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麓纳英灵——岳麓山谒诸豪杰之墓札记

文/邓跃东

著名的岳麓书院二门上悬有一副对联：“藏之名山，纳于大麓”，我们做书院这个选题时，没有完全读懂，只是觉得好像是表达出书院学者们将自己著作藏于名山的自信。为做纪念辛亥革命的选题，我们再度造访岳麓山，拜谒山上掩埋的湖南豪杰，才全面地理解了这幅对联的含义：将深刻的学术著作藏于名山，将英雄的热血豪杰纳于大麓，岳麓山有幸啊，思想与热血这两种最有力量的东西注入这座海拔仅300多米的小山，使它具有了近代中国巅峰的高度。恰逢湖南邵阳邓跃东先生投来一文，记述他参谒岳麓山豪杰诸墓的感想，竟与记者心意相通，逐发表于下，算作我们共同的行走手记。

长沙地势平缓，却有南岳山脉北延过来，回雁为首，岳麓为足，海拔300多米的岳麓山，遂也成为一城的高度。因所学浅薄，近日阅读有关晚清革命的笔记才惭愧的知道，是晚清革命的风云使岳麓山成为一国仰止的高山。首开烈士公葬之风的豪杰禹之谟，也公葬在这座山上；他投笔从军又弃武从商、且时文时武，是笔者入伍后引为师表的人物。辛亥百年的一个秋日午后，我借到省府公差的机会，重登岳麓，寻谒禹墓。在麓山寺的北侧，我见到了“烈士禹之谟墓”的石碑，墓台上枫叶零落，四周松柏葱郁，斜阳西照，枫叶愈红。

公葬烈士成烈士

在禹之谟墓碑比邻的下边，我看到一座分冢共茔的合葬墓，石碑上刻着：陈烈士天华之墓、姚烈士宏业之墓。以前我来过岳麓山，却未留意过山中有这么多的辛亥烈士墓，且墓墓关联，天合奇缘。比如禹之谟的墓茔，他埋葬到此的原因，就是为了把陈、姚烈士公葬到岳麓山上。

陈天华是湖南新化人，著有《猛回头》和《警世钟》两书鼓吹革命，1905年留日学生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的《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12月7日《朝日新闻》刊文污辱“清国学生放纵卑劣，乃乌合之众。”陈天华愤不欲生，当日写下《绝命书》，决心以死唤醒同胞，翌日凌晨跳入日本东京大森海湾。

姚宏业为湖南益阳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因抗议颁布“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而回国，在上海创办公学，后因经费、校舍困难，决以身死醒世，助中国公学之成，于3月3日投黄浦江自尽。

二烈士均因忧愤国事、感伤时弊而自尽，噩讯震耳发聩。湖南的革命团体、教育院校、先知人士奔走斡旋，学生自治会选派代表苏鹏到东京、上海，迎接陈、姚烈士灵柩回湘，择日公葬岳麓，以彰义烈，激扬民心。这个公葬活动的组织者就是禹之谟。他的公葬演说慷慨激昂，听者悲愤万状，呼应惊天动地。

禹之谟，1866年生，湖南双峰人，少有大志，娴文习武，敢于任事。甲午战后，投身清军，志不能展，又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发展布业、创办学堂，倡导实业救国，被推举为长沙商会会董、湖南教育会会长、学生自治会干事长，集工、商、学界领袖于一身。

公葬陈、姚烈士，是同盟会湖南分会以禹之谟为领导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群众，对清政府的一次示威和交锋。清廷对此横加干涉，歪指“革命即是造反，造反即是大逆不道，陈、姚因革命而自杀，实为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巡抚着臬司传讯禹之谟，他拔刀激昂对曰：“今台湾、胶州、大连、广州湾等地皆为外人所占领不惜，独以中国人葬中国一土反不能容乎？”1906年5月29日，二烈士出殡，禹之谟亲自写挽联，举放队伍前头：“杀同胞是湖南，救同胞又是湖南，倘中原起事，应首湖南，志士竟捐躯，双棺得赎湖南罪；兼夷狄成汉族，奴夷狄不成汉族，痛满酋入关，乃亡汉族，国民不畏死，一举伸张汉族威。”长沙全城学生送葬，队伍长达10余里，二万多人，“皆着白色制服，自长沙城中观之，全山为之缟素”。

清廷十分惧怕，不敢贸然行事，但又气吞不下，决定杀一儆百。公葬当夜，10余名学生被捕。有人劝禹之谟躲躲，他说：“吾辈为国家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他非但不躲，还捉获并公审学监俞诰庆的嫖娼丑行，为反对清廷盐捐浮收和提款兴学等反动政策，率湘乡驻省中学200名学生回湘乡与县衙据理力争。8月10日，被湖南巡抚庞鸿书以“哄堂塞署、图谋不轨”罪名捕入长沙监狱。消息传出，“为禹之谟营救申辩者日数十起”，清廷担心在长沙行刑引发骚乱，秘密移监靖州荒僻府门。禹之谟在狱中“断指割舌，体无完肤，而终不屈服”，惨烈不忍复述。1907年2月6日，禹之谟被绞杀于靖州西门外，他对绞刑而非砍头严正抗议：“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也。”禹之谟就义后被运回家乡双峰，葬在祖屋后山。

禹之谟，公葬烈士成烈士，死去5年后，被公葬到二位烈士身边，为他执绋主持公葬的是黄兴。1904年初，黄兴创立华兴会，禹之谟首批加入，致力革命，友情甚厚。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大总统孙中山追赠禹之谟“陆军左将军”，恤其遗族，同年10月，民国政府以公葬陈、姚烈士的声势，将其迁葬岳麓山。

禹之谟墓茔最上面右侧有座“禹王碑”，为追念大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投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宋嘉定五年（1212年），何致请人刻于岳麓山巅。公葬禹之谟时，民国半肺老人仇鳌痛挽一联：

具一副豪侠肝肠，不破坏不能完全，叱咤变风云，倡谋借白水盟心，十载同磨高祖剑；

剩几许英雄铁血，愈摧残愈有价值，精诚贯日月，归葬到麓山绝顶，万古重留大禹碑。

◎岳麓书院的一副楹联

“藏之名山，纳于大麓。”这副书于岳麓书院的楹联，是我们为本文取名的灵感来源。岳麓山并不高，也不大，但由于汇聚了众多英灵，她便成为了当之无愧的大麓。

◎禹之谟之墓

禹之谟墓，位于岳麓山麓山寺北侧，与陈天华、姚宏业墓上下毗邻。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912年10月，自双峰迁葬于此。占地面积约29平方米。墓呈三级台阶状，长方形，平顶，长245米，宽1.45米，高0.8米。茔地及坟堆皆以花岗石铺砌。墓后立汉白玉碑三通。

主碑刻“烈士禹之谟墓”六字，高1.47米，宽0.5米。左右附碑分别刻墓主禹之谟遗作《告同胞书》手迹和朱杞、颜昌尧所撰墓志铭，均高1.27米，宽0.43米。墓前有石案、石礅、拜台及护栏等设施。

青山代有忠魂聚

公葬革命烈士，毛泽东曾称之为“惊天动地可记的一桩事”，并指出：“这次毕竟将陈、姚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可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个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湖南的救国自强，一开始就伴随着血气激扬的革命举动，当地豪杰主张“雄踞一省，各省纷起”。谭嗣同、梁启超开办的强学会、时务学堂、武备学堂大振声势，革命党引导的哥老会、洪江会、洪福会、武教师会一类会党纷起，后成立学生会、救国会、共进会、华兴会、同盟分会等革命组织，成为最早有规模反清的省份，遭受朝廷的杀伐也重过任何一省。从1901至1911年，湖南发动大小起义和革命暴动上百起，十年间清廷撤换8任巡抚，对革命进行血腥镇压，无数志士人头落地，血震朝野。

随着革命风涛的起伏，湖南志士流血牺牲和公葬义举出现了三次高潮。辛亥之前，湖南旗帜鲜明地灭满兴汉，起义和暴动频发，大力躬行武力反清的革命主张。

1900年唐才常组建自立军，发动的汉口起义，应算湖南人最早领导的有影响的晚清起义了，后被张之洞打败，唐才常不愿逃命，与20多名志士被捕，当夜在武昌就义；

1902年邵阳团总贺金声发动起义，邵阳、衡阳、湘乡、等地哥老会数万人投入，处死了为非作歹的教民、传教士和相互勾结的地主豪绅，焚烧了教堂。湖南巡抚俞廉三派兵弹压，以议事为名诱捕贺金声，剿灭起义军。贺金声留诗：“效忠勤不得，树义旗不得，辜负平生志，何须再留报国身？”遂在湘乡就义；

1903年长沙志士沈荩，孤身潜入皇宫刺杀慈禧太后，被同党出卖入狱。沈荩早年怀揣为六君子报仇之恨入京，在宫中探获俄国入侵东北与清廷签订的密约，交给报刊加以披露，引起全国震怒。朝廷严密追缉，被捕后官府不顾慈禧寿辰之忌，用竹杖暴打4个小时，见未断气，方用绳索勒死；

1904年华兴会领导长沙起义，欲在慈禧70寿辰炸掉湖南抚台督署，事败后多人被捕杀；

1905年长沙起义领导人之一的马福益在江西萍乡被捕，被“以刀洞穿肩骨，系之以链”，押往长沙斩首，血滴一路，惊愤两省；

1906年湖南同盟会员领导萍浏醴起义，三万队伍，战死一万，又清乡三月，斩首无数。起义组织人刘道一、蔡绍南、魏宗铨等被残忍杀害，会党头目萧桂生数次被烙铁烫烧，夹板拷打，以致骨肉分开；

1908年湘桂边境暴发会党起义，失败后起义首领杨元德、龙里卿等相继被杀；

1910年湖南遭受严重洪害，饿殍遍野，巡抚岑春煊竟私自出口粮食，激起民众到官府控诉，多人被开枪打死，数万民众义愤填膺，趁势抢夺米仓，焚烧了抚署衙门和几十处外国教堂、银行等实业机构，局面失控，岑春煊被清廷革职，后调遣鄂军强力镇住抢米风潮；

1911年6月，曾因制作炸药失去一只眼睛的湖南志士杨毓麟，忧愤革命进程缓慢，为唤醒革命同志，愤然在大西洋投海自尽……

残酷的杀伐和刑戮，没有吓到民众，反而激发更多人的觉醒和愤慨，全省各界万众同志，收回烈士尸骨，公葬岳麓，以让后人敬怀缅望，循其血痕，革命到底。官府禁令公葬，捣毁不少烈士坟墓，后来不敢立碑，只埋个土堆。礼葬激励着革命，本身也成为一种革命方式。长沙的浏阳门外，革命分子经常被斩首示众，民众冒着危险，自发前去收尸或夜里抢首，不少人又被城头清军射杀，不怕死者前仆后继，千方百计把尸首搬回。其中不乏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老师送学生的义举，每次丧葬的背后，都有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辛亥武昌起义，湖南随后响应和支援，为巩固起义成果，彻底推翻清廷，大批志士壮烈牺牲。

1911 年 10 月 10 日 ，武昌起义枪响后，湖南于 10 月 22 日 清晨发动起义响应。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发动部分新军和两万会党，迅速攻下抚署，巡抚余诚格仓惶出逃。革命军成立了湖南军政府，焦、陈分别任正副都督，应武昌援请，28日起派出部队援鄂。31日，立宪派官僚谭延闿趁机发动兵变，设伏杀死焦、陈等人，自为都督，不同政见的起义队伍被剿杀打散，杨任、余昭常等烈士惨遭剖心，被用以祭奠兵变死者。①湖南率先响应武昌起义，壮大了声势，激励更多省份纷纷起义。焦、陈功不可没，湖南各界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赞之：“三湘二杰，十日千秋”，被公葬到了岳麓山，1912年孙中山授予焦达峰“大将军”称号。

武昌起义的消息三天后传到长沙，省府群情激奋。18岁的毛泽东此时正在长沙游学，毅然报名参军要求援鄂，却未被录取；他目睹了湖南起义后焦、陈二位首领陈尸街头的过程，决心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投入湖南革命军，后因协议停战，无所事事，当了半年士兵，他又弃军转学。

岳麓山公园管理处后面，有一座辛亥援鄂汉阳阵亡将士公墓，建于1912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向湘求援，从10月28日起，分四批共八千多人奔赴武汉前线，成为唯一一支成建制的援战军队；另还有一支由龚春台领导的湖南会党队伍悄然参战，龚曾是萍浏醴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辛亥时，黄兴任抗清总指挥，顶着秋雨饥寒，殊死抵挡清军一个多月。此前各省发动的起义，都在短期内被镇压下去，不能引发连锁起义；武昌保卫战抗敌持久，让各省看到希望并为发动起义赢得了时间，成为引发全国各地辛亥起义的关键；清廷回天无术，袁世凯只得协议停战，接受推翻帝制的主张。援鄂战斗中，以协统刘玉堂为首的一千多名湘军将士壮烈牺牲，还不包括湖北新军中牺牲的湘籍官兵，大部分烈士后来归葬岳麓山。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成立，为抚恤烈士，传承英风，大批英勇就义的先烈被迁回公葬到岳麓山。

醴陵爆破专家杨卓霖，早年参加清军，打过八国联军、杀过日本骑兵斥候，刺杀两江总督周馥未遂，后入同盟会，专门研制炸弹，在联系扬州会党准备发动起义时被捕，押赴南京就义，1912年迁葬岳麓山；

湘潭人刘道一，1906年发动萍浏醴起义失败被捕，斩首于浏阳城外，年仅22岁，其未婚妻曹庄时在周南女校读书，闻此噩耗，不胜悲恸，即在宿舍自缢。他是同盟会牺牲的第一个烈士，孙中山赋诗哀悼：“半壁东西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其夫妻遗骨与禹之谟同年迁葬岳麓山；

岳麓山半山亭上方是蒋翊武的墓，蒋翊武是湖南澧县人，1905年入同盟会，1911年组织发动武昌起义，被推为总指挥。袁世凯篡权后，他拒做高官，1913年出兵讨袁，10月在广西全州被捕，当月9日殉难于桂林，孙中山亲题“开国元勋 蒋翊武 先生就义处”，1913年迁葬岳麓山；

谭馥，湘乡人，1906年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1907年响应钦廉防城起义事败，1908年发动广州起义再次事败，1909年被捕，遭刑讯100多次，骨断多处，坚不吐实，壮烈牺牲，葬于广州黄花岗，1912年迁葬岳麓山；

葛谦墓今址不存，却有邹鲁撰写的《葛烈士谦纪念碑》文，记为圆形墓，位于岳麓山东麓。湘乡人葛谦，百折不挠，谋刺王之春事败，谋刺铁良未果，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1908年密谋发动广州起义事泄被捕，从容就义。接着，又有覃理鸣、林修梅、刘崐涛、彭遂良、彭昭墓、董健吾、余昭常、易本羲、黎萼等辛亥烈士被公葬到岳麓山。

桃源人宋教仁，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法制院总裁，制约袁世凯，1913年3月，袁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杀宋于上海，后葬于闸北，1914年建墓。湖南曾决议迁葬，但上海已辟地100余亩建成宋公园（现闸北公园），供人缅仰凭吊，就未迁回。

◎陈天华、姚宏业墓

陈天华（1875-1905），湖南新化人，华兴会、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1905年12月在日本蹈海殉国。姚宏业（1886—1906），湖南益阳人，同盟会会员，1906年5月投黄浦江殉国。同年5月，长沙民众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开岳麓山公葬之风。墓于1959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谭馥墓

在蔡锷墓下方，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我们发现了谭馥墓。对于谭馥这个名字，相信大部分人是陌生的，但英雄不能以有名或者无名来论。

谭馥（？-1909），湖南湘乡人。早年加入秘密社团哥老会，1906年随同帮会参加了湖南萍浏醴的反清起义。起义失败后到广州，组织保亚会，并加入了 孙中山 先生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革命党人在广东钦州防城发动起义时，曾策动清军巡防营起义，未成功。1908年，在广州散发保亚票，准备联络人员进行反清武装起义，又未成功。1909年在湖南郴州被清政府逮捕，押回广州，虽经严刑逼供，仍英勇不屈，直至壮烈牺牲。1912年迁葬于岳麓山。

◎刘道一、曹庄之墓

这是一对夫妻的合葬之墓。

刘道一（1884-1906），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湘潭。青年时代，追随其兄刘揆一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事败后流亡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秋，刘道一参与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提前爆发，正在长沙运动新军的他在由衡阳返回长沙途中被捕。同年12月31日，他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他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黄兴在东京得知刘道一牺牲后，与刘揆一相抱痛哭。孙中山闻讯，满含悲愤，作诗哀挽：“半壁东西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刘道一的父亲刘方峣因悲愤过度而仆地中风，一个月后也病逝。刘道一的夫人曹庄当时正在长沙周氏家塾读书，闻信自杀，未成，2年后仍自缢殉节。

中华民国成立后，经孙中山批准，供祀刘道一于大汉忠烈祠。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追认刘道一为烈士，遗体自湘潭迁葬于长沙岳麓山青风峡。刘道一墓为其夫人曹庄与之合墓，占地面积约110平方米。墓呈半圆形，底径3米，高0.5米，茔地及坟堆皆以花岗石铺砌。墓后立碑三通，主碑刻谭延闿书“烈士刘道一曹庄墓”八字，高1.41米，宽0.52米；左右附碑刻刘道一胞兄揆一所撰碑记，高1.3米，宽0.45米。墓前有石凳、拜台、香炉、石方柱置于左右两侧，四周阴刻小楷，书刘道一生平事略。

◎焦达峰墓

焦达峰（1887-1911），湖南浏阳人。早年入浏阳高等小学、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学习。后加入哥老会，参加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入东斌学校学军事。不久加入同盟会，任调查部长，专事联络会党。1907年8月组织共进会，为同盟会外围组织，改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以便联络会党。1911年10月22日，与陈作新率长沙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建立湖南军政府，被举为都督，10月31日，在兵变中与陈作新一起被害。1912年被中华民国追赠为上将归葬于岳麓山，墓于195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陈作新墓

陈作新（1885-1911），湖南浏阳人。1903年入湖南兵目学堂学习军事，后进入新军。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策动新军起义响应，建立湖南军政府，被举为副都督，同年10月31日在兵变中遇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被追赠为上将，同时归葬于岳麓山。墓于195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蒋翊武墓

蒋翊武(1884年-1913)，湖南澧县人。1905年入同盟会，1909年参加新军，1911年10月发动武昌起义，11月底代任战时总司令，1913年在“二次革命”中任鄂豫招抚使，出兵讨袁，失败后于同年10月在广西被捕，殉难于桂林。1916年移葬于岳麓山，墓位于长沙市岳麓山半山亭上方、麓山寺正门下约20米处。1956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辛亥援鄂、民五护国阵亡将士公墓

在1911年辛亥革命与1915年（民国五年）护国运动中，湖南均派兵援鄂参加反清、讨袁战争，湖南人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由此可窥一斑。1916年下半年，烈士遗骸运回长沙，公葬于岳麓山。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生并肩死同眠

岳麓山烈士墓群几乎以禹之谟的墓茔为中心，星罗棋布于山林各处。这些墓主有个共同的特征：昨日曾是送葬人，今天成为被送人，他们生前并肩战斗，死后同眠一地。

从禹之谟的墓茔往上走，最高处是黄兴墓。黄兴在把禹之谟送上山才5年时间，就被人送上了山。黄兴墓地宏大，墓碑最高，状如利剑，直指苍穹，足见其丰功伟绩。他一生组织和参与起义17次，多次负伤，生死度外。民国建立后，任陆军总长，1913年任讨袁军总司令，终因积劳成疾，1916年10月31日殁于上海。 章太炎 先生的悼联叹为观止：“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

蔡锷听到黄兴的噩耗，是在日本的九州医院，因护国作战延误治疗，他喉疾癌变，此刻痛疼加剧，仍然艰难地在病榻边上写下挽联：“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曾送我海上，忽哭君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没想到这成为了绝笔，时隔七日，蔡锷也溘然长逝，却又先于黄兴三天公葬到岳麓山上。

11 月 8 日 ，听说日本福冈试飞自造的飞机，蔡锷执意前往观看。试飞成功，蔡锷兴奋不已，咳嗽急剧，直吐鲜血。他气若游丝地对身旁的蒋百里感叹：“我不死于保卫国家，对外作战的沙场上，死有余憾。”遂留遗嘱四项：协力同心、道德爱国、体恤烈士、薄葬其身。蒋百里致电民国政府说：“临终之际，蔡公犹以未能裹尸为恨，虽未死于疆场，实与阵亡者一例也。”

噩耗传出，国内上下，泪雨倾盆。湖南、广东、云南、四川等省，要求迎接二人灵柩返归桑梓，礼以公葬。12月20日，北京政府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国会议决，为黄兴、蔡锷举行国葬。”明令孙中山、唐绍仪、李烈钧、蔡元培等为主丧人。

黄兴、蔡锷葬礼齐办，因为他们同是乡友，并为元勋，皆为护国，赍恨而殁。俩人早年同时留学日本，共商革命，1907年共同秘密计划镇南关起义，后来共同推翻袁世凯。公葬吊唁中，陈炯明的挽联颇为瞩目：“两君子，首造共和，再造共和，遥睇周原咸释赐。一周间，先逝七日，后逝七日，九歌楚些为招魂。”

1917 年 4 月 12 日 ，蔡锷出殡，大雨滂沱，行止不便，但送葬队伍，长达十里，国内外二万多人参加了送别，三湘父老更是痛哭：“我湖南又弱一个了……”蔡锷是辛亥革命以来国葬第一人，故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实自松坡始”。蔡锷的墓在山腰，墓庐门刻孙中山挽联：“平生慷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墓前是两棵老枫树，可谓忠骨犹如山上石，丹心恰似墓地枫。

黄兴出殡是4月15日，组织形式与蔡锷相同，唯因雨停转阴，故送葬者较蔡锷为多。送葬队伍要从湘江过渡，几十艘大小船舶来回穿梭，一上午都没能把送葬队伍全部运过，山上的下葬礼炮鸣响了，很多的人还在对岸，只能遥望英灵徐徐入地。

三日之内送两公，葬其于高山，俯望全城。省府人士觉得不足以表达敬悼之情，还把市内的两条大街易名为黄兴路和蔡锷路，一东一西一北，中间相

连，至今如此。

◎湖南长沙岳麓山蔡锷墓

蔡锷墓给人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墓碑是一把剑的形状，上书蔡公松坡之墓，将军之碑理当如此；二是四周树木苍翠，很有感觉。

蔡锷墓周围有各省督军政要挽词碑刻24块。现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蔡锷墓下方不远处建有蔡锷墓庐，有一个蔡锷生平介绍的小纪念馆。

◎湖南长沙岳麓山黄兴墓

黄兴墓位于岳麓山云麓峰以北小月亮坪上方，麓山寺后，有石级直达。墓座西向东，由三层近百级石砌台阶步入墓地。黄兴墓碑为一把利剑的形状，上镌“黄公克强之墓”，整个墓地占地1186.24平方米，是岳麓山最大陵墓之一。苍松翠柏，掩映其间。墓的右下方，有黄兴墓庐，已加修葺，大厅陈列黄兴生平事迹，供游人瞻仰。

1988年，黄兴墓和黄兴故居一起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沙，黄兴的纪念地除了这两处之外，在市中心还有一条黄兴步行街，是长沙最为繁华的一条街道，矗立有黄兴铜像。

墓碑永远年轻

蔡锷临终，还惦记着体恤烈士，湘军何能不百战不殆；行武出身的作家沈从文说：“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回到故乡。”此时的湖南，冒着危险，遍寻流血牺牲的子弟，让其魂归桑梓，成为一种时风。后来者都以埋葬岳麓与英烈同眠为荣，一往无前，死而无憾。

林伯渠 先生1906年作诗《游爱晚亭》：“千山遍洒杜鹃血，一缕难招帝子魂。”他哀伤死去的多，接回的毕竟是少数。湖南在辛亥革命前后牺牲的烈士有数万人，《三湘英烈谱》统计，有影响的组织者就牺牲300多人，岳麓山现有辛亥烈士墓53座，其中14座个人墓、3座合墓及两座公墓，有的是衣冠冢，有的葬后无碑，有碑文的却不存坟墓，公墓里的人数难以统计。

“生经白刃头方贵，死葬枫下骨亦香”。多年的公葬迁移，使岳麓山成为一座辛亥革命烈士山。史界称，岳麓山是半部清末革命史，没有岳麓山这群披肝沥胆、敢为人先、开天辟地的忠烈，清末革命史简直难以叙写。正是这些广泛参与、风起云涌、形式多样的“预热”起义，撞动清廷根基，振奋民众士气，才能给武昌起义之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青山隐隐，墓碑肃立。在岳麓山的烈士墓前徜徉，会发现他们的墓碑永远年轻着，刘道一22岁、蒋翊武28岁、蔡锷34岁、陈天华30岁、姚宏业25岁、焦达峰24岁、黄爱25岁、禹之谟40岁、黄兴最长也不过42岁。他们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七、八岁，各自成就鸿鸪之志，建立极具个性的功勋。

铁肩担得正义，妙手著得文章，他们尽显书生本色。刘道一天资颖悟，精通日英文，黄兴称他是“将来外交好人才”；蒋翊武词赋灿烂，书法飘逸；禹之谟言传身教，桃李芬芳；蔡锷十四岁中秀才，其师梁启超认为他是个清秀书生，他却硬要弃文从武，更名为锷，意为利剑；黄兴是个行吟诗人，其句“浪把文章震流俗，果然意气是男儿”、“苍茫独立无端起，时有清风振我衣”，非一般才情。如不是国难当头，砥柱中流，肯定都是一班才情斐然的文士。他们用热血和行动证明：书生报国，君子豹变，文可兴邦，武能定国。

◎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

北伐阵亡将士纪念塔又称五轮塔，分五层，五轮即指地、水、火、风、空，但不知与阵亡将士有何关系？该塔于1927年由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主持修建，2002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长沙会战碑

该碑1941年7月7日由陆军第九战区长官司令部竖立，记述了陆军第九战区全体将士奋勇抗日的悲壮事迹。当时，日军以18万之众，兵分六路进攻长沙，全体将士浴血奋战，人民协同，取得了歼敌3万的胜利，史称“第一次长沙会战”。

化入青山起长风

“啼血重归桑梓地，尽为湖湘砺大才”。岳麓英烈怀抱国运，敢为人先，舍生取义，前仆后继的英雄血性，深深渗入湖南人的基因，后起之秀，脱颖而出，壮举震世。

岳麓书院的后山坡上有座爱晚亭，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李达、罗学瓒、张昆举、周世钊等在长沙求学，成立新民学会，广结学友，常来这里纵谈时局，探求真理。1952年重修爱晚亭时，亭下的湖南大学校长李达致函毛泽东，请题亭名，毛泽东欣然允之。 周世钊 先生早年有一首《踏莎行•秋日游爱晚亭》，可以看出满山英烈对他们的影响：“为寻旧迹上芳亭，早接英风忆黉舍。身在山中，心忧天下，凭栏熟计连朝夜。菜根为饭草作鞋，要将历史从头写。”这不是书生放言，他们让理想变为了现实。

爱晚亭中，悬挂刻着毛泽东手迹《沁园春•长沙》一词的横匾，为1925年去广州经过长沙故地重游所作，可见岳麓英风对他的浸润：“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距此20年前的1905年，蔡锷留日归来，任湖南教练处帮办，曾作《登岳麓山》七绝感怀：“苍苍云楼直参天，万水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上峰巅。”时去人非，登岳麓远望，湘水浩淼，喟然一问，二人的抱负宏愿是何等的相似！

爱晚亭的侧面有一座塔，遥相对应。这是国内唯一的五轮塔，高11米，为纪念北伐阵亡将士，1927年由国民革命军西路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唐生智主建。湖南是北伐战争的第一正面战场，叶挺的先锋团联合本省的唐生智部，打退军阀吴佩孚、打垮赵恒惕等本地军阀，数千将士壮烈牺牲。五轮塔本为佛教密宗之塔，轮者为周偏圆满之意，以佛塔纪念革命烈士，更显佛门仁爱和人性光芒。

从五轮塔往上走，是一座宏伟的抗日将士公墓，为1946年春，国民党第73军军长韩俊下令修建，蒋介石题写碑词“精神不死”，两侧有一联：“碧血丹心光耀天地，名山忠骨万古长存。”忠义观里按番号安放着阵亡将士的骨灰，后山多层排列着牺牲官兵的坟墓。

岳麓山居高望远，成为重要的炮火支援点，一山一城，中隔湘江，唇亡齿寒。经过1939年至1944年的四次大会战，使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样，成为二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四座城市。第73军担负外围抗击，该军由湖湘子弟组成，是国防部临时调遣的杂牌军，无人器重，又无役不从。乡土抗战，尤其勇猛，所属5师师长彭士量及将士，第77师、193师、50师众多官兵壮烈殉国。73军公墓下方，有一座第四路军阵亡将士麓山忠烈祠。山下湖南师范大学老校门二里半处，原有第10军公墓，现已不存。第10军受命死守长沙，从军长到士兵群体遗嘱：“成则以功勋报国家，死则以岳麓为坟墓。”

1944年6月的第四次会战中，湖南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挥所由长沙搬至岳麓山。日军汲取教训，改从后山攻击，因未重点布防，抵御无力，守山将士毁炮血刃，直至力竭血尽。 6 月 18 日 ，岳麓山失守，全城沦陷。

长沙会战，岳麓山留下了55座抗战墓。响鼓岭北侧矗立着一块“长沙会战碑”，周边有阵亡将士名录碑栏，共13块，整齐地刻着烈士名字，我用长乘宽的方法计算，每块约4百人，共有5000多人。

一碑铭记5000烈士，个个有名有姓，置身碑前，颇觉惊心动魄。这些勇士继承岳麓山先烈的血性，为护家国，热血流尽；活着的人们遍寻遗体，把每个战死者的名字端端正正刻于石碑，无不传袭辛亥以来礼待烈士、激励后人的浩然长风。

黄土一抔埋忠骨，心香三瓣吊雄魂。可是岳麓山太大了，烈士墓碑多得看不过来，夕阳西下，我只得沿着小径怅然下山，路上散落着通红的枫叶，我捡了一片，放进包中。

下了山脚，穿过湖南师大附中时，我看到图书馆前有一尊塑像，竟是禹之谟

的，他身后的图书馆就叫“之谟图书馆”，经了解，师大附中前身是惟一学堂，曾是他经手创办。

禹之谟，这个跟墓发音相似又墓缘悠深的名字，真是绕不过去啊。刚看了他的坟墓，临走了竟还打了个照面。诚然，没有他抛却生命、首开公葬之风，百年后的这个傍晚，我难有此行拜谒。要说此人的功业，我觉得最震撼的是他一手擢升了岳麓山的高度，使其成为一国顶礼膜拜、叹为仰止的高山——它有幸承载了辛亥革命湖南一省的沉重付出，印证了中国辛亥革命的卓绝艰难，砥砺了后来者慷慨赴难、虽死犹荣的浩然正气。

◎胡子靖墓

胡子靖（1872—1940），湖南湘潭人，著名教育家。出生于经学世家，1903年回国，创办明德学堂，为湖南私立学堂之始，曾聘请黄兴等人在此任教。胡子靖任明德校长38年，培养了大批英才，誉称“北有南开，南有明德”、“院士摇篮”。1929年兼任湖南大学校长。1940年去世于重庆，公葬于长沙岳麓山。墓位于岳麓山南麓，1992年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张辉瓒墓

1930年，中央红军取得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泽东写下了“前头捉了张辉瓒”的诗句。张辉瓒（1885—1931），湖南长沙人，国民党中将，其时任整编陆军第十八师师长，“围剿”前敌总指挥。1931年1月，经公审后枪决，后葬于岳麓山。该墓毁于文革时期，现存遗址、勒石以存史迹。

一直以来，张辉瓒在历史书上是作为一个反面典型出现的，但实际上，如果我们跳出“内战”这个框架来看（更何况有人曾说，内战是一个国家国民爱国心强的表现），他是一名比较优秀的军人，曾在日本学习军事，后又到德国研究军事学，所以，当我们在岳麓山看到张辉瓒墓的时候，先是有点意外，随即就觉得理所当然，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包容力，既膜拜英雄，又能容纳叛逆，岳麓山本身并不高，却被称为大麓，其原因也在于此。

◎禹之谟塑像

禹之谟（1866-1907），湖南湘乡人，同盟会会员，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实业家。禹之谟先以实业家闻名，他先后在湘潭、长沙等地建立织布厂、毛巾厂等，尤其是1903年创立的湘潭毛巾厂，被认为是湖南近代机织业的开端。1904年初，黄兴创立华兴会，禹之谟首批加入。1904年4月，湖南掀起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禹之谟领导组织省工商各界，集资百余万，收回了路权。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不久，禹之谟在湘组建同盟会湖南分会，并被推为首任会长。期间，他还竭力创办惟一学堂（今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和湘乡驻省中学（今湘乡一中）。1906年5月，著名的反清革命宣传家陈天华和爱国志士姚宏业灵柩返湘时，他首倡“公葬岳麓山，以彰义烈”，又参加湘乡学界反对盐捐上涨斗争，要求湘乡知县停止盐捐上涨，并将已收钱款移作教育经费，直接导致了8月10日被捕入狱。事前，好友曾劝他暂到圣公会避难，他婉言谢绝，他说：“吾辈为国家、为社会死，义也。各国改革，孰不流血？吾当为前驱。”后在狱中备受酷刑，毫不屈服，1907年1月5日被绞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黄兴请临时政府追赠“陆军左将军”，公葬于岳麓山。

这尊禹之谟的头像立于今天湖南师范大学附中图书馆前。

《大麓纳英灵》

一文原刊载期刊详情如下

网上订阅

欢迎感兴趣的读者积极订购。可扫描下方工作人员二维码联系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