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行甲错在哪

或许，陈行甲最大的贡献是用自身的争议，强行给社会上了一课：现代公益不是道德秀场，而是专业战场；公众信任短期可以靠圣徒叙事赚取，但最终还要靠更真实的人设。

前文回顾：

陈行甲的人设最近有点崩坏。

他的公共形象长期以来一直韦光正。在巴东时，他自称“不收钱的县委书记”，高调反腐、跳伞代言，将清廉悲情与个人英雄主义缝合为完美的道德铠甲。

转型公益后，他宣称“公益需要专业，专业需要回报”，在恒晖基金会领取73万元年薪（2023年90万元），引发争议后，跳槽新东方任总顾问年薪150万。

陈行甲的恒晖年薪，在公益圈算偏高的，但比他高的其他人，为什么没让网友大惊失色？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构建了一套圣徒叙事。

当道德光环成为流量密码，公众自然以圣徒标准审视其账本。公益组织行政费用占比仅5.3%的合规性，远不及“为何公益人薪水堪比上市公司高管”的质疑刺眼。

如果问陈行甲错在哪，最底层的错误就是他的这套“人格近乎完美”的圣徒叙事。

我最近见到如此热衷这套叙事的还是前银川副市长郭柏春：

我是很反感这套叙事的。之前在陈行甲声望的最高点，就曾冒天下之大不韪写过：

但这次，我不准备落井下石。只是，冷静分析一下这套叙事，还是很有公共价值的。

1

必须承认，“公益必须清贫”是种落后的道德绑架。

陈行甲反对“用爱发电”，主张体面报酬，此观点本身进步。

陈行甲遭遇的争议，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对公益专业的认知滞后所致。社会对公益的认知，尚停留在“好人好事”阶段，未能充分认识到现代公益作为复杂社会工程所需的专业性和管理成本。讨论公益人薪酬时，不应仅限于道德层面，更应关注其专业价值与薪酬是否匹配，以及公益项目的实际成效和透明度。

但进一步的争议核心在于，以恒晖基金会在公益界的体量，73万是否过高？

对比行业，2024年基金会秘书长平均年薪13.8万元，他的收入超行业均值5倍，却似乎未展示同等超额的公益效能。如恒晖基金会六成资金用于“联爱工程”，但公众对其实际救助规模感知模糊。

我朋友圈很多人对陈行甲如雷贯耳，却甚至连陈行甲所在的公益机构名称都不知道。每次刷到陈行甲的视频，也是他在营销自己而非所在机构。

你不觉得这很有问题吗？

有人说，陈行甲就值这个钱，新东方就给开了150万年薪，比公益年薪多一倍。

且不说陈行甲的知名度是在这几年逐步壮大的，单说用商业机构薪酬与公益收入简单对比，就毫无现实感。

同一个人，在公益机构任职的年薪，通常只为市场收入的三分之一。

新东方总顾问需统筹教育、文旅、电商三大板块，市场同类岗位薪资常达300万以上。俞敏洪的抄底聘书，反而暴露出陈行甲公益光环的商业折价。企业消费的不是他的管理能力，而是其道德IP的剩余价值。

一句话：新东方给的薪酬不高，陈行甲在恒晖基金会的收入偏高。

但我觉得，这不是太大的槽点。陈行甲最大的槽点，一定在他单向的圣徒叙事中。

2

我们先简单回顾陈行甲官场爆红的经历。

陈行甲对自己巴东任职时期的描述，是其公众形象的重要基石，但也存在一些与行政常识或第三方描述不尽一致的地方。

他的巴东故事充满戏剧性。陈行甲曾提及亲自签字查处官员，并将相关成绩作为其任内的重要政绩。据他自述，“亲自签字抓87人”、“遭腐败团伙死亡威胁”，但所有这些，似乎都只是他的单向表达，无独立证据链支撑。

反腐工作有严格的法定程序和专门机关负责，县委书记虽承担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但其个人权限与“签字抓人”的表述之间存在需要厘清的空间。

另外，陈行甲在自传中表示，除了党代会、人代会等极庄重场合，其余讲话稿基本自己撰写。这一表述旨在强调亲力亲为。但其下属曾冰的回忆却提供了另一视角，他曾提及给陈行甲写材料的过程，并描述陈行甲是“把提纲一讲”，自己则“生发出灵感”来撰写，完稿后陈行甲会先表扬再提修改意见。

很显然，陈行甲讲话稿基本自己撰写的自述，存在严重的夸大。甚至很可能就是一种虚构。

关于辞去县委书记职务，陈行甲曾公开表示原因是“厌烦了戴着面具做人”，以及想换种活法。而其好友、媒体人褚朝新则披露，严重的抑郁症是导致他辞职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担心继续任职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其所在巴东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攻坚期内，贫困县县级领导班子要保持稳定的要求，其辞职未被立即批准，最终是以“犯上了严重的焦虑症”并提交病历才获准。

还有一些其他说法，涉及陈行甲背后长官当时的一些变化，因未进行验证，我在这里就不引述了。

陈行甲林林总总的叙事矛盾指向的是一种精致的修辞策略。他将制度性反腐成果转化为个人冒险故事，将科层制常规工作，包装成一种英雄主义独行。

所有的类似叙事都是可疑的。

不被带节奏的公众最终会发现，他的官场传奇更像一部单向度输出的纪录片，所有镜头语言皆由主角掌控，配角与反派皆失声。更多的细节始终晦暗不明。

我们不确定，所有这些事实是否像他的讲话稿一样，都只是空口白牙。他的表演性非常强。

表演并不一定是坏事。但如果陈行甲的表演更多是塑造自身人设，而不是为所在公益机构发声呢？

3

陈行甲的个人知名度远大于机构能见度。

陈行甲曾言：“公益需要专业，专业需要价值回报”，但其实践却背离此原则。

多数人知陈行甲，不知恒晖基金会；“联爱工程”的救助模型远不如其个人跳伞视频传播力强。

此次年薪争议后，他火线交棒，但基金会未来战略、项目审计报告仍未向公众清晰交代。

对比李亚鹏高调直播卖货却欠债成“老赖”的戏剧，陈行甲的困境在于，他懂得批判“公益=受难”的旧道德，却未建立“专业=透明”的新伦理。

陈行甲一边消费道德资本（公益初心、反腐悲情），一边践行市场规则（高薪跳槽、IP变现），这种双轨制生存本可成立——若他像乔布斯般明码标价“天才就该拿顶薪”，反而坦荡。但他偏要叠加悲情叙事与商业算计，结果两头失守。

传统派斥其“背叛理想”，市场派讽其“溢价不足”。

陈行甲的浮沉，揭示了当代中国道德英雄主义已难以承载复杂社会的价值评判。公众不再满足于“清官”“善人”的口头叙事，而是用你亲自建构的“圣徒”标准来审视你，这中间固然有民粹的成分，但也解构了英雄史诗。

陈行甲的经历提醒公众，应更加理性地看待公众人物精心打造的叙事，更关注其行为的制度性贡献和可持续性影响，而非仅满足于英雄主义故事。

或许，陈行甲最大的贡献是用自身的争议，强行给社会上了一课：现代公益不是道德秀场，而是专业战场；公众信任短期可以靠圣徒叙事赚取，但最终还要靠更真实的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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