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81年开春，场部那个唯一的返城指标，像块滚烫的烙铁，烫着知青点每个人的心。
我叫赵卫东，是这群人的头儿。
最后，我把这块烙铁塞给了一个叫林芳的女知青。她家有急事。
她走的时候，天还没亮，塞给我一支崭新的英雄钢笔，压着嗓子说，以后有机会回城，去市委大院找她爸林建成，兴许有转机。
许多年后，我揣着这句不着边际的话，站在了市委大院门口，像个要饭的...
1981年的风，刮在东北农场的荒野上，跟刀子没两样。风里夹着黑土地翻出来的腥味儿，还有人身上那股子散不掉的汗酸味。
我叫赵卫东，在这片地里刨了快八年了。手上的茧子，比脚底的皮都厚。
知青点里的人都叫我“卫东哥”，不因为我年纪最大，是因为我拳头硬，脑子也还能转转弯。
谁家分的口粮少了，谁跟当地老乡起了冲突，最后都得我出面去掰扯。
这天，太阳毒得能把人头顶的头发丝烤卷了。
我们这帮人，像一群插在地里的蔫吧稻草人，正弯着腰抢收大豆。豆秆子割在手上，拉开一道道细小的血口子。
“歇会儿，都他妈歇会儿！”我直起腰，吼了一嗓子。
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钻进眼睛里，又咸又涩。
大家稀稀拉拉地瘫坐在田埂上，没人说话，只有呼哧呼哧的喘气声。
远处拖拉机突突地开过来，是场部的老王。车斗里除了几个空麻袋，还有一封信。
老王把车停稳，跳下来，捏着那个牛皮纸信封，像捏着个烫手的山芋。
“场部来的，给你们知青点的。”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一下，全钉在了那个信封上。空气都好像凝固了。
我走过去，接过信。信封没封口。我掏出来，就一张纸，上面是打印的黑体字。字不多，但每个字都像个小炸弹。
“关于1981年度知青返城指标的通知……经上级研究决定，分配你点返城指标一名……”
一名。
就一名。
整个田埂上，死一样的寂静。刚才还累得跟死狗一样的几十号人，眼睛里瞬间冒出了绿光，像荒原上饿了半个月的狼。
这个指标，就是一根扔进狼群里的骨头。
消息传开的当天晚上，知青点的气氛就变了。
往常凑在一起吹牛打屁的，现在见了面，眼神都躲躲闪闪。前两天还为了一盒烟能打起来的两个人，现在勾肩搭背，不知在角落里嘀咕什么。
住在东头的小李，他爸是县里供销社的主任，当天就给他爸拍了加急电报。
西头那个上海来的小子，平时宝贝得跟眼珠子一样的两罐麦乳精，当晚就拎着去了场部书记家。
连平时最老实的几个女知青，也开始有意无意地往场部办公室跑，不是去问问场长身体好不好，就是去帮着打扫卫生。
我没动。
我爹妈是普通工人，死得早，城里没一个能说得上话的亲戚。
我能凭的，就是这八年攒下的资历，还有一身的苦力。场部开过几次小会，几个领导嘴上都透着风，说这个指标，十有八九是我的。
因为这个“十有八九”，我成了靶子。
有人说我平时拉帮结派，搞小团体主义。
有人说我去年冬天为了给大伙儿弄点猪肉，跟屠宰场的人打过架，作风有问题。
脏水一盆一盆地泼过来，我没吭声。我知道，这会儿谁急，谁就先输了。
我照样天不亮就起床，带着人下地。谁干活偷懒，我照样骂。谁因为指标的事闹别扭，我照样把两个人拎到一边，一人一脚。
“都他妈给我老实点！指标下来之前，谁也别给老子作妖！”
大家看我的眼神更复杂了。有怕，有恨，也有那么一丝说不清的依赖。
在这场人人自危的混战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林芳。
她好像是透明的，所有人都当她不存在。
她一年前才从市里下来，身子骨弱，皮肤白得像窗户纸。刚来的时候，半天活儿干下来，晚上就在被窝里偷偷哭。
她不像别的女知青，会跟男的撒个娇，或者凑在一起说城里的新鲜事。她总是一个人，话很少，眼神总是怯生生的，像只受惊的兔子。
大家都在为了指标挤破头的时候，她还是跟以前一样，默默地干活，分派什么就做什么，从不抱怨。只是人更瘦了，风一吹就能刮跑的样子。
她不争，别人也懒得把她当对手。一个病秧子，谁会把宝贵的名额给她？
那天半夜，我被尿憋醒。知青点的茅房在院子角落。我趿拉着鞋出去，路过女生宿舍窗下，听见一阵压抑着的、很小声的抽泣。
我停下脚，借着月光，看见一个瘦小的影子蹲在窗户底下。是林芳。
她手里攥着一封信，纸都快被她手心的汗浸烂了。我没过去，也没出声，转身回了屋。
第二天，我找了个由头，跟平时和林芳走得近一点的吴小燕聊天。
“林芳她……是不是家里有事？”我递给吴小燕一根烟。她不抽，摆摆手。
吴小燕叹了口气，压低声音说：“卫东哥，你不知道。她妈病得很重，是癌。医院都说不行了，让她回去见最后一面。她前两天刚收到的信。”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不轻不重地砸了一下。
我问：“她怎么不跟场部说？”
“怎么说？谁家没点困难？这时候说这个，人家还以为她是为了争指标编瞎话呢。她那人，又要面子，开不了口。”吴小燕说。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在河边坐了很久。
河水浑黄，慢慢地流着。我想起我爹妈去世的时候，我没能守在跟前，成了这辈子最大的疙瘩。
回城，我做梦都想。回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找份工作，像个正常人一样活着。
可林芳那封信，像个小秤砣，在我心里一上一下地颠着。
最后一面。这四个字，分量太重了。
场部决定最终人选的会议，定在周五。
周四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抽了半包“大生产”，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把那支没抽完的烟在鞋底上摁灭，心里有了决定。
第二天，知青点的所有人都被叫到了场部的大会议室。屋里坐得满满当当，烟味、汗味混在一起，熏得人脑仁疼。
场长清了清嗓子，开始念一堆套话。什么“根据大家的一贯表现”，什么“经过组织慎重考虑”。
我坐在下面，能感觉到几十道目光跟探照灯一样在我身上扫来扫去。
“……综合来看，赵卫东同志各方面表现突出，是老知青，对农场贡献大……”场长顿了顿，拿起桌上的茶杯，似乎下一秒就要宣布最终结果。
屋里静得能听见苍蝇飞过的声音。
我站了起来。
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场长也愣住了，举着茶杯，看着我。
我没看他，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的林芳身上。她低着头，脸白得吓人。
“场长，”我开口，声音有点哑，“这个指标，我不能要。”
全场哗然。
“卫东哥你疯了？”
“搞什么名堂？”
我没理会那些议论，继续说：“我身体好，还能在农场多干几年。林芳同志，她家里有特殊困难，比我更需要这个指标。我提议，把这个名额给她。”
我话说完，整个会议室死一样的寂静。
场长看着我，眼睛里全是审视和不解。
我梗着脖子，跟他对视。
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像一场闹剧，收尾得猝不及防。
没人再闹了。我这个最有力的人选都主动退出了，他们再争下去，就显得太不是东西。
林芳拿到指标的那天，找到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摆摆手，让她赶紧去办手续。
她走的那天，是个阴天，凌晨四点多。天边泛着一点灰蒙蒙的白。长途汽车站离我们这儿有十几里地，知青点的人，破天荒地都起来送她。
大家心里什么滋味，我不知道。或许是解脱，或许是嫉妒，或许也有一点佩服。
车快来的时候，林芳把我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用干净手帕包着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卫东哥，这个给你。”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金色的笔尖在晨光里闪着光。在当时，这可是个金贵玩意儿。
“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我把东西推回去。
“你必须收下。”她态度很坚决，眼睛红红的，“我没什么能谢你的。”
她顿了顿，凑近了些，压低声音，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极其郑重的语气说：“卫东哥，你记着。以后，要是……要是有机会回城了，你一定去市委大院找我父亲。他叫林建成。你就跟门卫说，是林芳让你来的。我爸他……兴许有转机。”
市委大院？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地方，在我这种人的概念里，跟北京城里的紫禁城差不多。
汽车的喇叭声响了。
林芳没再多说，冲我点了点头，转身挤上了那辆破旧的班车。
车开走了，卷起一阵黄土。我捏着那支冰凉的钢笔，站在原地，心里五味杂陈。
转机？一个在市委大院工作的人，能给的转机，那得是多大的转机？
林芳走了，知青点的日子又恢复了原样。不，也不完全一样。
大家看我的眼神变了。没那么多敌意了，但多了些距离。他们可能觉得我这人，有点傻，或者说，有点琢磨不透。
我也懒得去琢磨他们。我把那支英雄钢笔用手帕小心翼翼地包好，压在了我那个破木箱子的最底下，连同那句“兴许有转机”的话，一起锁了起来。
日子像温吞水，一年一年地过。
82年，83年……知青返城的口子越来越大。点上的人，靠着各自家里的门路，陆陆续续都走了。每走一个，大家就凑钱吃顿散伙饭。喝到最后，都是抱着哭。
哭完了，第二天，人去屋空。
最后，整个知青点，就剩下我跟另外两个家里实在没任何办法的。
到了85年，知青这个词，都快成历史了。场部给我们最后几个人解决了身份问题，转成了农场的正式职工。
这意味着，我这辈子，可能就要撂在这片黑土地上了。
我认了。
第二年，我经人介绍，跟农场机修厂的一个女工结了婚。她叫秀兰，人很朴实，话不多，但手脚麻利，心眼好。我们没什么爱情不爱情的，就是觉得能搭伙过日子，挺好。
婚后第二年，我们有了个儿子，叫小军。
有了家，有了孩子，回城的念头，就像灶坑里最后一点火星，彻底熄了。
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老婆孩子身上。我拼命干活，在农场里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干，就为了多挣几个工分，让秀兰和小军能吃得好一点。
那支英雄钢笔，我再也没拿出来过。
林芳这个名字，也像是上辈子的事，偶尔在脑子里闪一下，很快就过去了。市委大院，林建成，转机……这些词，听起来更像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一直过下去。
直到小军六岁那年。
80年代末，农场的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地还是那些地，但收成好像被什么东西吸走了精气神，一年比一年差。
场里开始拖欠工资，有时候一个月只能发下来一半，有时候干脆就是一堆卖不出去的土豆白菜。
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
秀兰把一件衣服拆了，给小军改了条裤子。晚上在煤油灯下缝补的时候，她总是不住地叹气。
真正让我心里那根弦绷断的，是小军上学的事。
农场有个子弟学校，其实就是几间破瓦房。教书的老师，是场里一个老会计，连普通话都说不标准。
小军上了半年学，回来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书本被他卷得起了毛边，眼神里却没了刚上学那会儿的光。
一天晚上，他拿着课本问我：“爸，书上画的火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跑起来，是不是比场里的拖拉机快？”
我看着他那双清澈又充满渴望的眼睛，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的儿子，不能一辈子连火车都没见过。
不能像我一样，困死在这里。
那天晚上，秀兰又哭了。她没出声，就是背对着我，肩膀一抽一抽的。
“卫东，咱们小军，不能就这么耽误了。”
我一晚上没合眼。
天快亮的时候，我下了床，打开那个尘封多年的木箱子。箱子底，放着一个小布包。
我打开布包，那支英雄钢笔静静地躺在里面。
快十年了，笔杆依然光亮如新，好像昨天才拿到手。
我把钢笔拿在手里，那冰凉的触感，一下子把我拉回了81年那个清晨。
“去市委大院找我父亲……兴许有转机。”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混沌的脑子。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我把钢笔攥在手心，走到秀兰跟前。
“我想去趟市里。”
秀兰看着我手里的钢笔，她知道这支笔的来历。我当年跟她提过一嘴。
她沉默了很久很久。然后，她起身，从柜子最里面拿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包，一层层打开，里面是家里所有的积蓄。一百二十一块三毛钱。是她一分一分攒下来的。
她把钱塞到我手里。
“去吧。”她说，眼睛红了，“为了小军，也为了你自己。就算……就算不成，咱也认了。至少，你出去看一眼。”
我捏着那叠毛票，手抖得厉害。
我没跟任何人说，就跟场里请了几天假，说家里有急事。
我告别秀兰和小军，揣着那一百多块钱，还有那支英雄钢笔，第一次踏上了去市里的火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驶向那个我已经快要忘记模样的城市。
十年了。
城市的变化让我眼花缭乱。高楼，汽车，穿着喇叭裤、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我穿着一身农场发的蓝色工作服，站在这车水马龙的街头，像个刚从土里刨出来的土包子，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我花了半天时间，问了十几个人，才磕磕绊绊地摸到了市委大院。
那朱红色的大门，门口站着笔直的警卫，高高的围墙……这一切都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兜里揣着的那点钱，连住一晚最便宜的招待所都不够。我没有退路。
我在大门对面的马路牙子上坐了两个小时，抽了三根烟，才终于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走了过去。
“同志，我找人。”我走到警卫跟前，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
警卫的目光像锥子一样，把我从头到脚扫了一遍。
“找谁？哪个单位的？”
“我找……我找林建成同志。”我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声音都在发颤，“是他的女儿，林芳，让我来的。”
警卫皱了皱眉，眼神里全是怀疑。他把我晾在一边，走进旁边的传达室，拿起了那个红色的电话。
他对着电话说了几句，我听不清。只能看见他一边说，一边扭头看我。
几分钟后，警卫的表情变得有些古怪。他放下电话，走出来，对着我说：“你进去吧，到三号楼，会有人下来带你。”
我的心“怦怦”狂跳起来。
有戏！真的有戏！
我跟着一个从楼里出来的年轻干事往里走。大院里很安静，到处是绿树。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走路都顺拐了。
我脑子里飞快地想象着即将发生的场景。那位叫林建成的领导，会是什么样子？是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见我吗？他会问我什么？我该怎么回答？
年轻干事把我领到三号楼一楼的一间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
“进来。”里面传来一个有些苍老的声音。
干事推开门，对我说：“你进去吧。”然后就转身走了。
我深吸一口气，迈进了办公室。
屋子不大，摆着两张旧办公桌，一股子旧纸张和墨水的味道。一个男人正背对着我，在一个大铁皮柜子前整理着什么。
他听见我进来，转过身。
赵卫东愣住了。这……这就是林芳的父亲？一个手握“转机”的市委领导？
眼前的男人，大概五十多岁，头发花白，面容清瘦，脸上全是皱纹。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袖口都磨破了。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走路的姿态有些不自然，一条腿微微有点跛。
他看起来，比我们农场的书记还要朴素，甚至……有点落魄。
男人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露出一丝复杂的微笑，主动朝我伸出手。
“你就是赵卫东同志吧？我是林建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