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
我叫陈红艳，娘家在农村，我还有一个哥哥。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我们这里是山区，在70年代，我小时候吃饱饭是没有问题了，但是家家户户的日子也不宽裕。
我最盼着去姥姥家，姥姥家离我们这里有几十里路，离县城比较近，姥爷就天天推着货郎车子，在县城做点小本生意。
我母亲有兄弟姊妹6个，她是大姐，我有4个姨，一个舅。
在一个亲戚的帮忙下，大舅去了县城的化肥厂上班，成了一名工人。
大舅非常孝顺，发了工资的时候就给家里，姥姥的床头有一口小瓦缸，里面盛着大舅给买回来的好东西，有苹果，有桃酥，有饼干。
我们去姥姥家的时候，我能吃到当时很稀罕的高粱饴糖，咬在嘴里软软糯糯的，尤其是糖外边的那层大米纸，含在嘴里就化了。
我那几个姨都嫁到了县城的边上，只有母亲嫁到了山区，姥姥和姥爷就很牵挂我们家，有时姥姥也会撵着大舅给我们家送一些好吃的，有时是一条咸鱼，有时是一块肥猪肉。
那些年我们没有少受姥姥家的接济，日子过得才不至于那么寒碜。
姥姥去世的时候，几个姨商量着大操大办，但是大舅一锤定音，他说：“老人活着的时候好好孝顺就行了，老人去世了，我不想花太多的钱，那都是做给活人看的。”
二姨性格比较倔强，她马上反对说：“平时咱孝顺娘是不假，可是邻居们不知道呀，咱要是把咱娘的葬礼简简单单地办了，那样邻居还不得笑掉大牙？会说咱不孝顺的！”
大舅就说：“二姐，孝子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万堆灰，这句话你听说过吗？咱们当儿女的孝敬老人，只要做到问心无愧就行了，至于老人的身后事，去管那么多干嘛？再说咱有那些钱好好孝敬咱爹多好啊！”
这时，一直坐在边上没有吭声的姥爷发话了：“就按我儿子说的办，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你母亲活着的时候你们都很孝敬，我心里有数，咱不听邻居们的闲言碎语，咱去多花钱干嘛？即使花再多的钱，你母亲还能享受到一分钱吗？”
当时我也在姥爷家里参加姥姥的葬礼，大舅的话让我非常佩服，这是活得通透啊！
大舅经常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有时我和哥哥交学费的时候家里钱不够，大舅只要知道了，马上就掏出来送给我们，大舅嘱咐我们有钱就还，没钱就算了。
几个姨家也没少受大舅的帮助，有一回，三姨家盖房子没有钱买水泥，大舅就委托朋友帮忙拉去一拖拉机水泥，也没有让三姨付钱。
大舅在化肥厂上班，每到农忙时节，我们这几家种地用的化肥，都是大舅给买的。
大舅住在城里，这些亲戚去大舅家的时候，也就是拿点农产品，比如半篓子地瓜，一小袋花生或者给烙上包袱煎饼就去了，但是大舅和大舅妈总是把家里的好烟或者好酒给我们。
哥哥初中毕业之后没有考上学，就在村里干活，农闲的时候出去打工。
而我学习比较努力，1988年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考上了中专，上的是农校。
农校毕业以后，我分配进了我们乡镇的农机站工作。
那时候我们这里的化肥厂关门倒闭了，大舅成了下岗工人，下岗后的大舅，他没有失落，而是积极的寻找改变生活的办法。
他和几个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小型的化肥厂，由于大舅在化肥厂上班多年，门路广，生产经验丰富，他们的化肥厂投产以后，生意就红红火火的。
当时我母亲想让我哥去大舅的化肥厂上班，我那几个姨家的表哥表弟、表姐的也都纷纷表示想跟着大舅打工。
但是大舅百口不开，他说：“我不能开这个口子，这个厂子是我们三个人合伙的，当时我们有个协议，我们不能把企业变成家族产业。”
“本来合伙的买卖就不好做，如果我们三个人都让自己的亲戚来上班，慢慢的就会形成三股势力，各自为王，这样工厂还怎么管理？再说，亲戚来上班会给我们的管理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如果别的工人犯个错，我们可以批评指正，但是亲戚的话就不好说了，因为我说了他不一定听，而且还会得罪人。”
“所以我们决定了，工厂里谁的亲戚都不能进，不果你们想要在县城打工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别的工厂，我朋友的那些厂子开的工资也不低。”
大舅的拒绝，一下子得罪了亲戚们 。
那年正月初二，亲戚聚在我家里吃饭。
我那几个姨在背后都不说大舅的好话，都说他发了财，忘了这些穷亲戚，
二姨说：“当年你大舅是趴在我的背上长大的，我放了学，把书包一扔，你姥姥就让我背着你大舅出去玩，现在求你大舅办点事，他都不帮忙，真是气人！”
最小的四姨说：“当年我嫂子坐月子的时候，咱娘把腰摔着了，不能去照顾月子，我在我哥家足足照顾了嫂子一个月，我天天给大人做饭，给孩子洗尿布，晚上孩子哭了，我还得帮着抱起来，因为嫂子是剖腹产，身子虚弱，我给他们家出了那么多力，我哥也不让我儿子去化肥厂干活，真是太过分了！”
这时我父亲说：“大家都别指责他大舅了，你们只想着自己，怎么不想想别人的难处呢？他大舅虽然在工厂里有股份，可是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厂子呀。”
“就像他说的，咱这些小孩进去上班以后，你能保证他处处听人家管理吗？亲戚在那里不好好干的话，不就给他丢脸了吗？再说他们事先有约定，谁的亲戚都不能进，你大舅肯定不能破坏这个规矩啊，咱做事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得学会换位思考！”
我也连忙替大舅说话，我说：“其实这些年大舅帮咱这些亲戚不少了，咱也不能只想着处处找人家索取，县城里有那么多工厂，咱们为什么非得去依靠大舅呢？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规矩，咱不能去给大舅添麻烦！”
在我和父亲的劝说下，我那几个姨才平息了怒火，不再说什么了。
大舅的生意越来越忙碌，和亲戚们的见面机会也少了。
1998年秋天的时候，哥哥要结婚了，我们提前给大舅下了请帖。
不过父亲说大舅有时间的话就来喝喜酒，没时间的话我们也不勉强，也不意外，毕竟大舅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工厂里离不开他。
但是大舅说：“姐夫，你放心，外甥的婚礼我一定去参加，我再忙也得分出轻重来呀。”
我们给哥哥在村里盖起了一溜五间前出厦的大瓦房，结婚之前又精心装修了一番，到处贴上了大红喜字，置办了新的家具家电，喜气洋洋的。
其实当时我们家也根本没有多少钱，那年我父亲生了一场重病，我把攒的1万多块钱的工资，全部交了住院费，哥哥当天办的酒席钱还借了4000块钱。
但是父亲说，哥哥结婚是大事，咱得好好办，当时借点钱不要紧，该花的就得花。
到了结婚的那天早晨，我父亲安排我们没出五服的一个二叔和一个大伯，在门口摆上了一张桌子，上面铺上了红布，他们在那里记账。
亲戚朋友来了以后，所有的礼钱他们会一笔一画地写在账本子上，因为这些钱都需要回礼的，马虎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