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璞玉，文藏山河

《长路行》，宗 璞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出版

拜读97岁高龄作家宗璞新作《长路行》。作者以自然界四季，勾勒出跨越世纪的一代知识分子不屈人生轨迹。读者可从文字中感受她对“燕园”的怀想。“我爱燕园的颜色。50年代，春天从粉红色桃花开始。看见那单薄的小花瓣在乍暖还寒的冷风中轻轻颤动，便总为强加于它的轻薄之名而不平，它其实是仅次于梅的先行者……紧接着是榆叶梅热闹的上场，花团锦簇，令人振奋。白丁香、紫丁香，幽远的甜香和着朦胧的月色，似乎把春天送到每人心底。”可以窥见她对童年时代昆明生活经历的回忆：“幼时在昆明，一直住在梅家。曾和小弟还有从小到大的友伴和同窗梅祖芬三人一起偷吃泡饭。那天的饭是用云南特产的一种香稻做的，用开水一泡，还有什么人送来的腐乳，我们每人都吃了两三碗，直吃到再也咽不下，终于胃痛了起不了床。梅伯母不知道缘故，见三人一起不适，甚感惊慌。好在服用酵母片后，个个痊愈。”也可以体悟她对父亲冯友兰先生的挚爱，“他并不以写书为苦，他形容自己像老牛反刍一样，细细咀嚼储存的草料。他也细细咀嚼原有的知识储备，用来创造。这里面自有一种乐趣……”更可以领略她对写作的热爱：“以脚步丈量山河，以心灵镌刻时光，书里有奔波的累，遇坎的难，但更有扛过去的力量……”

采访宗璞

掩卷长思，眼前浮现出数年前采访宗璞的景象。记得那是一个深秋时节，推门进去时，老人家正坐在靠窗的旧藤椅里。午后的光，透过纱窗，滤去了尖锐，轻轻地铺在她那褐衬衣上，也铺在椅子旁边一张小桌上的四册《野葫芦引》上，一只黑色的小猫在先生脚下依偎着，显得平和静谧。她略抬起头，微微一笑，透过厚厚的镜片，仍能看到她眼神里的那种沉静，不起波澜，却映着整片天的云香。这便是宗璞先生屋子里漂浮着淡淡的书香，墙壁上挂着冯友兰大师为女儿所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明月清风酒一船”，字迹秀润、潇洒，和着窗外大树的清气，有一种历经时光沉淀下来的安详的味道。

作家李辉曾经说过：“南渡北归，影响了宗璞的一生。”坐下寒暄，话题自然落在“南渡北归”。那段艰苦的岁月以现代人看来，可能难以想象，但在宗璞眼中，却有文人别样的清雅意趣和日常生活的平静之美。这种来自于内心的安静力量，陪伴她渡过一次又一次危难时刻。了解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跑警报”是当时昆明生活的日常，宗璞对此记忆犹新：“警报来临时，我们就躲进城墙里面的防空洞，炸弹有时就在不远处爆炸，烟尘四起，炮弹声震耳欲聋，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倒也不觉得害怕。那会儿，昆明流行一个说法：预行警报，穿衣戴帽；空袭警报，城外跑跑；紧急警报，阎王来到；解除警报，哈哈大笑。我们对生活并无奢望，虽然住在寺庙之中，学习却照常进行。只是物质生活极度贫困，很多教授夫妇不得不从事副业来维持生活，譬如：闻一多先生刻印，梅贻琦先生夫人做‘定胜糕’，我和梅先生女儿一起提着篮子将‘定胜糕’送到‘冠生园’去卖。尽管如此，悲剧仍时有发生，汤用彤先生的儿子和女儿相继被疾病夺走生命。而我自己也因营养不良而出现贫血和肺结核，幸好救治及时，得以保存生命。”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物质条件如此简陋，但西南联大教授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有关部门的补助。冯友兰代表教授们草拟一封信函，以表心志。宗璞说：“教授们拒绝补贴主要有两条理由：一是同仁们献身教育事业，不为名利，纯粹为教育本身；一是在任何情况之下，物质不虑寡，而虑不均。如果提高部分教授待遇，势必引发矛盾。”中国知识分子之骨气与境界，由此可见一斑。而宗璞也是在这些前辈熏陶之下，完成了自身品质的重塑。

冯友兰全家

当然，对其一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父亲冯友兰。冯友兰和熊十力、金岳霖并称三大融合中西哲学大家。冯先生所撰《中国哲学史》是继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后又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哲学史著作。1990年7月，冯友兰以95岁高龄，在常年缠绵病榻、失去视力的情况下，以口授方式完成了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此书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叙述，更是未来哲学的营养。作为女儿，宗璞一度放弃写作，全力协助父亲写完这部皇皇巨著。宗璞告知，冯先生写作从不依赖卡片，每日清晨只要一坐进书房，便文思泉涌。成稿之后，与助手交换下意见，再改一遍，便最终定稿。因此，写作速度异乎寻常的快。金岳霖曾戏言，冯先生在蒙自坐车穿过城门时，司机提醒大家手不要放在外面，其他乘客都照此办理，唯独冯友兰从哲学意义上考虑，手放在外面和里面究竟有何区别？其普通性和特殊性又是什么？结果手臂触墙骨折。宗璞听罢也不禁笑了起来说：“父亲向来周遭事情不甚关心。有一回在包饺子，忽然发现有一盘饺子不翼而飞，遍寻不着。结果发现，父亲就坐在上面，而他完全没有注意。所以，父亲一辈子极少理会外人对他的看法，即使有人刻意造谣，他也顶多发几句牢骚。”在女儿看来，父亲冯友兰一生依靠儒和道两家度过困厄，躲避灾难。他一方面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献身教育；另一方面，在做人上淡泊名利。宗璞的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仿佛怕惊扰了空气里的哲思：“父亲常说，做学问，做人，要紧的是‘修辞立其诚’。”她顿了顿，似乎在掂量这五个字的重量。“诚，不单是诚实，更是对自己的那份诚恳，知道能说什么？该说什么？又该如何去说？”

冯友兰宗璞父女

这让我忽然想起宗璞的《野葫芦引》，想起那浸润在战火烽烟与校园书香里的坚韧与清明。我问她，书写那样磅礴的时代，为何笔下总能保有一种温润而坚毅的定力？她将目光移向窗外，看了很久，仿佛要从那棵大树枝叶间，辨认出久违的身影。“那时候，人好像都简单些，知道头顶有炸弹，可书还是要教的，要学的。跑警报时，只要空袭间隙稍长，父亲必定伏案写作。那光景，慌乱里有一种奇异的如常。”她收回目光，静静地说：“文学大约也是如此，不在意写怎样的风浪，而在于写风浪里那艘不肯沉没的小船、船上的人、心里那一点不灭的灯火。”

话题转到宗璞的身体。多年来，眼疾与病痛如影随形，阅读与书写都成了需要“搏斗”的日常。我很难想象，那些清朗雅洁的文字竟是在她如此艰难的境况下一笔一笔“磨”出来的。上世纪90年代，宗璞视力频频告急，视网膜完全脱落，历经数次手术，视力仍难以为继，只保留了极其微弱的视力，从此成为了一个只能耳谈口授的作家。不过，好在双眼仍保持一定光感，可以借此摆脱黑暗。写作，只能将心里想要表达的内容一字一句说出来，让助手录入，然后再念给她听一遍。但她没有任何烦躁，每日仍孜孜矻矻写上五六百字，这需要何等毅力方可做到。她听出我的感慨，指了指案头一方小小镇纸，是一块朴拙的石头。“你看它，不好看，却压得住风。”她说：“写作于我也一样，有它镇着，心里就不至于飘了，浮了。眼睛不好，写得慢，可慢有慢的好处。每一字落下，都像这块石头落在土里，得是自己的力，自己的地方，自己心中的想法，读者是能感觉出来的。”

这“自己的力”，我仿佛在宗璞身上看见了某种绵长的家族传承。冯友兰晚年亦目近失明，依旧以口述方式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那种“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勇气，似乎以一种更柔韧、更日常的方式，流淌在女儿的生命里。因此，宗璞秉承父亲遗志，将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写下来。可这“写下来”的背后是数十年的沉淀与坚守。抗战时期随校南迁的颠沛、“西南联大”的弦歌不辍、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执着与守望，她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野葫芦引》系列耗时30余载，从青丝写到白发。有人问她何以如此执着，她只是说：“那些人，那些事，不能忘。”写作于她，不是消遣，不是谋生，而是一种责任——替那些沉默的灵魂发声，替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留痕。

曹可凡和宗璞

采访接近尾声，日影已悄然西斜，在光洁的地板上拉出长长的温暖的光痕。望着宗璞慈祥的脸庞，忽然懂得，老人家的文字之所以动人,从来不是因为辞藻的华丽，而是因为她的笔端始终连着心——心有璞玉，不染尘嚣；文藏山河，自有乾坤。这世间，最珍贵的并非巧夺天工的雕琢，而是历经千帆后，依旧能坚守住的那份本真与赤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