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双雪涛遇上双雪涛

一

双雪涛的小说，文艺共现实一色，悲剧与喜剧齐飞，绵密的文字里一般不埋设情绪转换的标记。常常是东北炕上的段子和闲话聊着聊着，突然就杀了个命运的回马枪，猝不及防地把你钉在原地，刺痛缓一步才弥漫全身。

比如小说《飞行家》里写李明奇去见未来的丈人高宽，穿插的回忆里仿佛只是顺手带了几句高立宽与李明奇之父李正道当年的渊源：

“这二十年间，高立宽对李正道还是有几点不满意，第一，没完没了地生孩子，前前后后生了九个，管生不管养，一心都在工作上，这九个孩子见天儿在街上乱跑，穿鞋没有脚后跟，大的带小的，毫无规矩，不成体统。第二，自打学习班回来，再没给他烤过兔子，那天晚上李正道说改天给他烤兔子，一直没有兑现，高立宽的直觉告诉他，兔子比鸡好吃，可是一直没吃着，干等了二十年。第三，李正道自己爬上吊铺，把自己吊死之前，没有找他商量。一个人要死，是个大事，大事应该和人商量，李正道谁也没说，在外面挨了一顿打，回家给九个孩子挨个洗了遍澡，就自己爬到吊铺把自己吊死了。当这么多年干部，到最后死得这么草率，死前也没把他当朋友，高立宽意见很大。”

读小说时，我被这第三条噎了一下，那种吞不下又吐不出的感觉记忆犹新。以至于，看到从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里，李正道的身份改成了工程师，他的死被含蓄地写成了一次发生在七十年代的冒进的“飞行事故”，我难免有点发愣。

愣完之后，我很快发现，影片中围绕着这些新的人物设定，对原著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它的整体基调和叙事性都与小说拉开了不小的距离。比如，还有个细节也与上面那段话有关。小说里李正道到死都欠着高立宽的烤兔子，在电影里被李明奇细心地补了回来——其实，补在这里的，岂止是一只兔子，更是一份家常烟火，一点世俗的温情与礼数，从一开始就给这个人物增加了小说里没有的底色。

二

于是，我们看到，那个在小说里不谙人情世故，也不怎么享受天伦之乐，却将所有心气与情怀，都寄托在缥缈天空的李明奇，那个在“正常人“眼里很不正常的李明奇，到电影里却正常了很多——不仅接上了地气，而且始终密切地与家庭与社会融为一体。

在电影中，除了开始的飞行梦想承接的是父亲倔强的信念（“我相信科学，相信自己，我不撒谎”）之外，李明奇后来两次实现“飞行”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都来自于生活的重压：工厂下岗再就业，为了生计也为了资助当初因为飞行实验失败而致残的小舅子一家，凑钱承包了“佐罗”舞厅——为了招揽生意，他重启热气球给舞厅打广告；第二次，舞厅遭到北京商人庄德增的巧取豪夺，小舅子的儿子小峰先天性心脏病突发——为了支付十万元手术费，李明奇身上贴满广告，表演穿喷气背包从塔上往雪地上的靶心跳。

这些小说里没有的故事构成了电影的情节主线，不仅顺应商业逻辑显著增加了视听元素，也悄然改变了小说的叙事内核和感情色彩。小说的重点落在李明奇离经叛道的行为逻辑，以及他与时代和环境格格不入所产生的不无荒诞的张力上。他从来不需要别人的理解，却又因为种种孤僻乖张的言论，对高家的老老小小都产生奇特的吸引力。他们收容他，观察他，间或被他打动，却直到小说结尾都难以进入他的内心。

饶有意味的是，对于李明奇在电影里的轨迹，其实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方面，李明奇对飞行的执念跳脱了既往东北悲情叙事的框架，不再将隐喻指向批判、逃离或者对抗现实，反而明确地将亲情、爱情和友情作为托举李明奇的力量源泉。甚至， “外国专家”介入了李明奇自制飞行器的过程，并且从正反两个方向推动了叙事。如果观众从这样的情节里能感受到“一个民族总有一群要仰望星空之人”的励志能量，那也属于再自然不过的反应。

三

不过，在另一方面，当你在所有的笑点和泪点中释放完一腔热血之后，回过头来想，又会觉察到一丝异样——因为李明奇的经历，其实很难套上经典的“小人物逆袭”的模版。

与小说里始终处在精神崩溃边缘的李明奇不同，电影里的李明奇几乎没有时间沉浸在“魔幻现实”中，他从来无法豁免来自于家庭、工厂以及他身后的时代对他的压力。作为一个清醒的个体，他其实无处可“飞”，只能在阴差阳错的机缘中用荒诞变形的“飞”，来主动承担人生与时代的重负。

因此，李明奇的第二次飞行虽然正中靶心，却像庄德增预言的那样，面朝下摔落在地上，成为商人与媒体牟利的广告牌。当他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时，你很难在绝对意义上界定他的成功或失败。编导更愿意把他处理成一个时代的注脚，一个残缺的梦想，在引导观众热泪盈眶的同时，给他们留下一点将其消解并为之自省的可能。这样的反英雄姿态，倒是又悄悄地绕回了小说原来的频道。

我尤其喜欢李明奇的热气球偶遇《西游记》剧组的桥段。与片中其他时代细节（陨石雨，舞厅热，国际北方城市会议，以及八九十年代媒介直播的挑战各种“世界纪录”的奇观）一样，1986版的《西游记》的确曾在东北取过景，所以如此戏谑的细节在历史逻辑上言之成理。穿着满身行头的师徒四人一路上都在拌嘴，从仕途到工资到人际关系。现实的一地鸡毛，构成了对奇幻故事的有力反讽。那一刻，我想起了李明奇在小说里的那句台词：

“做人要做拿破仑，就算最后让人关在岛上，这辈子也算有可说的东西。做不了拿破仑，也要做哥伦布，要一直往前走。”

我想，也许拿破仑和哥伦布在电影里变形成了孙行者。电影里，李明奇报名“跳塔”，与之重逢的是那位曾经被他们偶遇过的“唐僧”（雷佳音）。于是，李明奇的纵身一跳，成了“唐僧”下一步升入省台的敲门砖。那一刻，你会忍不住松一口气：幸好拿着对讲机颐指气使的那个人是唐僧，不是把金箍棒落在热气球里的孙悟空。编导给李明奇，也给观众，给所有扫进人生角落的自由梦想，都留着一条缝——没准儿哪天就能照进一道光呢？

必须提一句蒋奇明真会演戏。编导给人物浇筑模块，演员把自己打碎了倒进去——这样的能力，在他身上总是显示得格外突出，那是流量过剩的时代尤其稀缺的天分与勤奋。在《飞行家》里，李明奇可以爆发的戏份并不算太多，但蒋奇明每一回都把层次表达得细致入微。外国专家在舞厅里议论他废弃的飞行器，镜头对准蒋奇明的脸。你能从他的微表情里，辨析出专家们所有的热情、善意、专业度和优越感——每一个字，每一种语气，在这个人物身上产生的震动，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四

与《飞行家》同一天上映的《我的朋友安德烈》，同样由双雪涛的小说改编。某种程度上，安德烈和李明奇属于同一类人物。从坚持自己的命名权（ “我是安德烈不是安德舜” ），到在操场演讲里揭穿老师在留学名额上的舞弊行为，安德烈一直是那种过于真实——以至于将周遭世界映照得格外尴尬的人。在很多人眼里，他的存在就像一个难堪的bug，要让整个系统维持运转，就必须将他以某种方式矫正或者清除。

与《飞行家》一样，《我的朋友安德烈》也希望在适应影像表达逻辑的基础上，保持原著的锐利，不过两部片子显然走了完全不同的路。

在《我的朋友安德烈》中，双线叙事贯穿始终。在冷色调的现实线上，核心事件是回乡参加父亲葬礼的李默遭遇暴雪之后的飞机迫降。但经验丰富的观众很快就会发现，看得见的障碍远不如看不见的障碍严重——李默从上飞机的那一刻起就遭遇了鬼打墙般的困境。路上巧遇的童年玩伴安德烈，一会儿不认识他，一会儿又认得他。

暖色调回忆线自然围绕安德烈展开。小说里由李默视角展开的童年回忆，无论是情节还是意象（比如从雪花切到足球的转场），都被大体完整地呈现在这条回忆线上。

虽然节奏舒缓，但两条线的交织终于越来越紧密。我几乎从李默下飞机开始，就逐渐猜出在两者之间建立连接的叙事机关：回忆线上的安德烈越真实，现实线上的安德烈就越虚幻。后者是李默的越来越清晰的心理投射，是他童年的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也是他一听到葬礼的消息就在刻意回避的“故乡”的黑色象征。

电影在铺设这两条线的时候，既耐心工整，又富有感伤而动人的抒情性。如果说，这部片子还有什么地方会让我产生些许疑虑的话，那可能只是因为现实线中精心打造的“心理幻境”，以及安德烈作为李默“世界上另一个我”的镜像关系，在二十一世纪的电影中实在被用得太多了。

自从1999年的《搏击俱乐部》设置布拉德·皮特和爱德华·诺顿用这样的镜像关系震撼了全世界之后，电影编导每使用一次，效果都会衰减一点点。而且，两条线放在一起，这条现实线因为缺少小说的依托，内容就显得更单薄，也更概念化——如果适当减少这条线的时长，那么整体节奏就不会显得太缓慢。

五

究竟该如何理解《我的朋友安德烈》的结局？

小说里提供的版本更现实主义：

“当他在我父亲葬礼的清晨，提着书包向我走来的时候，我怀疑，因为过度劳累，我的精神出现了幻觉。可马上我知道这不是幻觉，一辆救护车从他身后赶上来，车上跳下来几个男护士，七手八脚把他擒住，他向我喊道：默，别哭，我在这儿呢。他被拖上车的时候，灵车也发动起来，我坐上灵车，向外撒起纸钱，向着和他相反的方向驶远了。”

电影则倾向于将安德烈永远地留在了童年，缓慢而细致地暗示他遭遇的不公与不幸被李默的记忆埋进了雪堆。通过此番返乡奔丧之旅，李默实现了记忆的重现与自我的救赎。他终于可以面对他的朋友安德烈的结局，从而面对自己的未来。

《我的朋友安德烈》走的是单一而冷冽的文艺片路线。因为心无杂念，所以最终的呈现倒也清新可喜，不会让人在过于芜杂的表达中陷入迷惘。喜欢的人会很喜欢，无感的人会很无感。比方说，我们在这部电影里几乎找不到一点《飞行家》式的喜剧性。惟有在看到一只热气球在雪地里缓缓升起的那一刻，我们才能感受到双雪涛与双雪涛之间的互文。

《飞行家》里也埋着一颗互文的彩蛋，不过喜感要强烈得多：李明奇的小舅子高旭光一度“北漂”，带回来一个生意人名叫庄德增，与双雪涛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中的人物同名。两个庄德增不无相似之处，都是在时代中弄潮的投机者，而在《飞行家》里演庄德增的董子健，在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里演的偏偏是庄德增的儿子庄树，而在《平原上的摩西》里演庄德增的，就是在《飞行家》里演高旭光的董宝石。这还不算完，《飞行家》里演庄德增的董子健，同时也是《我的朋友安德烈》的导演。

这一圈如同绕口令般的关系，连同东北澡堂的水蒸汽，烧烤摊和歌舞厅的喧嚣声，都撑起了“双雪涛宇宙”的文学与影像世界。

双雪涛本人说过：“任何一部电影去努力讨论历史，都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在市场范畴内，我们只能提出一个方案——而不是一个答案——用相对平衡的方式，有层次，有风格地解读历史。”

这是一个很清楚自己要什么的创作者的发言。它让我有理由期待，下一个方案，下一段历史，即将从这个宇宙中生长出来。我期待，也相信，它能平衡有度，且不失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