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4次死里逃生，一次比一次接近死亡，刺客感叹：他运气真好！

龙云这辈子，四次差点送命，回回都活下来了。

外人说他命硬、运气好，其实哪有什么天降好运——全是自己挣的。

他1884年出生在云南昭通，彝族人。爹走得早，家里穷，从小就知道世道艰难。不爱念书，就爱练武。

前后拜了五六位师父，其中有个叫马得胜的，功夫深得离谱。

传说这人被判绞刑，行刑时两个壮汉勒牛筋绳都勒不死，还在刑场上慢悠悠吃了一碗汤圆，人称“马汤圆”。

龙云跟他学轻功、练气功，又兼修少林长拳和武当太极。十几岁就在本地械斗里打遍四方，没人敢惹。

1914年，一个法国大力士在昆明摆擂，公开叫板中国人。

龙云那会儿正拉肚子，浑身没劲，照样登台。

三下五除二，把那个两米高的洋人撂翻在地。

这事他讲了一辈子，七十多岁还能站起来比划几招，动作干脆利落。

这份敢打敢拼的底气，藏着乱世里最珍贵的硬气。就像有些好物，凭实力经得起时光淬炼，为生活添一份靠谱底气。

而龙云的硬气，从不只停留在拳脚功夫上。

进入军旅后，他的眼界与格局，让这份硬气有了更厚重的底色。

辛亥革命后，他因表现突出，被唐继尧送进云南讲武堂。

这学校不简单，和保定军校、日本士官学校齐名，朱德、叶剑英都是校友。

龙云在这儿脱了草莽气，成了正经军官。

没几年，升到滇军第六军军长，手握兵权。但也正是这时候，第一次杀身之祸来了。

1927年6月13号深夜，政敌胡若愚突然带兵围了他家。

当时，龙云还在睡觉，250人的卫队眨眼就被缴了械。

被缴械后，他想翻墙跑，结果胡若愚早有防备，直接朝院子开炮。

一块弹片划中左眼，疼得他动弹不得，只能束手就擒。

胡若愚命人打了铁笼子，把他关在五华山顶一个多月。左眼没得到医治，彻底瞎了。从此，他一辈子都戴着那副黑框眼镜。

万幸的是，部下卢汉等人逃了出去，迅速集结部队反攻。胡若愚顶不住压力，只好放人。

龙云一脱险，立马反手夺权，从此牢牢掌控滇军，主政云南整整18年。

可安稳日子没过几年，内乱又起。

1930年，他派兵打广西，结果被李宗仁、白崇禧打得大败。

为加强控制，他搞“废师改旅”——绕过师长，直接指挥团长。

这一动，几个师长不干了。

1931年3月10日，卢汉、朱旭等四人联合逼宫，要求他交出心腹。

龙云二话不说，连夜坐飞机逃到羊街机场。

没想到四人反而慌了——他们知道龙云手里还有兵。

蒋介石趁机介入，命令他们接受改革，还派人把龙云接回昆明。

两个月后，又有军官龙雨苍、张继良发动兵变。

消息提前泄露，被龙云轻松镇压。

他在云南的地位反而更稳了。

抗战期间，他和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深。

他名义上服从中央，但始终防着蒋插手云南。

红军长征路过时，他亲眼见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感叹：“全世界哪有这样纪律严明的军队！”

后来他和中共高层来往密切。

1937年，他用专机把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从西安送到南京开会。还和朱德约了秘密联络方式。这些事让蒋介石非常警惕。

1945年，蒋介石以受降为名，把滇军主力调去越南。龙云在昆明成了孤家寡人。

10月3日凌晨，杜聿明奉命带兵包围龙云公馆，切断电话线，发动突袭。龙云察觉不对，从后门悄悄溜走，躲进五华山警卫营，组织抵抗。

从手握兵权到沦为软禁对象，龙云的处境急转直下，而真正的考验，恰在这场绝境之中悄然降临。靠谱的选择，总能在低谷时照亮前路。

凭借过人的胆识与精准的判断，龙云在绝境中寻得生机，更在时代浪潮里守住了内心的大义。

宋子文出面调解，保证他安全。为避免流血，龙云同意去重庆“任职”。表面升官，实际被软禁。

在重庆三年多，他行动受限。1946年，周恩来秘密登门，只说了两个字：“快跑。”点醒他处境危险。

1948年，蒋介石邀他去台湾“视察”。

龙云心知肚明：去了就回不来了。

他找到老朋友陈纳德——飞虎队的指挥官。两人抗战时合作多年，交情很深。陈纳德不顾风险，以6000美元成本安排亲信接应。

12月8日清晨，龙云乔装出门，避开特务监视，成功登上飞往香港的飞机，彻底脱身。

到香港后，他积极联络旧部，推动云南和平起义，公开反对蒋介石。

此举彻底激怒蒋。

1949年，蒋介石密令军统头子毛人凤派特务叶翔之赴港刺杀龙云。叶翔之收买了龙云的前机要秘书蒋唯生，打算在酒里下慢性毒药。

但毒药难搞，计划迟迟不能实施。后来改成强闯行刺。一切准备就绪，动手前一天，上级突然下令：目标换成刚到香港的杨杰。

结果杨杰遇害，龙云再次躲过一劫。

事后，叶翔之对人说：“龙云运气真好。我已准备动手，杨杰做了他的替死鬼。”

四次生死关头，他全都活下来了。

第一次靠武功脱身，第二次靠判断力避祸，第三次靠人脉突围，第四次纯属情报变动救了他。

但归根结底，是他自己站得稳、看得清、走得准。

他少年习武，不是为了逞强，而是乱世保命的本事。

他主政云南，不盲从中央，也不投靠外敌。

他晚年选择回归，是因为认准了国家统一的大义。

1950年，他从香港回到北京，受到礼遇。1962年病逝，终年78岁。

他的一生，没有侥幸，只有清醒的选择和扎实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