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理论机制与实践策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载体，在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过程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在厘清新质生产力内涵与形成机理的基础上，系统阐释了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与运行机制，构建了其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分析框架，揭示了其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技术革命性突破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等3个维度的作用机制。进一步地，研究结合实践，从强化战略统筹、优化体制机制、深化场景驱动、构建创新生态、完善政策支持等方面，提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策略，以期对完善中国特色创新理论、指导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与政策优化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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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值此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的关键时期，科技创新日益成为衡量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深刻回应了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挑战。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系统阐述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关键特征和发展路径，强调要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主导的新型生产力体系，为我国未来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和理论支撑。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置于“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首要位置。2025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就“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进行了系列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为国家级新型研发机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载体，是连接创新链与产业链、打通基础研究“最初一公里”与市场应用“最后一公里”的关键枢纽，对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提出“支持依托企业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持续推进。其功能定位、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日益清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使命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一方面，其承担着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前瞻性布局、战略性前沿领域培育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的重要使命。另一方面，其被要求成为贯通从科学发现、技术突破到产业应用全链条的关键载体，通过构建创新联合体与协同创新网络、探索机制创新等方式，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瓶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因此，在明晰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与形成机理，以及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战略定位和运行机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及实践策略，对于完善新时期中国特色创新理论、优化相关政策并指导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与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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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

1.1 新质生产力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形成机理与理论要点的研究已具备一定基础。在概念内涵层面，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为特征的高级生产力形态，兼具新质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与新质劳动对象三大要素，体现了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推动社会转型的重要驱动力。它不仅是生产力形态的质变，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丰富与发展，是生产力系统演进的结果。与传统意义上的“先进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强调的是质的跃升、结构的重构与系统的集成。在形成机理层面，学者普遍认为，新质生产力源于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协同推进，尤其是在数字平台赋能、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创新型企业主体培育等方面具有显著驱动效应。其形成过程表现为“孕育—生成—发展—扩散—持续”的动态演进逻辑，兼具渐进性与颠覆性特征。在理论要点的把握上，新质生产力不仅是对传统生产力理论的拓展，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路径强调以系统集成为方法论，遵循从目标、载体、主体到机制“四位一体”的逻辑框架，以推动生产力的全面跃升。此外，已有研究还构建了涵盖人才、技术、产业、生产方式等多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并揭示出新质生产力在区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且呈现出一定的收敛趋势。

1.2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关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研究尚处在探索阶段。陈劲等通过对16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调研，探讨了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战略定位和运行机制，分析了其机构属性、主体协同特征和功能实践情况，并从“四链”融合的角度，阐述了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运行逻辑。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推动区域创新发展的重要平台，林世爵等对比研究了国内3家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情况，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优势及其面临的挑战，并提出了推动其高质量发展的建议。从国际经验来看，英国通过建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高校产学研合作体系，形成了以政府主导、高校为核心、功能联动的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并在机制设计中注重人才激励与中介组织的作用，对我国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而英国弹射中心的成功经验则进一步凸显了职能聚焦、组织标准化与实体化运作在提升国家创新能力中的关键作用。在生物医药领域，美国顶尖医疗科研机构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推进成果商业化、赋予战略科学家学术自主权等措施，为我国同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了现实参考，尤其是在独立规划与组织运行机制方面。针对国内发展实际，研究普遍指出，我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与区域协调发展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仍面临数量偏少、布局不合理、机制不健全、资金投入不足等问题，亟须在思想认识、发展规划与体制改革方面持续优化完善。此外，知识产权制度作为创新中心运行的关键支撑也备受关注。围绕国家新能源汽车技术创新中心的实践分析表明，完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推动知识产权成果共享，是提升技术创新中心制度化产出的重要保障。

1.3 已有研究评述

尽管现有研究在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形成机理和理论构建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果，也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与国际经验进行了初步探索，但仍存在以下有待强化之处：一是缺乏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发展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系统性研究，尤其是对其作为连接科技创新与产业转型关键枢纽的多维作用机制探讨不足；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之间存在脱节，尚未形成能够指导不同类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差异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三是在技术路径、组织机制、产业赋能等关键维度上缺少跨案例的比较研究，难以揭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不同产业成熟度背景下的运行逻辑和共性规律。这些不足制约了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战略价值和政策效能的充分发挥。鉴于此，本文在构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深度剖析不同产业成熟度背景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战略定位、体制机制、技术路径与产业赋能等方面的共性与特性，以揭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机制与运行逻辑，进而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支撑，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和政策优化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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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的概念内涵与形成机理

2.1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结构

2024年1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就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特征和发展路径进行了系统性阐述，为分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根本性框架。本文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系列重要论述基础上，充分吸收并整合了近年来学界关于新质生产力概念内涵与生成逻辑的主要研究成果，归纳得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结构，如图1所示。

其中，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内生动力，产业创新是科技创新的价值体现，两者互为牵引、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以绿色发展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方式标定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价值取向，体制机制创新和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则是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要素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的重要保障。从创新链发展目标来看，科技创新通过催生原始创新与颠覆性创新，引领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及颠覆性技术等取得突破，进而形成生产力新动能；从产业链发展目标来看，产业创新通过构建和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引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进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2 新质生产力的的形成机理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是单一要素推动的结果，而是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制度创新与要素配置变革等多重动力协同作用的过程，体现出显著的系统性、结构性与演化性特征。首先，从系统结构视角看，新质生产力是基础科学系统、技术工艺系统、制度系统、生产要素系统与产业组织系统的综合集成。在此系统中，科技创新作为原始驱动力，通过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催生颠覆性技术，引发技术系统变革；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土壤，重塑生产关系；要素系统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结构性重组；产业组织系统则通过新型产业形态与组织模式，将创新成果嵌入产业链关键环节，形成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的深度重构。

其次，从动态演化逻辑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是一个螺旋式跃迁过程。其中，孕育阶段以科技积累和人才储备为基础，生成阶段体现为关键技术的突破和原型创新，发展阶段强调实验验证和中试放大，扩散阶段通过制度安排和产业生态构建推动成果规模化应用，最终实现生产力持续性提升，进入良性循环。

再次，从机制路径视角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包含原发驱动机制、结构重塑机制和场景驱动机制3类机制。其中，原发驱动机制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推动原始创新、颠覆性技术突破及关键核心技术国产化，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源头活水。结构重塑机制以制度创新与要素优化配置为抓手，推动生产关系与治理机制的系统性变革，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支持与资源保障。场景驱动机制以现实需求为导向，构建技术、市场、制度间的三重联动机制，通过典型场景验证与应用推广，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快速落地与扩散。在此过程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交汇点，更是推动其突破质变阈值的核心动力。而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双向耦合、循环增强是二者趋向深度融合的重要互动特征。一方面，科技成果向产业应用转化是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基本路径，“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构成正向驱动；另一方面，市场需求对科技创新形成倒逼与牵引，“应用场景→技术瓶颈→研发导向调整→原始创新”构成反向反馈。二者在场景驱动中实现耦合，形成从场景、技术、产业到制度的四维互动模式。

最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具有显著的多元嵌套结构特征。一方面，技术、制度、产业、人才等要素均无法单独支撑新质生产力的生成，不同维度之间必须相互依存、协同演化；另一方面，国家、区域、产业、企业等不同层级，映射着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不同空间尺度和主体范围，高层级为低层级提供发展框架和战略方向，低层级是高层级的具体实践和关键支撑，各层级之间须实现有效互动和协调，呈现出相互嵌套、联动推进的特征。这种“横向协同+纵向嵌套”的结构逻辑使得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成为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系统工程，其是新质生产力突破传统生产力范式、实现质变跃升的根本保障。

2.3 理解新质生产力的要点

从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视角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至少应关注如下要点：

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构成要素及其配置方式。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内涵可归结为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的全面升级与优化组合。

二是科技创新的主导作用。科技创新及其驱动的产业创新是催生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科技创新的质变特征和先进性主要来源于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从“0”到“1”的原始创新以及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颠覆性创新。

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演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更有赖于与之适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对体制机制创新和发展方式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

四是基于总体性理论和体系观，强调系统集成与多维协作的方法论。总体性理论强调社会现象的整体性和复杂性，在认识和理解社会现象时，必须将其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体系观强调子系统之间的互动、协作及其产生的涌现性，即整体的功能和特性并非各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互动和协作涌现而来。这两种理论视角对于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理并优化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五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引领作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通过整合创新资源、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营造良好创新环境、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等，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和制度基础，起到重要的“蓄势”和“赋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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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与运行机制

3.1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围绕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动态组织而成，具有体系化、建制化优势，通常具备以下特征：使命定位高远，致力于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战略责任重大，承担国家经济安全、网络安全、国土安全等领域的重大任务；组织模式独特，以国家重大使命和战略任务为牵引，采用体系化、协同式、有组织的科研模式；创新成效显著，始终坚持“四个面向”，在产业核心技术攻关、原创性引领性基础研究和重大工程科技突破方面取得突出成就，并持续引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当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等为主要构成。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可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因为其具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主要特征，并在“功能”维度得到具体体现。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围绕国家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需求进行体系化布局，具备使命定位高、战略责任重、组织模式新、创新成效实等特征。截至2025年1月，科技部会同相关部委已批复建设3家综合类和20余家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其中，3家综合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分别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区域创新高地；20余家领域类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则基于“四个面向”，围绕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进行布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聚焦基础科学研究和以颠覆性技术为核心的颠覆性创新，包括合成生物学、半导体、区块链、生物医药等领域。“面向经济主战场”服务于制造业、能源、交通等经济主导领域，旨在推动产业链升级与现代化；“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旨在解决国家安全与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包括能源、交通、矿产等领域；“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涵盖粮食、生态、健康等民生领域，旨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高质量发展”涉及推动产业升级、技术突破、新兴产业发展和可持续经济增长等目标；“高水平安全”则涵盖国家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国土安全和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等目标。

另一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有助于避免现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因隶属部门不同、任务导向差异、要素流动不畅等而产生的“碎片化”“分散化”和创新协同不足等问题。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体系内部看，现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中，除1家（属于稀有金属领域）由科技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建设外，其余均由科技部批复建设，所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均由科技部主管。在中央科技委的统筹领导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体系能够有效避免内部的“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体系外部看，其通过联合创新链上游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以及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企业，形成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创新体系，从而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创新效能。

此外，现有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牵头建设单位包括3类主体：一是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等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二是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科技领军企业；三是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重庆市畜牧科学院、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等国家科研机构。这一布局既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强大支撑，也具备承接国家战略的要素集成与协同网络。

3.2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枢纽

从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视角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起到关键枢纽作用。一方面，联合创新链上游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和国家科研机构，使得创新链更加畅通；另一方面，通过衔接产业链下游的科技领军企业，进一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联动，使得产业链更加融通。如图2所示，在13级技术成熟度等级（Technology Readiness Level，TRL）中，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聚焦于从实验室验证到工程化和初步产业化的中后期阶段。通过弥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与产业链之间的衔接空白，解决科研成果“落地难”和“转化慢”的问题，跨越从技术开发到产品形成的“达尔文死海”。

在理论层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定位契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核心逻辑，即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联动，推动科技成果从“科学发现”迈向“产业应用”。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借助场景驱动、需求牵引，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能够针对国家重大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并确保技术成果能够嵌入产业链关键环节。在此过程中，资金链和人才链作为支撑，可为技术的工程化和产品化提供必要的资源保障和智力支持。

在实践层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衔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最初一公里”并打通“最后一公里”的关键主体。科技创新往往止步于实验室阶段，而技术的大规模推广和应用又需要经过概念验证、中试放大、产业孵化等重要环节。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联合其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高能级创新联合体，能够有效汇聚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的资源与能力，集中力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同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联合上下游企业和全产业链的参与者，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形成“需求引导—技术供给—市场验证”的闭环模式，既能避免科研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也能快速响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和竞争力，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坚实支撑。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承担着创新实践与创新治理的双重角色，是科技创新治理的重要主体。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关键载体，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中央科技委的领导下由科技部主导建设，借助公共权力和政治权威的赋能，有效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创新资源，形成系统化、协同化的创新网络。其创新治理职能体现在对创新链、产业链中关键环节的统筹协调，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要素流动，为科技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依托政府授权承接国家战略任务，对国家战略领域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展开攻关，推动创新链条实现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应用的贯通，解决传统创新体系中主体协同不足、成果转化效率低的问题。

在科技创新治理过程中，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不仅是政策落地的实施者，也是创新生态优化的设计者。一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基于理事会领导的主任负责制或董事会领导的总经理负责制，构建现代化的科研院所制度，并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化协同提供了实践样本。另一方面，通过与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的深度合作，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能够实现创新链上下游的精准对接，打破了“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困境，提升了科技创新治理的整体效能。

3.3 新型举国体制与新型研发机构的“双新”优势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运行机制深刻体现了“新型举国体制”与“新型研发机构”的有机结合，核心在于通过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体系化协同，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和资金链的深度融合，突破国家重大技术瓶颈。

新型举国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探索和实践，强调自上而下的政府治理逻辑、横向嵌入的市场运行逻辑、自下而上与横向互动的社会治理逻辑三者间的相互平衡、系统作用和有机整合。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承接国家战略急需任务，依托政府的顶层设计和政策支持，整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实验室、科技领军企业等多元主体的资源，形成围绕关键技术攻关的高能级创新联合体。这种“政府统筹+市场引导+社会参与”的模式，能够自下而上地凝练国家战略需求、自上而下地落实国家战略，并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投入其中，有助于打破创新链条中的“孤岛”现象，推动产学研用的协同联动，提升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和产业化水平。

作为国家级新型研发机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上具有鲜明的灵活性和市场化特征。通过现代化的科研院所制度，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能够实现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全链条的高效运作。灵活的体制机制赋予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使其能够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强化企业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中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还通过知识产权共享机制、创新生态优化和成果转化平台建设，实现创新价值链条的贯通与衔接，为技术创新向产业应用的高效转化提供制度保障。

新型举国体制赋能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使其在资源统筹和组织创新上具有独特优势。其通过“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和“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的双向驱动模式，突破国家重大战略领域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为产业链的现代化和自主可控提供重要支撑。尤其是在资金和人才资源的配置上，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依靠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治理逻辑、市场运行逻辑和社会治理逻辑的有机整合与辩证统一，既能获得政府专项资金支持，又能吸引社会资本持续投入和高端人才广泛参与，形成资金流动与人才聚集的良性循环。依托“新型举国体制+新型研发机构”的“双新”优势，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推动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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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机制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借助“新型举国体制+新型研发机构”的“双新”优势，通过联合创新链主体、汇聚产业链主体，形成高能级创新联合体，为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提供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基于保障高水平安全和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定位，构建“顶层设计—多主体协同—技术攻关”三位一体的创新组织模式，围绕国家战略领域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展开攻关，推动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大助力。其中，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是技术革命性突破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必要前提，而技术革命性突破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则是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的核心目标与最终体现，这三者均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为载体，聚焦国家战略领域急需的3类技术进行集中攻关。具体如图3所示。

4.1 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

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治理逻辑、市场运行逻辑和社会治理逻辑的平衡互动，以及国家级新型研发机构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和灵活的体制机制，可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并以此为前提进一步完善人才链和资金链，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实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供重要支撑。

在承接国家战略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能够做到有的放矢，通过创新链精准对接产业链需求，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切实促进创新联合体中各主体实现“真创新”。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载体职能，通过凝练国家战略需求，对分散的创新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任务导向—资源整合—要素协同”的创新模式。一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四个面向”为核心，通过汇集产业链主体，系统分析国家在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中的技术短板，精准凝练关键技术需求，确保创新资源投入的方向性和针对性。例如，通过构建面向新能源、医疗健康等领域的高能级创新平台，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能够快速响应国家能源转型、公共卫生安全等重大战略需求。另一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科研组织、资源分配和责任落实上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可充分发挥体制机制优势，依托现代化科研院所制度提升从基础研究到技术转化的精准度，调动高校、科研机构、科技领军企业等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共同攻克关键核心技术难题。

在人才链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制度创新吸引高端人才，打造以战略科学家为引领、以技术领军人才为核心的“强核心、大网络”创新团队。一是构建灵活多元的用人机制。例如，允许科研人才通过“双聘”“兼聘”的方式参与技术创新中心项目，打造“身份在高校、贡献在中心”的任职机制；推行“候鸟型专家”“周末科学家”等柔性引进模式，吸引国内外顶尖人才短期入驻指导，破解原有人才体系流动性与市场化竞争不足的困境。二是采用市场化薪酬与创新激励机制。例如，对领军人才实行“一人一议”薪酬谈判，对标市场薪资水平，将科研人员收入与成果转化收益直接挂钩，打破事业单位僵化的薪酬与激励机制。此外，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还可通过与高校、科研院所联合构建以需求为导向的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提升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匹配度。

在资金链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依托其作为国家级创新平台构建的要素网络，整合政府专项资金、企业研发投入和社会资本，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支持体系。一方面，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原则下，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形成了独特而高效的资金整合机制，避免市场失灵导致的创新投资不足。例如，通过政府引导基金与市场化资本的协同，打破传统创新活动中单一主体资源供给的局限性。根据资源依赖理论，组织需通过外部资源输入维持生存与谋求发展，而政府资金的“杠杆效应”和分段式匹配机制（基础研究—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化）有效降低了社会资本进入早期研发的风险，形成“财政引导—市场跟进”的正向激励结构。另一方面，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导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资金实现高效协同，丰富了整个创新链条的资金支持模式，进而为创新链和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提供多元化资金支持。例如，在基础研究阶段，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以需求为牵引可确定政府资金支持的目标；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阶段，则通过市场化运作吸引企业投资和风险资本进入，提升政府引导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不仅解决了创新链条中不同阶段的资金瓶颈问题，还有助于提升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通过资金链的动态适配，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能够引导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国家战略急需的领域集聚，形成有组织的创新。

4.2 技术的革命性突破

关键核心技术是实现国家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柱，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有组织的创新推动其系统攻关。其内在机制在于：通过精准凝练国家战略需求，识别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影响的技术瓶颈，明确攻关重点。这种需求牵引的技术攻关机制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精准联动，打通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壁垒，确保技术开发紧密贴合国家战略需求。通过构建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在创新链各环节中引入多元主体协同创新，最大限度地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的优势资源，形成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的技术攻关网络，提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效能。

前沿引领技术是推动科学前沿突破、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动力，其攻关机制相较于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机制，更加强调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的深度探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前沿引领技术攻关中着力打通从科学发现到概念验证的堵点。一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前沿技术的战略布局，整合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研究资源，以推动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种布局机制强调技术攻关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即通过战略科学家、领军型科技人才等对未来技术发展的预见，提前布局具有潜在颠覆性和战略价值的技术领域，旨在抢占科技制高点。另一方面，前沿技术的突破往往需要多学科、多领域的深度交叉与融合，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资源整合与平台搭建，打破学科界限和组织壁垒，形成开放式的协同创新机制，从而激发原始创新动力。

颠覆性技术是颠覆性创新的核心，作为改变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重要力量，其攻关更加注重技术突破与市场需求的双向驱动。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颠覆性技术突破是通过“场景驱动—快速迭代—系统化布局”的创新路径实现的。首先，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从产业需求中凝练国家战略导向，确保颠覆性技术的研发方向能够紧密贴合实际应用场景，这一举措不仅降低了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还可基于现实场景开展概念验证，加速技术的成熟化进程。其次，由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更加贴近产业端，往往具备相对敏锐的技术感知能力和敏捷的迭代优化机制，可依托概念验证平台和中试熟化体系，根据市场反馈和应用场景需求不断优化技术方案，从而提升颠覆性技术的生存能力。最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具备支持和牵引颠覆性创新全链条布局的能力，如通过“四链”深度融合形成颠覆性技术开发的闭环赋能体系，从而推动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

4.3 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

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是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环节，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技术赋能—生产方式革新—产业体系重塑”的核心路径，为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提供系统性支持。在技术赋能层面，通过整合创新链与产业链资源，推动关键共性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实现传统产业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升级。其本质是将先进科技成果嵌入传统产业发展，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并优化产品质量。在生产方式革新层面，通过促进传统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型，推动生产方式和组织模式的系统性变革，实现传统产业的柔性化、精益化生产目标。在产业体系重塑层面，通过推动创新资源在传统产业中的高效配置，优化传统产业链和供应链结构，构建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产业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其持续涌现依赖于前沿技术突破、资源整合和创新生态构建。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技术驱动—要素集聚—生态构建”的核心路径，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与壮大。在技术驱动层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强调技术突破对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通过前沿引领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不断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业态，推动新兴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在要素集聚层面，通过整合创新链和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构建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动态适配新兴产业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确保创新要素能够快速向具有市场潜力的领域集聚。在生态构建层面，通过构建具有高度协同性和集成性的创新生态系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外部环境，进而增强各主体之间的资源流动性，促进开放式创新，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化、体系化发展。

未来产业的前瞻布局是增强国家科技创新引领能力和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其作用机制在于对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技术的前瞻部署和对新兴需求的精准感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战略导向—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的核心路径，引领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在战略导向层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基于国家重大需求和全球技术趋势，围绕高水平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前瞻性规划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并制定技术攻关路线图和产业规划蓝图，确保未来产业布局的精准性和系统性。在技术创新层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注重技术突破与产业需求的双向适配，推动颠覆性技术和跨领域技术的集成创新与场景化验证，确保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与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度契合。在制度创新层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通过持续创新体制机制，以结果为导向构建灵活高效的技术攻关体系，为未来产业的培育提供知识产权保护、成果转化激励以及创新人才引育等方面的制度保障和政策激励，形成未来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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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策略

5.1 强化战略统筹与顶层设计，明确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目标与路径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支点，其效能发挥首先取决于是否具备与国家战略需求深度契合、与产业演进动态适配的顶层设计。因此，需要基于现代化科技创新治理思维，并结合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主导、产业创新支撑”的核心特征进行战略统筹和顶层设计。

不同产业形态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各有不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差异化定位更加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应秉持分类指导与系统协同的总体战略原则。聚焦于传统产业升级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应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整合全产业链资源，系统突破制约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共性工艺与技术瓶颈。致力于新兴产业培育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战略重心在于强化领军企业的市场牵引作用，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快速迭代体系，加速技术原型向商业化产品转化。布局未来产业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则需突出国家战略性科技力量的前瞻引领作用，基于行业共性需求承担原始创新早期探索和成果转化的风险，积极尝试颠覆性创新。与此同时，应充分发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战略支点作用，围绕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立强大的创新网络，通过与其他创新主体共建研发平台、共享数据资源、共同组织攻关项目，促进创新要素在更大范围内流动，形成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合力。

5.2 优化体制机制与治理模式，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效能与活力

充分发挥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型研发机构的体制机制优势，积极探索新型举国体制下政府治理逻辑、市场运行逻辑和社会治理逻辑的有机整合与良性互动模式，构建既能承载国家战略意志，又能充分释放市场与社会创新活力的现代化治理机制与模式，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的优化配置与高效流动提供根本保障。

从创新投入端来看，关键在于推动人才、资金等核心要素配置机制的系统性创新。在人才维度，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须围绕新质生产力对复合型、战略型人才的需求，挣脱体制束缚，实行多样化的人才聘用机制，构建以顶尖科学家为引领、多学科团队协同、以专业化工程力量为支撑的人才体系。在资金维度，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应摆脱对财政资金的依赖，面向产业难点、痛点，通过解决单一主体难以克服的共性技术难题来获得企业的充分支持，形成产业反哺科技、科技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同时，创新金融工具，积极培育耐心资本，形成覆盖探索、攻关、转化全链条的资金支持网络。

从创新产出端来看，关键抓手是构建激励相容、贯通创新全流程的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转化体系。知识产权是衡量与实现新质生产力价值的关键载体。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应成为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先锋队”，赋予科研人员更完整的产权或长期使用权，并通过清晰的收益分配规则简化转化流程，以及大力培育专业化的技术转移机构和人才队伍，提升成果的市场化运营能力。同时，借助新型研发机构的灵活性，积极探索技术许可、作价入股、孵化衍生企业等多元转化路径，特别是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低成本、低风险技术推广应用机制。通过优化成果转化体系，让科研人员能够从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中获得合理回报，进而持续激发面向产业真实需求的创新内生动力。

5.3 深化场景驱动与协同攻关，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将技术突破有效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求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摒弃单向度的技术供给思维，转而构建以真实产业场景为起点、以有组织地协同攻关为支撑、以规模化价值实现为目标的实践路径。其核心在于精准识别新质生产力生成过程中的关键场景与系统瓶颈，并有效回应其中蕴含的实际需求与核心挑战，从而实现创新活动与产业需求的深度契合与双向强化。

首要策略是构建场景牵引的创新闭环，实现创新供给与产业应用的无缝对接。为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须建立制度化的需求凝练机制，主动嵌入生产流程、市场终端与重大工程一线，通过与领先用户、链主企业及行业协会的持续互动，精准识别制约产业质效提升与模式变革的关键技术问题。在此过程中，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应基于其创新定位，打造开放协同的中试与示范平台，助力跨越从技术到产品的“达尔文死海”。中试熟化与首次商业化示范是新质生产力从技术概念走向市场的决定性环节。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应将强化中试能力作为基础性战略投入，建设或整合具备工程放大、工艺验证、可靠性测试等功能的专业化平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中试平台与规模化示范应用场景的强耦合。例如，协同骨干企业在标志性工程中布局建设综合性示范项目，通过实际运行全面验证技术的经济性，同时积累数据、完善标准、发现并解决系统集成问题，为新技术、新模式的全面推广夯实基础。

5.4 构建开放融通的创新生态，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辐射带动能力

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效能，不仅取决于自身的技术突破能力，更在于其能否作为核心节点构建并主导一个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这一实践策略的核心目标是通过制度化的网络联结与价值共创，将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创新势能有效转化为能够驱动更广域产业升级与区域发展的辐射动能。

一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须充分发挥创新枢纽作用，牵头打造面向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联合体。为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须超越零散化的项目合作模式，联合科技领军企业共同构建整合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国家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体系、创新型中小企业等主体的制度化协作网络，并在其中承担平台架构者与资源连接器的关键角色，通过建立常态化的需求对接、联合研发与设施共享机制，系统降低协同创新的制度性成本。尤其要强化对产业链上下游，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赋能，将前沿技术成果高效渗透至产业细分领域，从而显著扩大新质生产力的覆盖范围与转化深度。另一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应积极探索网络化空间布局，构建辐射全域的创新生态。积极探索总部基地、区域分中心与产业示范基地相结合的网络化发展模式，以此实现技术扩散与产业带动效应的最大化。其中，总部聚焦相对基础的创新探索与核心平台建设，分中心基于区域特色进行技术适配与市场开发，示范基地则推动成熟技术的集群化应用。同时，鼓励不同领域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构建战略协作网络，针对复杂系统问题开展跨域协同创新，在更高层面优化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结构，为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系统支撑。

5.5 完善政策支持与评估激励，强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

构建目标精准、激励有效、协同有力的政策与制度体系是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持续催生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外部保障。该体系旨在通过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可持续的支持网络，引导并保障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将核心资源聚焦于最具战略价值的创新活动。

一方面，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应建立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目标高度适配的综合性绩效评估体系。进一步改革传统科研评价范式，构建以使命贡献、核心产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等为核心维度的评价框架。重点考察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在承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方面的实质性进展；衡量其技术成果在提升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水平、培育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方面的实际辐射效果；评估其在构建开放共享平台、汇聚高端人才、促进要素融通等方面的生态贡献。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技术领域的评价体系需体现差异化导向，对面向未来产业的探索给予更高的风险容忍度，对推动传统产业升级的实践则更注重共性技术推广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实际效果。评价结果必须与资源配置、管理授权、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以及长期激励机制紧密关联，并建立规范的尽职免责机制，从而形成鼓励挑战、宽容失败的创新导向。

另一方面，政策制定部门应进一步强化跨部门的政策协同，提供系统性的制度供给。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求突破部门管理的条块分割制约。应在更高层面建立常态化的政策统筹协调机制，推动科技、产业、财政、教育、人社等关键部门围绕中心发展的核心瓶颈，在人才引进、设备采购、税收优惠、空间保障等方面形成政策合力并集成解决方案，尤其是在关键制度环节实现突破。同时，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创新与精准化的政策供给，最大程度降低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面临的非创新性制度成本，使其在稳定可预期的环境中，心无旁骛地肩负起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使命。

本文来源于《创新科技》2025年第12期。陈劲，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吴丰，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博士后；刘沐洋，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型号研发管理部创新平台管理室主管。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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