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再谈“台湾有事”

文︱陆弃

1月26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电视节目中的一番表态，再次让台海议题被强行推上舆论风口。她声称，若美军在台海遭到攻击而日本“坐视不理”，美日同盟将面临崩溃，日本必须作出回应。言辞之直接、假设之激进，与其此前关于“台湾有事等同日本存亡危机”的论调一脉相承。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一时情绪化表达，而是在解散众议院、推动提前大选的关键节点上，反复抛出的政治主张。

这番话迅速引发外界关注，并非因为其新意，而是因为现实后果已经清晰呈现。自去年11月高市上台以来，日本对华关系明显下滑，旅游、留学、经贸、产业链层面的震荡正在累积。日本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公民赴日人数大幅下降，相关行业承压明显。与此同时，针对军民两用物项、关键原材料的出口管制与反制措施，已开始触及日本制造业的核心环节。这些并非抽象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成本。

从现象看，高市不断强化“台海危机即日本危机”的叙事，试图将日本的安全边界前推至他国争议核心。这种叙事并非基于国际法义务，也并非来自地区共识，而是以美日同盟为逻辑起点，将同盟责任无限外延。她在节目中反复强调“如果什么都不做就是逃跑”，本质上是在将复杂的安全议题简化为忠诚测试，用道德化语言掩盖战略选择的风险。

进一步看，这种表态并非单纯的外交立场，而是内政逻辑的外溢。在解散众议院、面临选举压力的背景下，强硬对外姿态往往被视为凝聚保守选民、抢占议题制高点的工具。将台海议题塑造成生死攸关的安全危机，有助于弱化经济困境、民生压力等现实议题的讨论空间。然而，这种策略的短期政治收益，往往伴随着长期战略成本。

问题在于，日本并非处于真空环境。任何有关台海的表态，都会被区域国家、全球市场和产业链敏感解读。当日本高层不断释放可能军事介入的信号，其对外形象不再是“风险管理者”，而逐渐被视为“不确定因素”。这不仅加剧中日关系紧张，也让东亚整体安全环境更加脆弱。对依赖稳定预期的资本与产业而言，言辞本身就可能成为风险源。

更深一层的风险，在于对同盟关系的误读。美日同盟的核心是相互协作，但并不意味着日本必须在所有假设情景中自动前置介入。将“美军可能受袭”作为日本行动的触发条件，实际上是在放弃自主判断空间。一旦这种逻辑固化，日本将被迫在并非自身主导的危机中承担不可控后果，战略自主性被进一步压缩。

现实已经给出部分答案。围绕出口管制、反倾销调查、稀土供应等一系列措施，均已对日本形成实质影响。外媒普遍指出，日本在电子、半导体、精密制造领域对中国关键资源仍高度依赖，而替代路径并非短期可行。高市政府试图在安全上“去风险”，却在经济上不断“加风险”，这种结构性矛盾正在显现。

值得警惕的是，高市在记者俱乐部辩论会上一面释放强硬信号，一面又表示愿意“直接对话”，这种表态并不能消解外界疑虑。外交从来不是姿态叠加，而是信号一致性的问题。当言辞持续越线，所谓“积极态度”只会被视为策略性修辞，而非真实转向。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将地区热点问题工具化、选举化，往往会放大误判概率。台海并非日本国内政治的延伸舞台，更不是检验同盟忠诚度的考场。任何轻率承诺，都可能在未来被现实追索代价。

高市的言辞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并不在于措辞本身，而在于其所指向的政策方向。如果继续以对抗性叙事塑造安全议题，日本将不可避免地承受外交收缩、经济承压与战略空间受限的多重后果。真正的责任政治，从来不是高声表态，而是在复杂局势中保持克制、判断边界、守住底线。

当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反复用“最坏情景”塑造公众认知，真正需要被追问的，是这种叙事是否在制造风险，而非防范风险。日本的未来，终究不取决于口号的激烈程度，而取决于是否还能在动荡的地区格局中，保持理性、自主与长远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