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年部队遭排挤,79岁义父来接我,将军见他当场立正:您怎么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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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张将军的脚步停在距离我们三步远的地方。

他的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义父脸上。

周围的军官和士兵都屏住了呼吸。

“老人家……”

张将军的声音有点发紧。

义父缓缓抬起头,花白的眉毛在秋风中微微颤动。

“您……”

张将军的喉结上下滚动。

他突然挺直脊背,双脚并拢,右手抬起。

动作标准得像训练场上的标兵。

那个军礼敬得笔直。

全场死寂。

“老首长!”

1998年深秋的早晨,霜很重。

我攥着那张纸站在连长办公室门口,手指关节捏得发白。

纸上的油墨印着两个字:除名。

“林小川,进来。”

连长的声音从门缝里钻出来。

我推开门。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连长、指导员,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中校。

中校肩章上的星冷冰冰地反着光。

“坐。”

连长没看我。

我在那张硬板凳上坐下。

板凳很凉,凉意顺着脊椎往上爬。

“你的问题,团里已经定了。”指导员翻开文件夹,

“十月七日晚,你擅自离岗,酗酒,与地方人员发生冲突。

纠察队在现场查获空酒瓶三个,你的作训服上有呕吐物残留。地方派出所出具了证明。”

“我没喝酒。”我说。

“证据确凿。”中校开口了。

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冬天的湖面。

“那晚我在站岗。”我看着中校,“二班长老王可以作证。我交岗时间是十点半,之后直接回宿舍了。”

“王建国?”指导员笑了笑,“他承认那晚和你一起喝的酒。已经写了检查。”

我脑子里“嗡”了一声。

老王。

三天前的晚上,我下哨回来,看见老王在仓库后面和几个老兵分什么东西。

月光很亮,我看清了。

那是几箱压缩饼干,外包装上印着“救灾专用”。

部队的救灾物资。

老王看见我,脸色变了变。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包烟。

“小川,什么都没看见,对吧?”

我没接烟。



第二天中午,炊事班的老赵找到我。

他把我拉到炊事班后面的角落,递过来两百块钱。

“拿着。下个月探亲假,回家给老人买点东西。”

“赵班长,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老赵拍拍我的肩,

“老王那个人,嘴不严。但你是个聪明人。”

我把钱塞回他手里。

第三天,我的名字出现在违纪通报栏上。

“林小川。”连长终于抬起头看我,

“你在新兵连表现不错。下连这一年,训练成绩也靠前。

但部队有部队的纪律。酗酒闹事,还是和地方上的人。性质很恶劣。”

“我没有。”

“三个证人都指认你。”中校说,

“哨兵看见你十一点翻墙出去。小吃店老板记得你喝了半斤白酒。

派出所的笔录上,你的签名清清楚楚。”

我盯着那份笔录。

签名是我的字迹。但我不记得签过这种东西。

“昨晚保卫科找你谈话,你态度很不好。”

指导员合上文件夹,“摔门,顶撞干事。这也是要记录在案的。”

我想起来了。

昨晚确实有两个穿常服的人找我,说要了解情况。

他们问了很多问题,最后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字。

“这是什么?”

“情况说明。签个字,证明我们找你谈过话。”

我扫了一眼纸上的内容。上面写着“本人对违纪事实无异议”。

“我不签。”

“林小川同志,配合调查是你的义务。”

“我没违纪,配合什么?”

其中一个人站起来,手指点着桌面:“你什么态度?”

“我就这个态度。”

门是我摔的。因为我看见老王从走廊那头走过来,和那两个穿常服的人点了点头。

“现在给你宣布处分决定。”中校站起来,

“列兵林小川,严重违纪,予以除名。即日起,停发所有津贴,限期三天离队。”

空气凝固了。

“我可以申诉吗?”

“处分已经生效。”连长说,

“收拾东西吧。中午之前,把军装交到军需库。”

我站起来。膝盖有点软,但我撑住了。

走到门口,我回头问了一句:“为什么?”

没人回答我。

指导员在低头喝茶。中校在整理文件。连长看着窗外出神。

我拉开门,走出去。

走廊很长。两边墙壁刷着绿漆,下半截已经斑驳。

我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像心跳。

回到宿舍,同班的人都在。

没人说话。

我爬上铺,开始卷被子。

被子是去年新发的,棉絮还很蓬松。

我入伍那天,义父帮我打的背包。

他说当兵要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说我学不会。

他笑了,说慢慢学,什么都能学会。

“小川……”

下铺的大刘喊了我一声。

我继续卷被子。

“那事儿……真不是你干的吧?”大刘的声音很低。

我没回答。

“老王他们……”大刘顿了顿,“算了。你……保重。”

我把被子捆好,从床底下拖出迷彩包。

包是义父买的,他说这个包结实,能用好多年。

我把作训服一套套叠好,放进包里。

常服要交回去,但内衣和袜子是自己的。

床头柜里还有半包烟。

我不抽烟,是上次帮老兵跑腿,人家塞给我的。

我拿出来,放在大刘床上。

“给你。”

大刘没接。

烟掉在地上。

我弯腰捡起来,重新放好。然后背起背包,拎起迷彩包,走出宿舍。

楼道里有人探头看。目光碰上了,又缩回去。

我走下楼梯。一步,两步,三步。

水泥台阶被踩得边缘发亮。

我数着台阶,从三楼到一楼,一共五十四级。

营区主干道上,落叶被风卷着打旋。

几个新兵在扫落叶,看见我,停了手里的扫帚。

带队的老兵呵斥了一声,新兵们又低下头干活。

我穿过操场。训练场上有连队在跑四百米障碍,呐喊声一阵阵飘过来。

单杠那边,一个上等兵在做引体向上,旁边围着一圈人计数。

“二十七!二十八!加油!”

我转过头,不再看。

营门就在前面。

哨兵持枪站着,看见我,眼神动了动。

他认识我。

上个月我们一起站过夜岗,他告诉我他女朋友要跟他分手,

因为当兵三年见不了几次面。

我说我连女朋友都没有。

他笑了,说你还年轻。

今天他没笑。

我走到岗亭前,把离队通知递给值班士官。

士官看了看,又看看我。

“林小川?”

“是。”

他在登记本上写字。钢笔尖划过纸面,沙沙响。

“按个手印。”

我按了手印。红色印泥沾在食指上,擦不掉。



“行李检查。”

我把包打开。

士官翻了翻,衣服,鞋子,几本书。

书是《军事理论教程》和《条令条例》,扉页上盖着连队图书室的章。

“书要留下。”

我把书拿出来。

其中一本里夹着一张照片,是我和义父的合影。

去年春节拍的,他坐在院子里,我穿着新兵服站在他身后。

他的手搭在我手上,手背上全是皱纹。

照片我揣进兜里。

“可以走了。”

士官把通知单撕下一联,递给我。

“这个拿好。回乡要报备武装部。”

我接过纸条,对折,塞进上衣口袋。

然后背起包,拎起迷彩包,走出营门。

铁门在身后缓缓关上。铰链发出沉重的摩擦声,像叹息。

我站在营门外面的路上。

风很大,卷起尘土往脸上扑。

我眯起眼睛,看着这条路。

三年前,我就是从这条路走进来的。

那时我十八岁,义父送我到门口。

他说好好干,别给咱家丢人。我说知道了。

现在,我被赶出来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义父说。

他七十九岁了。

心脏不好,去年住院住了半个月。

医生说要静养,不能受刺激。

我每个月写信回去,都说我很好,训练成绩优秀,班长表扬,可能还能立功。

上个星期,我还写信说,年底评优秀士兵,我有希望。

现在,我成了被除名的人。

我在路边坐下。

迷彩包放在脚边,背包靠在肩上。

路对面有家小卖部,老板娘在门口晾衣服。

她看了我几眼,又低头忙自己的。

时间一点点过去。

太阳爬到头顶,又往西斜。影子拉得很长。

我该走了。但我不知道去哪。

老家离这里三百公里,没有直达车。

我要先走到县城,坐大巴到市里,再转火车。

路费呢?

我摸摸口袋。钱包里还有一百二十块钱。

是这个月剩的津贴。本来打算下个月寄给义父。

现在不用寄了。

我站起来,腿坐麻了。跺跺脚,血液流回来,针扎似的疼。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自行车的声音。

叮铃铃。

叮铃铃。

老旧的铃铛声,一下,一下,不紧不慢。

我抬起头。

路那头,一个身影骑着自行车过来。

车是二八大杠,锈迹斑斑。骑车的人佝偻着背,花白的头发在风里飘。

他骑得很慢。车轮碾过路面,发出“吱呀”的声音。

越来越近。

我看见了他的脸。

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眼睛眯着,迎着风,努力往前看。

他看见了我。

自行车刹住了。他一只脚撑地,另一条腿慢慢从横梁上挪下来。

“小川。”

义父喊了一声。

声音很轻,但穿透了风声,直直钻进我耳朵里。

我站在原地,动不了。

他推着车走过来。

车把上挂着一个布袋,布袋里鼓鼓囊囊的,不知装着什么。

“义父……您怎么来了?”

我的声音在抖。

他没回答,只是看着我。

目光从我脸上,移到肩膀,移到手里的包,又移回脸上。

“瘦了。”他说。

然后他把自行车支好,走过来,接过我肩上的背包。

“重不重?”

“不重。”

他把背包放在自行车后座上,从布袋里掏出麻绳,开始绑。

手指关节粗大,动作很慢,但很稳。

绳子绕一圈,拉紧,打个结。再绕一圈。

绑好了,他拍拍背包。

“结实了。”

然后他脱下自己的外套。

那是一件深蓝色的中山装,洗得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

“穿上。”

“我不冷。”

“穿上。”他又说了一遍。

我接过外套。还有他的体温。

我穿上。袖子有点长,他帮我挽起来,一折,再一折。

他的手碰到我的手腕,皮肤粗糙得像砂纸。

“走吧。”

他推起自行车。

我在他旁边走。

车轮吱呀吱呀响。

他的脚步很慢,一步一步,踩在落叶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我们都不说话。

走出一段,他开口了。

“吃饭没?”

“没。”

他从布袋里掏出一个铝饭盒。

打开,里面是馒头,还有两个煮鸡蛋。

“路上买的。吃吧。”

我接过饭盒。馒头还是温的。

我咬了一口。馒头很硬,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慢点吃。”他说,“喝口水。”

他又掏出一个军用水壶。壶身磕掉了几块漆。

我喝水。水是甜的,放了白糖。

“您怎么知道我今天……”我问不下去。

“你们连长打电话到村委会了。”

义父看着前面的路,“说你要回来,让我来接。”

连长打的电话。

他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解释。就说我要回来。

我喉咙发紧。

“义父,我……”

“先回家。”他打断我,“有什么事,回家再说。”

我低下头,继续啃馒头。

鸡蛋他剥好了,蛋白光滑完整。

我一口一口吃,蛋黄噎在喉咙里,好不容易才咽下去。

我们走到一个岔路口。

左边是往县城去的路。右边,是部队家属院的方向。

我下意识地往左边拐。

“走这边。”义父说。

“这边近。”

他说近,其实是绕远。但我不想争论。



我们拐上右边那条路。

路两旁种着杨树,叶子黄了,一片片往下掉。

家属院就在前面,红砖楼,阳台上晾着衣服。

有几个孩子在空地上玩,笑声传过来。

我低下头。

我不想被人看见。

尤其不想被部队的人看见。

但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前面走来一群人。

穿着军装,肩章在夕阳下反光。

最前面那个人,身材高大,走路的姿势像标枪一样直。

我认出来了。

是张将军。

师里的一号。

我在礼堂听过他作报告,声音洪亮,不用麦克风都能传到最后一排。

他们越来越近。

我往义父身后躲了躲,头埋得更低。

脚步声。

谈话声。

“……演习方案还要再推敲……”

“……是,我马上修改……”

声音突然停了。

我感觉到,那群人停住了。

一道目光落在我身上。

不,不是落在我身上。

是落在义父身上。

我抬起头。

张将军站在五米外的地方,眼睛盯着义父。

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

先是疑惑,然后是不确定,接着是震惊。

他张了张嘴。

没发出声音。

旁边的参谋小声问:“首长?”

张将军没理他。

他往前走了一步,又一步。

目光死死锁在义父脸上。

像是在辨认什么。

又像是在确认什么。

我的心跳得很快。

义父察觉到了。他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

然后,他转过身。

面对张将军。

两个老人对视。

一个穿着笔挺的将官服,肩章上的金星闪着光。

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背上沾着尘土。

时间好像停了。

风停了,落叶停在半空,孩子的笑声消失了。

张将军的嘴唇在颤抖。

他死死盯着义父,眼眶一点点变红。

然后。

他猛地挺直脊背。

双脚并拢。

右手抬起。

一个标准的、教科书般的军礼。

“老首长!”

声音炸开在黄昏的空气里。

“您怎么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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