水和一筐黑乎乎的面包,像喂猪一样扔了进来。

人群疯了。

女人们一拥而上,为了抢夺一口水、一块面包而推搡、抓挠。明子被人撞倒,眼看就要被踩在脚下。

一只手抓住了她的后衣领,把她从混乱中拖了出来。是悦子。

悦子不知从哪里弄到了一小块面包和半军用水壶的水,她掰了一半面包递给明子。

“吃。”

明子接过面包,狼吞虎咽地塞进嘴里。那面包又干又硬,剌得嗓子生疼,但她觉得这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东西。

“你怎么……”

“等他们抢得差不多了再去。”悦子平静地说,“最饿的人最没力气,最渴的人最疯狂。你要学会等。”

悦子教给了明子在囚途中的第一课。

火车一路向北,窗外的景色从郁郁葱葱的田野,变成了荒凉的草原,最后化为一片无垠的白色雪原。车厢里开始有人生病,发高烧,说胡话。然后,死去。

尸体就躺在活人中间,没人有力气去移动,也没有地方可以移动。直到停车时,才被士兵像拖麻袋一样拖走。

起初,每次有人死去,车厢里都会响起一片哭声。后来,大家渐渐麻木了。死亡成了这趟旅程的一部分,就像饥饿和寒冷一样。

明子靠着悦子的庇护,学会了如何蜷缩身体以保存热量,如何从凝结在车厢壁上的冰霜刮下一点水汽解渴,如何在所有人都绝望时,保持沉默和观察。

她不再哭了。眼泪在西伯利亚的寒风中,是会结冰的。

不知过了多久,火车终于停了下来。

车门被拉开,一股夹着雪籽的寒风灌了进来,所有人都被冻得打了个哆嗦。

眼前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针叶林,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

林中空地上,矗立着一座巨大的营地,四周是高高的木质哨塔和一圈圈带刺的铁丝网。黑色的乌鸦在灰白色的天空上盘旋,发出“呱呱”的叫声。

这里就是她们的终点,一个代号为“73号”的劳改营。

她们被赶下火车,在雪地里列队,一个满脸络腮胡的苏联军官拿着名册开始点名。但他念的不是名字,而是编号。每个女人都被发了一块钉在衣服上的木牌,上面刻着一个数字。



明子的编号是731。

从这一天起,田中明子这个名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731号”。

劳改营的生活只有三件事:劳动,饥饿,寒冷。

她们的任务是伐木。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中,用简陋的双手锯和斧头,砍倒那些像巨人一样粗壮的松树。

明子从未干过任何体力活,她的手是用来弹琴和写字的。第一天,她的手就被磨出了满掌的水泡,第二天,水泡破了,和粗糙的斧柄粘在一起,每挥动一下都钻心地疼。

木屑和汗水混在一起,在脸上结成冰碴。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皮肤,带走身上最后一丝热气。

每天的食物是一碗看不见菜叶的菜汤,和一块能砸死人的黑面包。

很多人倒下了。她们或是在伐木时被倒下的大树砸中,或是因为冻伤和营养不良,在某个寒冷的清晨再也没有醒来。

明子好几次都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每当她想放弃的时候,悦子就会用手肘狠狠地顶她一下。

“想死?别死在这里,太便宜他们了。”悦子一边熟练地挥动斧头,一边喘着粗气说,“把每一口饭都咽下去,把每一次呼吸都当作战斗。”

悦子教她如何用破布包裹住斧柄,如何站位才能在伐木时最省力,如何将吃剩的一点点面包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

明子像一株被移植到冻土上的热带植物,在悦子这棵坚韧的松树庇护下,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她瘦得脱了形,皮肤变得粗糙黝黑,但眼神却不再是当初那个天真的少女,多了一丝被磨砺出的坚韧。

一个冬天过去了。当冻土开始解冻,嫩绿的苔藓从积雪下探出头时,营地里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那是一队由一名少校军官带领的特别委员会。

这名少校叫伊万诺夫,和营地里其他粗鲁的军官不同,他穿着一身笔挺的呢制军服,皮靴擦得锃亮,脸上总是挂着一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表情。他的眼神像探照灯一样锐利,扫过人群时,让每个人都感到一阵寒意。

他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进行一次“筛选”。

所有的女战俘被命令停下手中的工作,在空地上集合。

伊万诺夫少校和他的副官们拿着一个名册,让女人们逐一上前,接受一种奇怪的“体检”。

他们不关心你是否健康,是否能干活。

他们让每个女人伸出双手,仔细查看上面是否有老茧;他们掰开她们的嘴,检查牙齿;他们用生硬的日语或通过翻译,询问她们战前的职业,受教育程度,家庭背景,甚至是否会说其他外语。

整个过程安静而诡异,像是在挑选某种特殊的商品。

营地里立刻流言四起。

有人说,被选中的人可以离开西伯利亚,被送到莫斯科的工厂里去做工,那里有面包和暖气。

也有人惊恐地窃窃私语,说被选中的人,会被送去当军官的仆人,或者更糟,被送进秘密的实验室,当做医学实验的样本。

因为去年,附近一个男战俘营里,一些有医学背景的战俘就被带走了,从此音讯全无。

未知的命运,比看得见的苦役更让人恐惧。

每一次点名,都像一次审判。被念到编号的女人,会在众人复杂的目光中被带走,然后,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里,再也没有出现过。

轮到明子时,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编号731。”副官念道。

明子上前一步。伊万诺夫少校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几秒钟,然后又落在她那双虽然粗糙但手指依旧纤长的手上。

“战前做什么?”他身边的翻译问道。

“学……学生,有时帮父亲整理文件。”明子紧张地回答。

“什么文件?”

“官厅的……公文。”

伊万诺夫少校的眉毛微微挑了一下,他在名册上明子的编号旁边,用钢笔画了一个小小的五角星。

明子不知道这个五角星意味着什么,但一种强烈的不安攫住了她。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劳作结束,所有人都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大通铺。点名声在死寂的营地中再次响起。

军官念着一个个编号,被念到的人收拾起自己仅有的一点点物品,麻木地走出监舍。

然后,一个清晰的声音念道:“编号731,田中明子。”

空气仿佛凝固了。监舍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集中在了明子身上。那目光里有同情,有恐惧,还有一丝庆幸——庆幸被念到的不是自己。

悦子紧紧抓住她的手,手心冰冷,嘴唇动了动,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两名沉默的士兵走到明子面前,一左一右地架住她的胳膊,将她带离了这间她住了快一年的、充满汗臭和霉味的监舍。

她被带出了监区,脚下的泥泞路在昏黄的探照灯下泛着油光。他们没有走向营地大门,而是拐向了营地边缘,那里有一栋独立的小楼。

这栋楼是整个劳改营里,唯一一栋用红砖砌成的、看起来很坚固的建筑。它有两层高,窗户都被木板钉死了,在灰败破落的营区中显得格外突兀。

最刺眼的是它的大门,一扇厚重的、被涂成深红色的木门。那红色,像凝固的血。

士兵在红门前停下。

伊万诺夫少校已经在那里等着了。他还是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看了明子一眼,那眼神像一把冰冷的手术刀,似乎能剖开她的身体,看穿她的内脏。

少校对士兵挥了挥手,示意他们放开明子。然后,他亲自上前,转动门把手,推开了那扇沉重的红门。

门内不是明子想象中的任何一种场景。没有审讯室的刑具,没有军官奢华的卧室,甚至没有她以为的温暖食堂。

门后,是一条长长的、光线惨白的走廊。走廊两边的墙壁被粉刷得雪白,白得刺眼。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重的、纸张和墨水混合着来苏水消毒液的奇特气味。

伊万诺夫少校用下巴朝里面点了点,示意她进去。

明子犹豫了一下,还是迈开了脚步。在她跨进门槛的瞬间,身后那扇沉重的红门“砰”地一声关上了,锁扣“咔哒”一声清脆地落下,将外面西伯利亚的寒风、监舍的嘈杂和悦子担忧的目光,彻底隔绝。

明子独自一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惨白走廊里,四周死一般寂静,只有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一样在耳边狂响。走廊的尽头是一片深不见底的昏暗,她看不清那里有什么。

身后已无退路,前方是无尽的未知。

这扇门的背后,等待她的,究竟是怎样一种远超肉体折磨的、“令人不寒而栗”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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