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广线上的扁担：怀念我那黄陂祁家湾的舅舅（此文，献给40岁以上的黄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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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怀念我祁家湾的舅舅

写下这些文字，是想让更多人记得，在祁家湾那个消失的绿皮车小站旁，曾有一个黄陂男人，用双肩磨出的老茧，为后辈换取了不再需要挑担子的权利。这不仅是一个家族的私语，更是献给那一代拼命活过的、平凡而伟大的中国劳动者的挽歌

如果把武汉的地图铺开，视线掠过汉口繁华的江滩，一路向北，在黄陂祁家湾那个地方，曾跳动着一种极其微小却又无比坚韧的人间脉搏。

我的舅舅，一个地地道道的黄陂祁家湾男人。1950年代生人，姊妹三个他排行老二，中国农村最典型的“夹心层”。

祁家湾这地方，地薄人稠，人均不到两亩地，在上一辈人的生活观念里，守着这几亩土地，顶多是不饿死，想要养活一大家子，你就得拿命去搏。

1. 绿皮车里的“候鸟”

那时候的祁家湾，最大的恩赐就是京广铁路在那儿有个客运小站（京广铁路提速之前，黄陂区域内有祁家湾火车站，横店火车站和滠口火车站）

改革开放1980年代末，当大多数人还在土里刨食时，舅舅就展现出了黄陂人特有的“聪明人”和勤奋。他发现城里人缺菜，而乡下的菜烂在地里不值钱。于是，一根扁担、两只竹筐，就成了他一生的勋章。

舅娘是后勤总管，那是真正的“贤内助”。白天她在地里收菜、理菜，到了晚上，煤油灯下，两口子把青菜、萝卜、芹菜、辣椒等洗干净以后，码得像工艺品一样齐整，还要洒上水保鲜。第二天清晨六点，天还没亮，整座村庄还在梦呓之时，舅舅已经挑着那1百来斤的重担，准时出现在祁家湾火车站的站台上。

他等的是那趟开往江岸车站的绿皮慢车。

车厢里，满是浓郁的黄陂口音和泥土的气味。舅舅和他的“菜友”们，是这列车上最活跃的候鸟，那年头，铁路单位为了支持他们这些菜农，特地拿出2节车厢，拆除座椅后成为他们的专用车厢

那年代，火车站没有安检，大家都是上车后再买票，依稀记得票价1-2元

江岸火车站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地理名词，而是生活的战场。下了车，舅舅们挑着担子一路小跑，抢占菜场最好的地段和时段

舅舅，属于那个时代的“汉漂”，没有高大上的写字楼，只有清晨江岸菜场刺骨的寒风。舅舅用他那口地道的黄陂普通话，跟城里那些讲究的爹爹婆婆讨价还价。一分钱一分钱地抠，一斤菜一斤菜地卖。到了下午四点，再掐着点赶回程的火车。

那一根扁担，两头挑着的不仅是蔬菜，更是家里七口人的嚼头，是孩子们的学费，是老人的药费。

2. 体力劳动者的“安慰剂”

舅舅这一辈子，累吗？那是肯定的。但他从不叫累。

他唯一的解忧药，就是酒。那是老一辈体力劳动者的通病。收工回来，盘腿往炕头一坐，舅娘炒个花生米，倒上一杯辣嗓子的白酒。两口下去，一天骨头缝里的酸疼仿佛就消散了。

那时候的农村人，对身体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或者是“不敬畏”。舅舅常年高血压，头晕了，他就说是太阳晒的，或者是酒喝猛了。在他眼里，去医院那是浪费钱，是“城里人”的矫情。他有一套朴素的价值观：只要还能挑起扁担，人就没病；只要还没倒下，就能硬抗。

这种对健康的漠视，其实背后是巨大的生活压力。一个养活七口人的男人，是不敢生病的。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台永动机，却忘了人肉之躯终究会有金属疲劳。

3. 消失的身影与不变的祁家湾

舅舅在六十岁左右走了。走得很快，高血压并发症，没给家里人留下太多拉扯的机会，就像他那一辈人的性格，走得干脆，不给儿女添麻烦。

他走的时候，家里日子已经好过多了，孩子们都已长大开始赚钱了，那根挑了一辈子的扁担随着京广铁路的提速也早就下岗。可他终究没能享上几年的清福。

现在我再看那张卫星地图，祁家湾的小站已经拆除，京广线的动车飞驰而过，十几分钟就能跑完舅舅当年坐1个多小时的路程。我总觉得，那些飞速掠过的列车，带走的是一段沉重的、充满烟火气的历史。

舅舅这种人，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就像是铺在铁轨下的碎石子。他们默默无闻，甚至连名字都不会出现在任何地方志里，但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用肩膀挑出了家庭的未来，用一双脚丈量了乡村到城市的距离。

他没读过什么书，不知道什么叫“经济腹地”，也不懂什么“城市化进程”。他只知道，祁家湾的菜得卖到江岸去，家里的七口人得吃上热乎饭，自己每天早上5点钟得起床

舅舅，如今武汉的马路修得宽了，高楼盖得多了，但我总能想起你那满身的汗碱味，想起那根被压弯的扁担，以及你站在绿皮车窗外，对着我们憨憨一笑的样子。

那代人的苦，现在的年轻人不懂；但那代人的硬气，我们这辈子都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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