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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1992年，我22岁，在广州打工，月薪127块。春节前我攒够了回家的钱，买了一张硬座票——53块7毛，是我半个月的工资。
那是从广州开往郑州的187次列车，53号下铺。我提着装了2370块现金的帆布包挤上车时，座位上坐着一个左腿残疾的老人。
我把座位让给了他，自己在车厢连接处站了整整47个小时。
下车时，老人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陈建国，有事找他。
当时我笑着收下，心想一个残疾老人的孙子，能帮我什么。
直到三年后的那个下午，当17个警察冲进我的办公室，给我戴上手铐时，我才想起那张早已发黄的纸条。那一刻我才知道，那个老人，根本不是我以为的普通人。
而那个电话背后的人，更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1992年1月18日，农历腊月十四。
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挤满了返乡的打工者，空气中弥漫着汗味、泡面味，还有浓烈的乡愁。
我叫林峰，河南人，在广州一家电子厂当工人。三年时间，我从流水线工人做到了班组长，月薪从83块涨到了127块。
这三年我没回过家。不是不想，是舍不得那几十块钱的车票。
但今年不一样。我攒够了钱，给爸妈买了羽绒服，给弟弟买了上海牌手表，还有2370块现金——我要回去盖房子，娶媳妇。
"187次列车开始检票——"
广播响起时，候车大厅瞬间沸腾了。我护着帆布包，跟着人流挤向检票口。
53号下铺，13号车厢。这是我第一次买卧铺票，53块7毛，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但我觉得值——47个小时的车程，总不能一直站着。
车厢里已经挤满了人。我好不容易挤到53号铺位旁边，却愣住了。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我的下铺上，左腿裤管空荡荡的，一根粗糙的木拐杖靠在铺位边。他正闭着眼睛，额头上都是汗。
"大爷。"我轻轻叫了一声。
老人睁开眼，看到我手里的车票，脸上立刻露出歉意："娃娃，不好意思，我占了你的位子......"
他试图站起来，但没有左腿，他根本起不来。拐杖滑落，他差点摔倒，幸好我眼疾手快扶住了他。
那一瞬间，我看清了他的脸——皮肤黝黑，布满皱纹，但眼神很清澈。
"您坐着吧。"我把拐杖捡起来，递给他。
"这是你的票......"老人的声音有些颤抖。
"没事，我年轻，站得住。"我把帆布包塞到铺位下面，"您去哪儿？"
"郑州，看老战友。"老人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站台票，"我这票是儿媳妇托人买的，补了票，但没座位......"
我看了一眼那张站台票，5块钱的补票费。
"行，那您就坐这儿吧。"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往车厢连接处走去。
车厢连接处是整列火车最难受的地方。过道狭窄，冷风从缝隙里钻进来，脚下是铁皮，硌得生疼。
但没办法，车厢里已经挤不下了。
火车启动了，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声音越来越急促。我靠着墙壁，看着窗外逐渐远去的广州，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兄弟，你座位让人了？"旁边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叼着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嗯，一个老人。"
"傻啊你，五十多块钱的票，说让就让了？"男人弹了弹烟灰，"我跟你说，现在这年头，好人不好当。"
我没接话。
男人见我不搭理他，撇了撇嘴，转身跟别人聊天去了。
47个小时，我就站在车厢连接处。腿越来越肿，脚起了三个水泡，后腰疼得直不起来。
每次经过53号铺位，我都会看一眼那个老人。他大部分时间在睡觉，有时醒来，会朝我点点头，眼里有种说不出的感激。
第二天下午，老人叫住了我。
"娃娃，喝口水。"他递给我一个军用水壶。
"不用，大爷，我不渴。"
"喝吧，站这么久，嘴唇都干裂了。"老人坚持着。
我接过水壶，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是温的，有点甜，应该是加了糖。
"大爷，您这腿......"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没问出口。
"抗美援朝，在朝鲜冻掉的。"老人很平静地说，"1951年，长津湖。"
我一愣。
抗美援朝，长津湖。这几个词我在电影里见过，但从一个真实的人嘴里说出来，震撼完全不一样。
"大爷，您是英雄啊。"我肃然起敬。
"什么英雄，就是运气好，活下来了。"老人摆摆手，"很多战友，比我强的，都没回来......"
他说着说着，眼睛红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默默站在那里。
"娃娃，你叫什么名字？"老人问。
"林峰，木林，山峰。"
"好名字。"老人点点头，"我姓陈,叫陈德华。你这孩子心善，以后一定有福气。"
"大爷您别这么说，举手之劳。"
"不。"陈大爷认真地看着我，"现在这年头，肯让座的年轻人不多了。你记住，心善的人，老天会照顾。"
我笑了笑，没当回事。
那时候我不知道，这句话，会在三年后应验。
1月20日凌晨5点17分，火车终于到达郑州站。
我帮陈大爷拿下行李，搀扶着他慢慢走出车厢。站台上人山人海，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割。
"我老战友的孙子来接我了。"陈大爷指了指远处。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正快步走来，穿着笔挺的藏青色制服，腰杆挺得笔直。
"陈爷爷！"年轻人一把扶住陈大爷，然后看向我，"谢谢你照顾陈爷爷。"
"应该的。"我摆摆手。
年轻人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眼神很锐利，但又很温和。他掏出一盒"中华"烟，抽出一根递给我。
"不会抽。"我说。
"好习惯。"年轻人笑了，"我叫陈建国。"
就在这时，陈大爷突然拉住我的手，塞给我一张对折的纸条。
"娃娃，收着。"他的声音有些急促，"你要是在重庆遇到什么事，就打这个电话。记住，一定要打。"
我愣了一下，接过纸条。
纸条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地写着：
陈建国
有事找他
"大爷，我不会有事的。"我说。
"拿着，就当给爷爷一个心安。"陈德华拍了拍我的手，"爷爷这辈子见过很多人，你是个好娃娃。以后有难处，别硬扛。"
我看着老人浑浊但认真的眼睛，最终还是把纸条装进了贴身的口袋里。
"那我走了，大爷您保重身体。"
"你也是，路上小心。"
我转身准备去买到老家县城的汽车票时，回头看了一眼。陈建国搀扶着陈大爷往站外走，两个人的背影在清晨的薄雾中渐渐远去。
那时候的我，根本不知道那个穿制服的年轻人是谁，也不知道那串号码意味着什么。
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善良老人的感激方式，仅此而已。
那张纸条，我一直放在钱包里。三年过去了，纸条已经发黄，边角都磨破了，但我从来没有扔掉，也从来没有拨打过那个号码。
直到1995年6月13日那天。
1995年，我已经是一家电子元件厂的车间主任了。
从广州回来后，我在老家待了半年，盖了房子，订了婚。但农村没什么发展机会，95年春天，我带着未婚妻来到了郑州。在一家国营电子厂干了两年，因为工作踏实、懂技术，被提拔成了车间主任。
月薪从127块涨到了830块，还有奖金和补贴，一个月能拿到1200多块。在95年，这已经是很高的收入了。
我在郑州买了房子——一套53平米的一居室，花了3万7千块，贷款了2万。还准备年底和未婚妻刘敏结婚，她是厂里的会计，老家也是河南的，长得很漂亮。
那天是星期二，早上7点18分，我像往常一样来到厂里。
车间里已经有工人开始干活了。我巡视了一圈，检查设备运转情况，一切正常。
9点半，我在办公室整理上个月的生产报表。突然，门被推开了。
"林主任，不好了！"质检员小王冲进来，脸色发白，"三号车间的配电柜冒烟了！"
我心里一紧，扔下笔就往三号车间跑。
还没到车间门口，我就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焦臭味。推开门，只见配电柜正冒着黑烟，火苗已经蹿出来了。
"快！灭火器！"我大喊。
几个工人抱着灭火器冲上去，白色的泡沫喷洒出来，火势很快被控制住了。
我松了一口气。还好发现得早，没有造成大的损失。
但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
配电柜是去年刚换的，按理说不应该出问题。而且，就在一周前，我还专门写了一份《关于车间电路老化的整改报告》，交给了厂长。
报告里明确指出：工厂有三处电路存在安全隐患，需要立即更换。其中就包括三号车间的主电路。
但厂长一直压着没批。
"林主任，怎么回事？"厂长赵宏光急匆匆赶来了，脸色很难看。
"配电柜起火，已经扑灭了。"我说，"赵厂长，我一周前就在报告里说过，这条电路有问题......"
"什么报告？我怎么不知道？"赵宏光打断了我。
我一愣："就是《关于车间电路老化的整改报告》，上周四我亲手交到您办公室的。"
"我没见过什么报告。"赵宏光面无表情，"林峰，你是车间主任，车间出事，你要负责。"
"赵厂长，这......"
"行了，先别说了。"赵宏光挥了挥手，"幸好火扑灭了，损失不大。你回去写个情况说明，下午开会讨论。"
我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下午3点，厂里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室里坐满了人——厂长、副厂长、各车间主任、工会代表。
"今天上午三号车间发生火灾，虽然及时扑灭，但性质严重。"赵宏光坐在主位上，语气严厉，"经初步调查，起火原因是车间管理不善，工人违规操作，导致电路短路。"
我心里一沉。
"赵厂长，起火原因不是这样......"我站起来。
"林峰同志，你先坐下。"赵宏光冷冷地看着我，"作为车间主任，你疏于管理，对工人缺乏安全教育，导致这次事故。厂里决定，给予你行政记大过处分，扣除三个月奖金。"
"我不服！"我拍了桌子，"赵厂长，上周我就在报告里指出了电路问题，是你一直不批！"
"什么报告？你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赵宏光冷笑。
我愣住了。
报告原件在赵宏光那里，我手上没有副本。
"拿不出来吧？"赵宏光站起来，"林峰，我看你是想推卸责任。这样吧，既然你觉得委屈，那就请公安局来调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
公安局？这是要把事情闹大，要追究刑事责任？
会议结束后，我回到办公室，整个人都懵了。
刘敏悄悄来找我："林峰，你得小心。我听财务的姐妹说，赵宏光最近在厂里做了很多手脚。"
"什么手脚？"
"具体我也不清楚，但肯定跟钱有关。"刘敏压低声音，"你那份报告，他可能故意藏起来了。这次火灾，他想把责任全推到你身上。"
我听了心里一阵发寒。
第二天，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
上午9点，三个民警来到了工厂。
"林峰？"带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警官。
"是我。"
"有人举报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请跟我们走一趟。"警官出示了证件。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重大责任事故罪？这可是要判刑的！
"警官，我没有......"
"有什么话，到局里再说。"警官打断了我，"把手伸出来。"
咔嗒——
冰冷的手铐锁在我手腕上的瞬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
车间里的工人们都围了过来，有人窃窃私语，有人幸灾乐祸。
刘敏站在人群里,眼泪止不住地流。
"林峰！"她想冲过来，被人拉住了。
我被押上警车，透过车窗，看着工厂的大门渐渐远去。
27岁，我第一次坐警车,还是以嫌疑犯的身份。
到了公安局，我被带进了审讯室。
一盏白炽灯直射在我脸上，刺得我睁不开眼。
"林峰，你知道自己为什么被带来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审讯我的警察冷笑，"火灾发生前三天，你是不是给工人下达过加班指令？"
"是，但那是正常的生产安排......"
"正常？工人连续加班三天，每天超过12小时，你觉得正常？"
"这......"
"而且，我们调查了，火灾发生时，现场有工人在违规操作电焊。你作为车间主任，明知工人疲劳作业，还让他们使用危险设备，这就是严重的管理失职！"
"我没有让他们用电焊！"我急了，"是配电柜电路老化，自己起火的！"
"证据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电路老化？"
"我写过报告，交给厂长了......"
"报告？你能拿出来吗？"
我说不出话了。
审讯持续了三个小时。警察的态度越来越强硬，问题越来越尖锐。我渐渐意识到，这不是简单的调查，而是有人在背后推动，要把我往死里整。
晚上8点，我被关进了看守所。
冰冷的铁门关上的声音，像一记重锤砸在心上。
我坐在狭小的监室里，脑子里一片混乱。为什么会这样？明明我什么都没做错，为什么要承担这些？
突然，我想起了一个人。
三年前，重庆火车站，那个残疾的老人，那张发黄的纸条。
"有事找他。"
陈大爷的话在耳边回响。
但我能找他吗？一个老人的孙子，能帮我对抗厂长、对抗公安局吗？
况且，三年了，那个号码还能打通吗？
第三天，看守所管教破例允许我打一个电话。
"就一个，打给家人。"管教说。
我颤抖着手，掏出钱包。那张纸条还在，已经磨得很破了，但上面的号码还清晰可见。
我犹豫了很久。
如果打给父母，他们能做什么？从老家县城赶来，他们只会急得团团转，却帮不上任何忙。
如果打给刘敏，她一个小会计，又能怎样？
我最后的选择，只有这个号码。
"喂？"电话接通了，是个低沉的男声。
"请问......是陈建国吗？"我的声音在发抖。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你是......92年那个，火车上让座的小伙子？"
我愣住了。三年了，他居然还记得？
"是我，林峰。"
"你怎么了？"陈建国的声音突然紧张起来，"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看守所。"我说着说着，眼泪就下来了，"陈哥，我出事了。我被人陷害，说我造成了重大责任事故，可能要判刑......"
"别急，慢慢说。"
我把事情经过简单说了一遍。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
"你等着。"陈建国说，"我马上到。"
挂了电话，我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帮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但那一刻,我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一个小时后，看守所的铁门打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