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经典持续发声

刚刚过去的2025年，适逢巴金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为致敬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作家出版社与巴金故居携手推出十卷本《巴金小说系列》。丛书收录《灭亡》《新生》《死去的太阳》《春天里的秋天》《砂丁》《雪》《利娜》《第四病室》《还魂草》《小人小事》十部作品，贯穿巴金从青年时期的热血呐喊到中年以后的理性沉静，亦折射出他始终如一的对人性与命运的深切关怀。

近日，这套十卷本的编辑、作家出版社编审王淑丽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的专访，谈及《巴金小说系列》，她表示多年心愿得以实现，倍感欣慰。“让经典持续发声，是编辑的职责。”

编就一套《巴金小说系列》，是王淑丽在心里搁了十数年的念想。许多个日夜过去，这份念想非但没有褪色，反而随着时光的流淌，愈发沉静而清晰。她至今仍常想起初次系统编校《再思录》的那个时候——纸稿铺满案头，她埋首其间，一字一句地触碰那些手写的温度，仿佛能听见笔尖划过岁月的沙沙声。“正是在那样的状态下，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巴金文字的力量：温和而不妥协，平实却深邃。”那段时光让她深切地领悟到：真正不朽的文字，往往需要我们为它停下脚步，留出一段沉默而虔诚的时光。

王淑丽在近三十五岁时正式踏入编辑行业，曾责编《文化苦旅全书》《余秋雨文学十卷》、张贤亮作品集、杨红樱校园小说系列、秦文君小说系列、兰波作品全集及《英国病人》等重要作品。由她编辑出版的图书多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并长期位居全国图书排行榜前列。2009年，她获得原新闻出版总署授予的“新中国60年百名有突出贡献的新闻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荣誉称号。

十多年如流水般掠过，出版的世界日益匆忙，声浪喧嚣，可她的心底始终为巴金留着一角宁静。她常常对自己说：“如果还有机会做一套值得全心投入的书，那一定是巴金的小说。”

“碎片化传播”常态中经得起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更显稀缺

北青报：您提到做这套巴金小说系列是“心里沉淀多年的决定”，是什么契机让您萌生系统整理出版巴金小说的想法？为何选择当下推出这套书？

王淑丽：最初的契机可以追溯到我多年前系统编辑巴金《再思录》的经历。那次工作让我第一次完整进入他的文本结构之中，也由此意识到：巴金的作品并非只是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样本”，而是一套内部逻辑严密、思想与情感层层推进的写作体系。但在当时的出版环境中，这种整体性往往被拆解为零散的篇目或被功能化处理。

此后多年，我持续关注巴金小说的出版状况。文本并未中断流通，但多以文集、选本或教学取向出现，缺乏一种既面向普通读者，又在版本和文本层面保持严谨的系统呈现。这种缺失并非一时之弊，而是长期累积形成的结构性问题，也逐渐在我心中沉淀为一个必须认真回应的出版课题。

至于为何选择在当下推进，并不是因为环境“成熟”，恰恰相反，是在并不有利的条件下做出的判断。

在快节奏阅读和碎片化传播成为常态的背景下，真正经得起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反而更显稀缺。基于多年编辑实践，我越来越清楚哪些书值得在复杂条件下仍然坚持去做，正是在这种判断之下，我认为巴金小说需要一次不追求热度、而是强调完整性、可靠性与可读性的重新推出。

北青报：编辑过程中，您需要核对多个历史版本，甚至逐行校对老版影印本，那么您是如何最终裁定、选择或加注说明的？

王淑丽：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工作量，而在于判断的复杂性。巴金小说在不同时期多次刊行，版本差异往往与时代语境、语言习惯以及作者当时的修订意识相关。编辑面对的并非简单的对错判断，而是在尊重作者原意与当代阅读之间做出审慎取舍。

我的基本原则是以巴金生前相对稳定、经过确认的版本为底本，同时对早期刊本和影印本逐行比对。标点、称谓、句式等细节，都会直接影响叙述节奏和意义走向，因此必须谨慎处理。

《小人小事》中《女孩与猫》的校勘过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篇作品采用贴近女孩内心的限知视角，对猫进行了有意识、克制的拟人化处理。校勘中曾一度出现将文中“她”统一改为“它”的做法，但在反复核对多个版本后，还是坚持保留了原作的人称用法。因为这里的人称并非语法问题，而是视角与情感建构的一部分。编辑不是替作者“规范”语言，而是在必要的时候退后一步，维护作品最初的表达逻辑。

北青报：在核对多个版本时，您如何处理原著表达与当代阅读之间的冲突？

王淑丽：我的原则始终是优先保留作者原意。凡是影响理解的地方，通过注释和说明来解决，而不是直接改写文本。文本的节奏、语气和情感，往往与这些“不合时宜”的表达密切相关。

北青报：您说“经典不会过时，真正容易过时的是我们对经典的耐心”，在推进这个项目时，是否遇到过质疑？您如何坚持“慢下来”？

王淑丽：质疑确实存在，甚至在最初提出选题时并未顺利通过，但这本身就是编辑工作中必须面对的现实。关键不在于是否被质疑，而在于能否将“慢下来”具体化，而不是停留在态度或口号层面。

在实际推进中，我把哪些环节不能省、哪些判断不能妥协说清楚，让团队理解：慢并不是拖延，而是在文本、版本和结构这些关键问题上保持必要的耐心。所谓坚持，并不是对抗速度，而是在该快的地方快，在不能快的地方认真。

仅凭少数代表作难以真正理解巴金

北青报：这套书选目涵盖《灭亡》《砂丁》等10部作品，既包括经典名篇也有久未刊行的作品，选目标准是什么？收录《利娜》《还魂草》等不常见篇目是出于何种考虑？

王淑丽：这套书的选目并未以作品知名度作为唯一标准，而是由巴金故居基于其小说创作的整体结构予以确认，核心目标是在有限体量内呈现巴金小说创作的内在脉络。

从编辑角度看，仅凭少数被反复提及的代表作，难以真正理解巴金。必须将他的小说放回具体的创作阶段中，才能看到其写作在主题、结构和人物处理上的变化。因此，选目首先考虑的是时间分布与阶段代表性。

从《灭亡》《新生》到《死去的太阳》《春天里的秋天》《砂丁》《雪》《利娜》《第四病室》《还魂草》《小人小事》，这些作品覆盖了巴金小说创作最为集中的时期，也呈现了他从早期激情型写作，逐步走向结构更成熟、心理更内敛的转变过程。收录《利娜》《还魂草》等不常见篇目，正是为了让读者看到巴金在题材与写作方式上的多样尝试，而不是只停留在熟悉的经典形象上。

北青报：本次出版坚持以巴金生前最后手订文字为底本，保留带有时代特征的语言习惯，这一决定的考量是什么？

王淑丽：坚持以巴金生前最后手订的文字作为底本，首先是一种编辑层面的责任判断。对于一位具有明确修订意识、且多次参与作品整理的作家而言，生前最后确认的文本，通常最接近他本人对作品的最终理解。

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版本不重要，而是在正式出版中，编辑必须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可追溯的文本起点。我的处理原则是：凡属版本流转中形成的错讹、排印问题或明显影响理解之处，通过校勘和必要注释予以说明；而涉及作者表达选择的部分，则尽量保留原貌，而不以现代规范直接替换。

北青报：这套书采用文库本（口袋书）形式，这一设计理念是如何确定的？

王淑丽：文库本的选择并非单纯的装帧偏好，而是基于巴金作品的出版历史与阅读方式，并在与巴金故居及美术编辑的多次讨论中逐步形成共识。巴金小说在初版时，本就以小开本进入读者生活，它们并非被设计为“典藏品”，而是供反复阅读的日常文本。

因此，在当下重新推出这套作品时，我们一致认为不宜走厚重、仪式化的路线，而应在形态上贴近其最初面对读者的状态。文库本在这里并不意味着“轻”，而是一种让经典重新回到日常阅读中的方式选择。

北青报：每本书都有独立的图形语言，这些视觉设计如何与文本主题形成呼应？

王淑丽：封面设计的基本原则，是让视觉语言从文本内部生长出来，而不是停留在装饰或象征层面。我们希望每一本书都具有可识别的独立图形，同时整体气质保持克制、统一。

在具体处理中，设计不再直接“讲故事”，而是提炼结构性意象。《新生》的火焰线条对应的是文本中持续存在的紧张与“燃烧状态”，强调未完成感与内在张力；《砂丁》的螺丝钉意象，则呼应小说中高度制度化的环境和个体被嵌入其中的生存处境，保持冷静、非情绪化的表达。我在其中的角色，更侧重于判断图形是否真正源自文本，是否会过度引导读者理解，以及是否与整套书的整体气质保持一致。

聚焦于人的写作态度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北青报：您整理巴金手稿、早期出版广告等史料时，最大的困难或最有价值的发现是什么？

王淑丽：这些史料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帮助编辑回到作品最初生成的语境，而不是只停留在后来形成的“经典形象”之中。在编辑的过程中，我深刻感受到，文本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当时的出版条件、艺术环境和文化氛围密切相关。

例如，高莽先生所绘的“一个小老头叫巴金”的画像，钱君陶先生为《春天里的秋天》所作的封面设计，这些史料不仅具有艺术价值，也反映了巴金作品在当时如何被理解、被呈现。它们帮助我在编辑判断中不断校准：新版书既要尊重作者生前最终确认的文本，也要让读者感知作品诞生时的历史气息，而不是被彻底“现代化”处理。

北青报：您认为巴金小说在当下阅读环境中，最值得年轻读者关注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王淑丽：巴金小说最值得当下年轻读者关注的，是其始终以“人”为中心的写作立场。他关注个体在家庭、社会与时代结构中的处境，关注人在压迫、选择与困境中的尊严与情感。这种高度聚焦于人的写作态度，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对人的关怀、对尊严与自由的坚持，以及在困境中保持清醒与善意的态度，是巴金小说最具当代意义的精神内核。

北青报：巴金先生“给人间添一点温暖”的精神，对当今读者意味着什么？如果向一位觉得巴金作品“有距离感”的年轻读者推荐这套书，您会怎么说？

王淑丽：“给人间添一点温暖”并不是情绪化的抒情，而是一种清醒的伦理立场：正视痛苦、理解弱者、珍惜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当下高度效率化、工具化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立场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如果向年轻读者推荐，我更愿意说：不必急着把巴金当作“必读经典”，可以把他的小说当作关于人在困境中如何保持清醒与善意的作品来读。只要慢下来读几页，就会发现它们并不遥远。

巴金的文字是“温暖”做书的过程是“耐心”

北青报：请您用一个词形容巴金的文字，用一个词形容做这套书的过程。

王淑丽：巴金的文字是“温暖”，做这套书的过程是“耐心”

北青报：您提出要做“比作家更‘优秀’的编辑”，这里的“优秀”指什么？您还说“种桃子而不是摘桃子”，可否具体解释一下？

王淑丽：我所说的“优秀”，并不是文学才能高于作家，而是指在专业判断上更清醒、更自律：在尊重作家的前提下，为作品承担结构、版本和传播层面的责任，而不是简单迎合。

所谓“种桃子”，是指在作品尚未形成市场效应之前，基于内容判断持续投入，从文本打磨到读者培育，慢慢建立作品的生命力。编辑的价值，往往体现在这些看不见即时回报的时间里。

我35岁才入行，让我在起步阶段更加谨慎，也更愿意花时间验证判断。我逐渐意识到，编辑工作的核心是“敢不敢判断”。

北青报：一本“叫好却不叫座”的书，值不值得持续投入？

王淑丽：当然值得。所谓“叫好却不叫座”，往往是暂时的，意味着作品在内容或思想层面已经具备价值，只是尚未与市场节奏或传播条件匹配。对于编辑而言，这类书更需要耐心，而不是急于放弃。

北青报：您将编辑称为“带着偏心的职业”，如何平衡偏心与市场判断？您说“经典出版是长久的守望”，这种守望意味着什么？

王淑丽：编辑的“偏心”，体现在对作品质量和精神内核的坚持，但同时必须正视市场和现实条件。所谓“守望”，并不是拒绝现实，而是在经济效益、行业评价和流行趋势的压力下，仍然坚持耐心和长期判断。

支撑这种守望的，不仅是情怀，还有在看到作品完成、被读者理解时所获得的确认感。

北青报：您认为未来5至10年，书与编辑会发生哪些变化？

王淑丽：书的形态会更加多元，但文字深度、内容可靠性和阅读沉浸感始终是核心。编辑需要掌握新工具，但判断什么值得呈现，始终不会改变。

北青报：一本真正成功的书，应带来怎样超越销量的价值？

王淑丽：一本畅销书除了商业成功，更重要的是它能够触动读者、引发思考或产生社会共鸣，让书成为思想、情感或文化的载体。这种超越文字的价值，是编辑工作中最令人自豪的成就。

文/本报记者张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