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件被我嫌弃的丑毛衣,最终的归宿是猫窝。我以为这是对继母无声的反抗,也是它最好的价值体现。
直到那天在公园,一位陌生的老奶奶抓住我的手,泪流满面。
“这……这花样……”她的声音颤抖得不成样子,“姑娘,你告诉我,是谁织的?!
我看着这个奇怪的老太没作声。
而她接下来说出那句话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所有的刻薄与偏见,都被这句话击得粉碎。
我叫林墨,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
所谓设计,就是把客户脑子里那些抽象、矛盾甚至愚蠢的想法,翻译成具体、和谐并且看起来很贵的视觉语言。
干这行久了,人会得两种病。
一是颈椎病,二是审美洁癖。
前者是生理上的,后者是精神上的。
我两样都占了,而且病入膏肓。
所以我第一次看到那团毛线时,感觉自己的视网膜受到了工伤。
荧光绿,配上一种仿佛兑了黑墨水的深紫色。
如果潘通色卡有地狱,那这两种颜色一定在地狱的VIP包厢里永世纠缠。
而我的继母陈淑,正把这团地狱VIP毛线藏在沙发靠垫后面。
她的动作有些笨拙,像一只不擅长储藏坚果的松鼠。
我站在玄关换鞋,没说话。
她以为我没看见,我也假装我没看见。
成年人之间最高级的默契,就是给对方的尴尬留足体面。
我爸林伟从书房走出来,戴着他的老花镜,试图用他一贯的温和来粉饰太平。
“小墨回来啦,快洗手吃饭。你陈阿姨……她给你准备了惊喜。”
我瞥了一眼那个鼓囊囊的靠垫,心想,千万别是惊吓。
陈淑是我爸三年前娶的女人。
我妈在我高三那年走的,癌症。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的空气都是灰色的,闻起来像旧报纸和灰尘。
我爸是个大学教授,教古典文学,一辈子都活在泛黄的书页里。他能把李清照的愁绪分析得入木三分,却不知道怎么处理一个失去母亲的女儿,和一个失去了妻子的自己。
所以陈淑的出现,像是在一锅清汤里滴入了一勺浓油。
她来自某个我地图上找不到的乡镇,带着一身和这个城市格格不入的气息。
她不善言辞,大部分时间都沉默着,用做饭、打扫、整理这些无声的动作,来填充她在这个家的存在感。
她对我很好,好得小心翼翼。
但这种好,总让我觉得不自在。
就像一件尺寸不对的衣服,材质再好,穿着也别扭。
尤其是在审美这件事上,我们之间隔着一个马里亚纳海沟。
她会买那种印着巨大烫金字母的T恤,或者在阳台种上塑料做的假花。
我纠正过一次,说字母印反了。
她愣了半天,第二天就把那件衣服收了起来,再也没穿过。
从那以后,我闭嘴了。
我意识到,试图改变她的审美,就像试图让一只猫爱上游泳一样,徒劳且残忍。
所谓的“惊喜”在我生日那天揭晓。
那是一件毛衣。
由荧光绿和深紫色共同织就的灾难。
款式是上个世纪的,高领,宽肩,袖子长得能唱戏。
最致命的是胸前那个图案,一种由两种颜色交织成的、无法形容的几何图形,像某种神秘的部落图腾,又像醉汉画出的心电图。
饭桌上,那件毛衣摊在旁边的椅子上,像一具色彩鲜艳的尸体。
空气安静得能听见灯管的电流声。
“小墨,快试试。”我爸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乞求的雀跃。
陈淑紧张地搓着手,看着我,眼神里是那种期待又怕被拒绝的怯懦。
我没法拒绝。
我只能站起来,挤出一个我认为足够自然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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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陈阿姨。”我说。
然后我把它套在身上。
毛衣的质感倒是很厚实,甚至有些沉。羊毛的触感,有点扎人,但确实很暖。
“真好看!真暖和!”我爸的赞美之词像不要钱一样往外冒。
我对着穿衣镜里的自己看了一眼,感觉自己像一棵被雷劈过的圣诞树。
我迅速脱下来,叠好。
“我很喜欢,”我说谎了,“就是现在穿还有点热,天冷了再穿。”
陈淑像是松了一口气,露出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那天晚上,我把那件毛衣塞进了衣柜的最深处,用一堆过季的衣服压住它,像是封印一个打扰人间安宁的恶灵。
我告诉自己,这是陈淑讨好我的又一次失败尝试。
是一种她自以为是的爱,强行施加给我,却从没问过我需不需要。
这种不被理解的感觉,比毛衣本身更让我烦躁。
几天后,我的猫“团子”感冒了。
它是我从小区捡回来的流浪猫,纯白色,长毛,胖得像个滚动的毛线球。
医生说它有点着凉,需要保暖。
回到家,我看着团子在它那个小小的猫窝里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心里某个地方被刺了一下。
我翻箱倒柜地找东西给它垫窝,旧T恤太薄,旧毛巾又不够软。
然后,我打开了衣柜。
那个被我封印的“恶灵”就躺在最底下。
荧光绿和深紫色,即便在昏暗的衣柜里,也倔强地散发着夺目的光芒。
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闪过。
一个带着一丝报复性快感的念头。
反正我永远不会穿它,让它在衣柜里发霉,不如废物利用。
它的材质确实厚实,保暖性一流。
我把它抽了出来。
我甚至没有展开它,就那么粗暴地对折、再对折,把它塞进了团子外出的航空箱里。
航空箱是团子的第二个窝,它很喜欢待在里面。
我把团子放进去。
小家伙叫了一下,似乎对这个新垫子很满意,踩了踩,调整出一个舒服的姿势,蜷缩起来,很快就发出了满足的呼噜声。
看着它安稳的样子,我心里那点说不清的烦躁,终于平复了一些。
你看,这件毛衣也不是一无是处。
它找到了它真正的价值。
垫猫窝。
生活像一盘转速不快的磁带,A面是工作,B面是家庭。
我每天在AB面之间切换,偶尔卡带,但大部分时间,它就那么平庸地播放着。
自从那件毛衣有了新归宿,我的世界清净了不少。
至少我不用在每次打开衣柜时,都看到那一抹刺眼的荧光绿了。
团子也很喜欢它的新床垫,每天大多数时间都窝在航空箱里,睡得四脚朝天。
那个周末,天气好得不像话。
阳光跟不要钱似的,从窗户里泼进来,在地板上镀了一层金。
我想带团子去楼下晒晒太阳,补补钙。
我拎着航空箱,从房间里走出来。
陈淑正在客厅拖地。
这是她的常态,永远在忙碌,像个停不下来的陀螺。
我从她身边经过,说了句“我下去了”。
我没指望她回应,她通常也只是点点头。
但那天,她停下了。
拖把倒在一边,发出“哐当”一声轻响。
她的目光越过我,像被磁铁吸住一样,牢牢地定格在我手里的航空箱上。
我的心,咯噔一下。
航空箱是半透明的,侧面有很多透气的网格。
透过那些网格,能清楚地看到里面的东西。
一只白色的猫,和一堆被它压得皱巴巴的、由荧光绿和深紫色组成的毛线制品。
她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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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瞬间绷紧了身体,像一只准备战斗的刺猬。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迎接一场预想中的风暴。
可能是伤心的质问:“你怎么能拿我给你织的毛衣去垫猫窝?”
也可能是压抑的哭泣,或者愤怒的指责。
我甚至在脑子里迅速构思好了反击的台词。
我会说:“它在这儿,总比在衣柜里发霉有用吧?”
或者更刻薄一点:“猫比我更需要它。”
我等着。
客厅里安静极了,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几声鸟叫。
可陈淑什么也没说。
她没有哭,也没有质问。
她只是慢慢地、慢慢地走过来,在我面前蹲下。
她没有看我,一眼都没有。
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个航空箱上。
她的眼神很奇怪,非常复杂。
那里面有失落,有惊讶,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更深沉的东西,像是在透过那件毛衣,看什么很遥远的东西。
她伸出手。
手指有些粗糙,带着常年做家务的薄茧。
她隔着航空箱的塑料网格,轻轻地,近乎怜惜地,抚摸了一下那团皱巴巴的毛衣。
那个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然后,她站起身,拿起倒在地上的拖把,一言不发地转过身,继续拖地。
水渍在地板上画出长长的痕迹,很快又蒸发掉。
就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拎着航空箱,站在原地,像个傻子。
她这种平静,这种哀莫大于心死的沉默,比任何激烈的争吵都让我感到难受。
像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
我所有的防御,所有准备好的刻薄言辞,都失去了对手,悬在半空中,显得那么可笑。
那一天,我最终没有带团子下楼。
我把它放回房间,然后一整个下午,都坐在窗边发呆。
心里那点微弱的愧疚,像一粒沙子掉进了眼睛里,不致命,但磨得人不得安宁。
我第一次意识到。
我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这个和我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女人。
那件丑毛衣,在我心里,也从一件单纯的“失败的礼物”,变成了一个我无法理解的谜团。
从那天起,我开始下意识地观察陈淑。
像一个侦探,试图从最平淡的日常里,找出一些被忽略的线索。
我发现,她发呆的时间变多了。
常常,她会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手里摩挲着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用红绳穿着的护身符,被磨得很光滑,看不清里面包着什么,但看得出年份很久了。
她摩挲着它,目光没有焦点,整个人都陷在一种深深的沉寂里。
有一次,她回房间接电话。
门没关严,我路过时,听到她在和电话那头的人说话,带着浓重的家乡口音。
她的声音很低,很疲惫。
我清晰地听到了一个名字。
“阿阳。”
她说:“妈,我知道……阿阳的事,我……”
后面的话,被压抑的抽泣声淹没了。
我悄悄走开,心里却像是被投下了一块石头,泛起圈圈涟漪。
阿阳是谁?
我忍不住去问我爸。
我装作不经意地提起:“爸,陈阿姨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爸正在备课,他推了推眼镜,想了想说:“她啊……吃过很多苦。”
这是一个无比笼统且毫无信息量的回答。
“什么苦?”我追问。
我爸合上书,叹了口气。
“小墨,都过去了。她好不容易才走出来一点,你就别去揭她的伤疤了。多体谅她一些,她不容易。”
他每次都这样,用“不容易”和“体谅”这两个词,来结束所有可能深入的对话。
这让我更加好奇。
那段被小心翼翼保护起来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一件被遗忘很久的事,忽然从我记忆的角落里浮现出来。
去年秋天,公司搞团建,主题是“复古派对”。
其中有个环节,要求每个人展示一项“复古技能”,比如编绳、剪纸、吹麦哨之类的。
我对着策划案发愁,我所有的技能都和鼠标键盘绑定在一起。
晚上回家,我把策划案扔在茶几上,一边吃水果一边抱怨。
陈淑当时正在旁边打扫,她大概是听到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回了房间。
过了一会儿,她拿出来一堆五颜六色的绳子。
那天晚上,她就坐在客厅的灯下,一言不发地编着。
她的手指很灵活,那些彩绳在她指尖翻飞,像有生命一样。
第二天早上,一条极其精巧复杂的“同心结”手链放在了我的书桌上。
结编得又密又平整,配色也很雅致,和我那件荧光绿毛衣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产物。
我戴着那条手链去了公司,在活动上出尽了风头。
同事们都围着我,惊叹于这巧夺天工的手艺。
我含糊地说是“家里人编的”。
当时,我只觉得这是陈淑在“献殷勤”的又一种方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却清晰地记起了她编绳时那个专注而落寞的神情。
那不只是为了讨好我。
那更像是一种沉浸,一种只有在那个世界里才能获得的、短暂的安宁。
一个能编出那么精致手链的人,为什么会织出一件那么丑的毛衣?
除非……
除非那个丑陋的图案,对她而言,有特殊的意义。
我不敢再想下去。
团子的疫苗接种日到了,这是早就预约好的,不能改。
我必须带它出门,去宠物医院。
我看着航空箱里,团子依然香甜地睡在那件毛衣上。
我犹豫了。
要不要把它换掉?换成别的垫子?
心里有个声音说,别自作多情了,也许一切都只是你的胡思乱想。
它就是一件单纯的、审美失败的毛衣。
另一个声音却在说,不要动它。
最终,我什么也没做。
我对自己说,只是为了让团子睡得舒服一点。
我拎起航空箱,走出了家门。
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再平常不过的出行。
我错了。
从宠物医院出来,下午的阳光正好。
不冷,不热,带着一种懒洋洋的暖意。
时间还早,我不想那么快就回到那个让我有些心绪不宁的家里。
我带着团子,在医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里找了条长椅坐下。
公园里人不多,几个老人在下棋,几个小孩在追逐鸽子,一切都很安详。
我把航空箱放在腿边,打开了顶部的天窗,让团子也能透透气,看看外面的世界。
小家伙好奇地探出脑袋,警惕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环境。
我拿出手机,刷着朋友圈,享受着这难得的清净。
一个老奶奶,独自在公园里散步。
她头发全白了,梳理得很整齐。但她的背很佝偻,脚步很慢,很沉,每一步都像踩在泥泞里。
她的目光空洞,好像在看什么,又好像什么都没看。
她慢慢地,慢慢地,朝着我这边走过来。
我没有太在意,公园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
她在我附近停下脚步,似乎是想在旁边的另一条长椅上歇歇脚。
就在她转身的一刹那,她的视线,无意间扫过了我脚边的航空箱。
就是那一眼。
时间仿佛在那一刻静止了。
航空箱里的团子,似乎是觉得晒着太阳很舒服,懒洋洋地翻了个身。
它这个动作,把它身下垫着的那件毛衣,更多地展露了出来。
那被我鄙夷了无数次的、荧光绿与深紫交织的独特图案,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也格外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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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奶奶的身体,猛地一震。
像电影里的慢动作,她整个人僵在了那里。
她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空洞,迅速转变为极度的震惊和不可思信。
她的嘴唇开始无法控制地颤抖,浑浊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图案,仿佛看到了什么穿越时空而来的鬼魅。
我被她的反应弄得有些不知所措,收起了手机。
“奶奶?”我试探着问了一句。
她像是没听见。
她踉踉跄跄地朝我走了两步,然后又停下,眼睛还是一动不动地胶着在那个图案上。
我看到,她的眼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
老奶奶像是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猛地推了一把,踉跄着冲到我面前。
她完全无视了我,也无视了我怀里受惊的猫,双手颤抖地、痉挛地指着那个航空箱,喉咙里发出一种被扼住的、嗬嗬的声响。
我被她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彻底吓坏了,本能地向后缩了缩,结结巴巴地问:“奶奶,您……您怎么了?”
她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她的世界里仿佛只剩下那个小小的航空箱,和箱子里那个丑陋的图案。
她死死地盯着它,脸上的肌肉因为极度的情绪而扭曲、抽搐,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巨大悲伤瞬间就吞没了她。
下一秒,两行浑浊的眼泪,毫无征兆地从她布满深刻皱纹的脸上滚落下来,砸在干燥的地面上,洇开一小块深色的痕迹。
“这……这花样……”她的声音嘶哑、破碎,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撕扯出来的,充满了巨大的震惊和撕心裂肺的痛苦,“你……你的这个……是哪来的?是谁织的?!”
我彻底懵了,大脑一片空白。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陌生的老人,在我面前瞬间崩溃。
突然,她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那力气大得惊人,干枯的手指像铁钳一样死死地箍着我。
她仿佛抓住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整个人泣不成声地,用尽全身力气对我说出了让我彻底傻眼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